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清晨的阳光已透过没拉严实的窗帘缝隙射了进来，一小束金黄的光亮正洒在静静地趴在浅灰色地毯上的“蓝鲸”旁。”

明月初升，一线薪火通往山顶。

人世早已消失我的影踪。

弦歌恰似绝唱，宏誓犹如轻响。

——《绝唱》

胡里杰，2013年7月16日

上周一一大早，我才在吃早饭，就接到李副电话，说邱玉浩被发现溺死在新西河里面。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意外，星期天晚上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他还和张向东、苏宏他们几个在单位里加班，怎么会突然间溺亡在新西河里面？

上周三如期召开的那个大型会议是按新来的市委书记要求举办的，因为与会的人多，时间紧，单位里人手又少，大家都忙得团团转，邱玉浩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偏偏在那关键的节骨眼上出状况，真是太糟糕了。我在手机里沉吟片刻，让李副跟公安分局保持联系，需要的时候过去看一下，然后又指示他打电话给张向东，让张向东把原来邱玉浩负责的那摊工作给大家分一分，确保这次会议万无一失。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但是没办法，工作摆在面前，只能迎难而上了。

幸好那三天会议没有出任何岔子，而且可以说是顺顺当当、圆圆满满地完成了。新来的市委书记对这次会议评价颇高。昨天早上，原来对我就比较熟悉的市长把我喊到他办公室里谈工作时，也半开玩笑地表扬我说，你原来能武能文嘛！到市里头当这个局长前，我在长北区当副区长，那几年美林街道旧城区改造，原来的市委书记让我们区立下军令状，要在半年之内完成旧糖厂地块的拆迁任务。时间那么短，当时区里的同志都说不可能，区委书记和区长也很头痛，可我确确实实带着美林街道的同志们一起做到了。军令如山，只要想办法就一定能完成任务。也是拆迁一役，我的岗位才得以调整，到了现在这个更大的平台。在我看来，做工作别无他法，不外乎就是肯投入，投入时间、精力、情感、意志，投入，投入，再投入，所有事情没有干不成的。

李副到我办公室来时，我才又想起邱玉浩的事情。他们上周跟我汇报过，说公安局那边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结论是醉酒后不慎落水，陷在淤泥中，河水随海潮涨起来后他被溺身亡。虽然邱玉浩生前并不是我喜欢的干部，但不管怎么说，他才36岁，好像还有个才念小学的孩子。他这一走，这个家庭基本上就算毁了，仅就这一点而言，他的突然离开还是让人感叹。

邱玉浩是通过公开招考到我们局的。他原来在东海县政府办干过，听说在那边是给他们阮副县长当秘书。因为工作关系，我跟阮打过几次交道，偶尔也听东海的朋友说起过阮的逸事，阮不仅贪财，而且似乎有断袖之癖，对男秘书长相要求很高。大概是前年年底，阮就出事情了，听说是他手下一个秘书实名举报闹起来的，最后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时只讲了阮受贿一千多万的情况，断袖一节被隐去不表。知道邱玉浩是阮的前任秘书后，有一次到下面下乡，在车上我还逗趣地问过邱玉浩，给阮当秘书感觉怎么样？邱玉浩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地没有说。我当时笑了下，在我眼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事情，看他那样子，我估计他跟阮那段时间也是受了不少罪。

我刚过来时，邱玉浩表现得还不错，交代他的文字都能高质量完成，但后来他就渐渐变了，虽然他也照常上下班，和过去一样主要负责办公室里面文字材料那一块，但总给我一种不主动、不积极、没激情的感觉。跟着我是比较辛苦，可是没办法，每个人都是这么过来的，等他们到一定位置，他们也就轻松、自由，有权力指挥别人了，想要干什么也就都会游刃有余，这时候，他们还得再熬一熬。我本来有想过要把邱玉浩叫来谈一次话，却正好碰到他加班时晕倒在办公楼下面的小广场上，之后他请了几天年假。邱玉浩回来没多久，又碰上原来市委书记不慎坠楼的事情，一时之间市里头人心煌煌。新书记来后，大家又忙着适应新领导，我也忙得团团转，找邱玉浩谈话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听苏宏说，星期天晚上加完班已经是七点半了，他们几个还一起到市政府附近的一家小菜馆里去吃饭，邱玉浩没去，他去了建设路那边的另一家饭店，说是另外有几个朋友在那边等他。出事以后，那天晚上和他在一起的人也都被派出所叫去做了笔录，原来是几个所谓的诗人。这年头做啥不好，写什么诗呢？我是有点不能理解。这些人中，居然还有一个是恭城师专的戴欣，她是我朋友邓勇的老婆，在一起吃过几次饭的。

