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一直在挺进中。是吗？我保持谨慎的怀疑。“理尽词穷”我一度认为它只属于谎言制造者，但现在我感觉到它还是诗人的宿命。“挺进”与“理尽词穷”两者之间也许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在挺进的状态下理与词未必是其条件，也未必能左右挺进的发生与终止。反之，即使理尽，词穷，挺进也可以在无理与沉默中进行，霸道，尖锐，不关心万物做何反应。

我无意说“挺进”与“理尽词穷”是目前汉语新诗写作现场上体现出来的征候之一，因为它所揭示的身体政治学的亢奋、思想的稀薄和语言的丢失现象，不仅仅存在于诗歌写作的行当内。诗歌写作中的幽微、意外、未知、无物、忘我等元素，也不能纳入到某些铁质的语言或观念的容器内。有此一说，无非是因为我个体的写作旅程中出现了它们这样的怪物如影随形，我感到担忧和害怕。“挺进”抑或“服役”一直被我当成我在写作时应有的精神姿态，它们远离理应千刀万剐的作者优越感，心力、智识、美学观均能通过语言的接引，无畏而又谦卑地去共同完成一个短章，或一个体量在短章之上的作品。而且，“挺进”与“服役”对我而言是以一生的时间来计算的，不是某个时间段。但是，在此“挺进”或“服役”的进程中，一段时间以来，我渐次发现，写作时的精神姿态无论它如何虔诚和肃穆，它也越来越难以保证写作的正常展开了，更别妄谈什么有求必应了。写作自然要“有求”，否则写的意义也就变得虚无了，关键是求什么。梭罗说他是在寻找上帝藏身的地方，罗伯特·哈斯说他在揭示真相即感觉与思想相加的真实，显然这也不是某种精神姿态可以达成的。

我曾多次尝试着阐述自己的写作在求取什么。这本集子中有个短章《众我》，自认我是一个“长着几十个脑袋的我”，不是说有几十个脑袋在替我思考，是说到了现在我还是一个中世纪的幽灵，还在为个体自治和平息内在叛乱而搏命。这也就让我在求什么的时候总是出现某些游移，但其核心不外乎还是梭罗与哈斯两种观点的综合体——与“老天爷”同在的真相。有长期写作经验的人一看就明白，这样的写作诉求无疑是高于人力的，一生的时间如若没有神助，那肯定只会停留在想想而已的情态下，不会有什么写作的收获。事实也如此，当我朝着这个方向——以云南的原生文明特别是民族史诗中不容置疑的叙事方式为母体——艰难地挺进时，众多的业障内现之后，最要命的难题也出现了。因为“老天爷”有形无形地存在于字词中间，我开始放弃与无神论者关系密切的那些名词、动词、形容词，并反反复复地使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有限的词。如此偏激、冒险的行动，当它均衡地分布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不用猜测，我身边的一切东西都开始变得反常，而且留在了过滤器上方的少量的词语，似乎也在行动开始后变得僵硬、无力，没有展现出我想象中的圣斗士的威力，“老天爷与真相”同样消失在了外部世界的茫茫迷雾之中。

我视此为我的精神困境，并于这两年尝试着去消弭写作时的“挺进”姿态，以求自己既可以从“长着几十个脑袋的我”中解放出来，也希望再次从语言分列为敌我双方的危局中脱身，重新去辨识语言的本质之美及其力量。也许这反挺进和反语言偏见的写作其成果未必是我等候多时的，但这目光反卷过来坦然地逼视自己的方式肯定是我所需要的。《鲜花寺》乃是在这期间写下，盼望得到诸多方家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