根据几个所谓诗人的说法，他们那天晚上先是一起吃饭喝酒，后来就开始朗读他们自己写的诗，大概到晚上十一点左右就散了。那天晚上，邱玉浩喝了不少酒，甚至可能是他们中喝得最多的一个，后来是这批诗人中唯一一个不会喝酒的女医生开车送他回去的，不过这一点和邱玉浩老婆说的对不上，邱玉浩老婆说他过了十一点还没有回去，她还给邱玉浩打了电话，邱玉浩说他在单位刚加完班，正和几个同事在外面吃夜宵，让她和孩子先睡。邱玉浩显然是在撒谎，他这不是在坑我，坑我们单位的名声吗？

那天晚上，邱玉浩好像又去了老织染厂那边的一家酒吧，后来才溺死在新西河里。但他被送到他们家楼下后，为什么没有进家门，派出所也没有给出个说法。这个节点曾让我想起邓勇老婆，她跟邓勇分居好像有一段时间了，邱玉浩的死会不会跟她有什么关系？但警方好像并没有在这条线索上找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李副告诉我，邱玉浩的遗体明天就要火化了，邱父希望我们单位能主持告别仪式，并在仪式上给邱玉浩作一个评价。我想了一下，最后对李副说，局里可以派人到他家去慰问下，跟邱玉浩有来往的同事也可以以个人身份去参加告别仪式，至于以单位名义来主持这个仪式，我觉得有点儿不合适。

我对李副说，你想个办法，委婉地推掉吧。

简玲，2013年8月25日

十几年前，如果我有现在对生活的理解力，或者生活能重新再来一遍，我还会选择跟原来一样的人生吗？

玉浩去世后，我母亲对我讲起做七的事，她说按农村民间的讲法，人离开这个世界后灵魂一般都不能马上转生，除积善极多的人会立即升天，罪恶很大的人会立即下地狱外，大部分灵魂都在一个模糊地带等待着转生的机缘，如果能在五七之前为玉浩做好法事，他就能更好地投生转世。

我小时候在横街一条巷子里看到过人家做七，那户人家请了一班和尚敲木鱼念经，还烧了一座纸糊的房子，纸马纸衣服什么的，我对这种场景一直怀着莫名的畏惧。玉浩父母亲不是太懂迷信的事情，他妈妈不像我妈妈，几乎很少去寺庙烧香拜拜什么的，但在做七这件事上，听我妈妈说了做的好处后，他们也觉得应该要做。我个人并不太相信这种事情，而且觉得玉浩也不会相信，说不定还会讨厌，但是，既然他们都想要做，我也就不反对，但愿我们做的事情真的对玉浩会有好处。

虽然玉浩生前和我有一些矛盾，我也经常冲他发脾气，但他的突然离开，还是给我带来很大的打击。他走以后，亲戚朋友们帮忙一起办了丧事，我的一些朋友和闺蜜也陆续到家里面来，想要安慰我。然而，一个人试图要去安慰另一个人真是太困难了，与其和她们在一起讲玉浩的事情，我更愿意一个人找一处僻静的地方细细地舔舐伤口。

我跟玉浩都是师大毕业的，他比我要大两岁，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在晚报社实习，他那时候在县政府里给一个副县长当秘书。当时，我还有大学里文青的习惯，时不时会写一点儿小散文、诗歌什么的，跟玉浩他们几个人认识后，大家就经常在一起吃饭、看电影，在街头吃刨冰，有时候还会到报社大荒租的房子里去玩。玉浩上班比较忙，他出来得少，但他一出来，我们吃吃喝喝的聚会就会变得有点儿像是专业读书会。

回想那段时间，现在真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非常明显地，我的生活被分成了前后不同的两截，前面短短的几年贫穷却又浪漫，后面的这些年则充满了忧虑、艰辛和努力，同时又为生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那条分界线是什么时候划下的呢？我现在无法说出准确的时间，但我知道，大概是我和玉浩结婚后，小煜出生了，我们要给孩子买奶粉和尿片，我们还得要买房子。正像雨果在他的哪一部书里说的，一个少女是天使的躯壳，当她做了少妇，那天使便飞走了。春节时，我和玉浩一起回他老家瑶台岛，明显感觉到他那些没考上大学的亲戚朋友都比我们有钱，大学毕业五周年时，我们班搞了个聚会，我发现班上好几个同学都已经买车了。我承认我是比玉浩俗气，他对同龄人之间这种物质上的差异没什么感觉，反正整天就是上班、加班，仅有的一点点时间他也是用在看书和写诗上，但这种差异让我受不了。大概就是在那段时间，我突然明白我们不能再像原来一样过日子了，我们得赚钱，得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不能过得比同龄人差。

那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玉浩身上有好多缺点，他太没有现实欲望，太务虚，太不切实际了，我们经常吵架，我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会把东西往地板和他的身上摔，这样吵过几次后，我昔日的淑女形象估计已经在他心目中荡然无存了，他不再跟我讲他对生活的想法，家庭方面的事也全听任我来安排。在我坚持下，我们终于贷款买了我们家的第一套房子。玉浩父亲是一个好人，我们买房时，他还拿了五万块钱给我们，在当年，五万块算是一笔大钱了。房子装修好后，玉浩父亲还出岛来看了一下，我感觉他也挺高兴，虽然房子装修得比较简单，但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

玉浩很讨厌东海县的那个副县长，总是尽可能地躲开他，借调期间他好像还差一点就被打发回瑶台中学去，后来，他通过考试考到了市政府里，在市政府上班，听起来很好听，可事实上，他那个单位真不是好单位，他们太经常加班了，他们局长经常周末不休，晚上也常常不回家，就待在办公室里，他加班，所有人也都得加班。玉浩说他们局长是个事业狂，我猜他肯定是家庭生活方面有很大的缺憾，所以才会总想着要从事业中来弥补。我奶奶以前跟我说过，会干活的农民，总是气定神闲，衣服和锄头都是干干净净的，只有那些不会干活的人，才总把自己搞得看过去忙得不得了，身上也邋里邋遢。我奶奶说的是农民，一个单位其实也是这样，好单位一定是在正常工作时间就能把工作完成的，经常要加班，肯定是有问题。就是因为玉浩太忙了，后来我才把我妈妈从乡下接过来照顾小煜，如果不是我妈妈来帮忙，我们这个小家庭要怎么运转我都搞不懂。但也许正是因为我母亲来了，玉浩反而变成了家里面的闲人，后来，他好像也习惯了这个闲人的角色，渐渐地把家当成了旅馆和饭店，这一点，我在他走后才有所体会。

买心家泊那套电梯房时，我跟玉浩大吵过一次。那时候，我哥哥在新城区看到这个楼盘，觉得地段很好，哥哥通过他在建筑设计规划院的朋友了解，知道这里日后学校、医院都有配套，在离小区不远的河边还规划了一个新公园。哥哥头脑活络，他前些年就辞职自己办了公司，在市区里也有两套房子，看过心家泊后，他对这个新楼盘很动心，打电话给我，叫我跟他一起在那里面对面买两套房子，这样彼此间有个照应，也方便照顾我们父母亲。我和玉浩在老市区的房子是楼梯房，我其实一直想着要换电梯房，可就是没有机缘和动力。

哥哥跟我说了心家泊的情况后，我也觉得心动，没想到玉浩对此很不高兴。我跟玉浩说心家泊老板答应给哥哥比较大的优惠，而且哥哥愿意帮我们垫首付的钱，这相当于我们只要还每个月的按揭就可以了，玉浩说，现在住的这套房子按揭都还没还完，就又要买一套，这样做有什么意思啊？那时候我已经有投资增值的意识了，我说，心家泊那边的房子升值空间大，我们搬过去后，还可以用现在这边房子的租金去还心家泊的贷款。玉浩冷笑了一下，搬过去住？等那边配套完成，小煜可能都上初中了。他这么说是对的，孩子上学是在老城区方便。我知道那时候我们买心家泊压力是有点大，但和哥哥一起去售楼部看过心家泊的沙盘和户型图后，我被这个小区迷住了，这小区设计得确实好，绿化率也高，就连名字都起得好，心家泊，让心在家里面停泊，多温馨的名字啊！最后，我一时头脑发热，没跟玉浩商量，直接就在售楼部签了合同。知道这事情后，玉浩非常生气，我们两个人大吵了一场，他整整一个星期没有跟我说话。

我知道玉浩不喜欢天天在银行债务的阴影里生活，但问题是他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我们年轻时的那几个诗友，早已经风流云散，就连过去一头飘逸长发的大荒，现在也已经剪了板寸，挺着个小肚腩，变身为北京一家民营医院的院长。虽然因为还贷，生活变得有些紧张，但事实上，我们前后买的两套房子还是很值，在我买下心家泊的房子后没多久，恭城的房子就开始疯涨，短短两三年时间，全城的房价就已经翻了一番，心家泊涨得更厉害，要是放到现在，我们是绝对买不起那边的房子的。

我承认，我对玉浩的感情是复杂的。他太不务实，不懂得享受世俗生活，在他去世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是觉得他很傻，可是他走后，我又意识到他这样的男人并不多见。深夜里，我一个人睡在那张两米宽的大床上，平时他睡的那一侧空旷得就像是沙漠。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想起我和他的分歧。过去，我从没有想到过死亡会离我们这么近，面对死神的镰刀，我突然有些惶惑地感到自己其实是被欲望所挟持，还有就是担心在经济上被别人甩在后面，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一次死神是要突然间来带走我，那在我的墓碑上只能写下，她到过这个世界，买过两套房子，在银行按揭尚未还清时就离开了。想到这一点，我真有些难过，我不是庸俗的女人，我不是不喜欢更美好的人生，我也不想一辈子做房奴。

那天晚上，我给玉浩打过电话，他说他加班刚结束，正和同事在外面吃夜宵，让我和小煜先睡。玉浩加班是常有的事情，我也没有在意，我没想到他欺骗了我，最后还在新西河那里出了事。和他在一起的朋友说送他回来过，还看他上了楼梯，可是，他并没有打开家门。在感情方面，我一直是相信他的，但那天晚上的事情，让我对我们的感情打上了问号。

开车送玉浩回来的医生开的戴欣的车。说到戴欣，我想起好像是在我妈妈刚来城里不久，玉浩曾经在某个周末下午被我闺蜜看到和一个女人一起从兴业大道的夕时咖啡馆里出来，闺蜜打电话告诉了我这件事。玉浩回来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异常，吃饭时，我故意问他下午到哪里去了，他倒是坦白地告诉我说，戴欣找他有点儿事情，和她一起在外面坐了会。戴欣是他同班同学，以前有见过的，后来嫁给了一个开车行的老板。我们结婚时，她还来参加过我们的婚礼，后来渐渐地来往得少了。我故意装着打趣的样子问玉浩说外面是哪里，他微微皱了下眉头，说了夕时咖啡馆的名字，和我那闺蜜说的完全一样。后来他还跟我说了戴欣找他的原因，时间隔得太久，我已经记不得具体内容了，好像是她们师专里的事情。

有没有可能，在大家散掉后，玉浩又单独和戴欣去了哪里？我对警察说起过我的疑问。但警察说没有，他们说玉浩只是一个人在织染厂那边的一间小酒吧里喝酒，是喝醉酒后不慎落入河道溺水致死。至于他为什么到了家门口却没有进来，没有人跟我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好像这和玉浩的死没有任何关系。

在无法入眠的深夜，我在空旷的床铺上辗转反侧。床褥上还有着玉浩的气息，我抱着枕头，却悲哀地想到，我极有可能一直被瞒骗着。玉浩的灵魂可能早已经离我远去，每天和我在一起的只是一副毫无价值的躯壳。而现在，就连这一副躯壳也离开了我。

沿着江滨大道，一个十字架越过路边民居的屋顶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望了眼手机导航，石浦教堂马上就要到了。这是我今天下午的目的地。十年前，我第一次跟玉浩来这个据说是天主教最早传入恭城所建的教堂，当时是初夏，教堂青灰色的剪影里，几棵凤凰木正如火如荼地盛开着，树上的红花饱满、绚丽，像天边的朝霞那样热烈，不含有一丝杂质，也就是在那临江的凤凰树荫下，玉浩第一次吻了我。

停好车，我从教堂旁边开着的铁门进去，历经沧桑的教堂和我第一次来时一样，庄严肃穆，笔直伸向天空的哥特式尖塔却又轻盈，让人要忘却尘世间的挣扎。但站在广场上，我心里却冒出一丝疑惑，石浦教堂似乎和我记忆中有所不同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发生了改变？我反反复复打量，最后才明白，原来是教堂两座建筑物之间的位置变了，那座我和玉浩曾经坐在它台阶上看江的神父住的小楼，现在好像被移到了大教堂右侧，而神父楼所在的位置，现在应该就是我开车来时的江滨大道。的确，过去在江与教堂之间，是没有现在这一条六车道的马路隔着的。

真是不可思议。我满怀困惑朝前走去。后来，我的判断在广场旁的一块石碑上得到了印证。两年前因为江滨大道建设的需要，神父楼被利用钢城螺旋千斤顶先是往东平移了76.5米，旋转90度以后，又向南平移了30.3米，石碑上还说，这是国内首例建筑定轴旋转工程，填补了技术方面的几项空白。

这仿佛是沧海桑田的另外一种表现，神父楼的移位和那些凤凰树的消失让我处在一种极为奇怪的感觉中：我像是到了一个从没有到过的地方，可又确凿曾经来过；眼前这座教堂明明与我的往事有关，却又好像毫不相干，这样的感觉，我不懂到底该如何来形容。

广场上，是一些慕名前来石浦教堂参观的人，还有一对年轻人正由商业摄影师在给他们拍婚纱照。我知道，石浦教堂高耸的塔楼、尖形拱门，还有修长的石柱拍到镜头里面都会是很美的，这天下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坐在广场一侧的椅子上，悲哀地望着眼前的一切。

教堂里面，有并不算多的十几个人坐在那听神父讲话，这些人大多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妇女，他们身后，还有一大片空着的椅子。这似乎是教会周日下午的某种仪式。我不是天主教徒，不是基督教徒，也不像我母亲一样虔诚地信仰着庞大而复杂的佛道神仙系统，在玉浩去世前，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关于信仰的问题，可这天下午，望着那些坐在教堂里面的老人，我突然感觉他们挺幸福的。

站在教堂门口，我不懂得非教徒的自己是否可以进去。

可进去以后，我真的就能找到自己生命的依靠吗？

陈新宇，2013年10月12日

这天晚上，戴欣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玉浩在恭城不小心溺水身亡的事情时，我暗暗吃了一惊。这段时间，我经常会想起玉浩，夜里一个人在书房静坐或者是在把玩石头时，我好几次冒起过要给他打电话的念头，没曾想，电话还没打成，他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戴欣和玉浩念书时，师大还在原来的老校区，他们两个都是水鸟诗社的，经常一起从学校西面的小铁门过来，穿过那时还不太拥挤的学生街，到我家里来聊天。有时候碰到周末，我妻子在家，我还会留他们一起吃饭。他们两个都挺有悟性，可以算得上是我当年的得意门生了。

毕业以后，戴欣进了恭城师专，她父亲在师专当副校长，算是有点儿近水楼台，玉浩找工作不太顺利，后来回了他老家瑶台岛，在岛上当中学语文老师。以玉浩的才华而言，这多少有些不般配，但玉浩似乎并不太在意。那时候我们联系得还比较多，他不时地会给我写信，寄来他新写的诗歌，说他在学校做的种种事情。后来，戴欣和他们那边一个小老板结了婚，玉浩好像也借调到他们那的县政府里，之后我们联系就渐渐少了。年轻人毕业后要养家糊口，要忙事业，而我自己差不多也是在那段时间，因为某个机缘调到了现在所在的省报，大家都变得很忙，联系少了也算是正常。

玉浩到我家来的那天晚上，我正在工作台前研究一块好多年前买的深黛色纹石。这块石头坚硬清润，长12.3厘米，最宽处3.8厘米，高4.3厘米，深黛色的外表上密布着很难描述的细细的褶皱，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的身形、头、尾，包括后半身略微向左摆动的形态都像是一只历经沧桑的大鱼。这块被命名为“蓝鲸”的纹石是我最喜欢的一块石头，我常常把它搁在工作台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它。

欣赏、收藏石头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乐趣，我在这上面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其他的就不用说了。妻子老是嫌家里面石头堆得太多，对我这个爱好颇有怨言，她不能理解，石头由时间造就的外形、色泽和纹理就是它们传递给世界的信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揣摩和破译，与石头动辄数十万，上亿年的生命相比较，我们人类只有几十年的生命简直短得不值一提。

玉浩电话打进来时，我看了一下，显示在电话机屏幕上的号码并不熟悉。现在打家中电话的人已经极少，只不过出于与养宠物一样善始善终的心理，我没有把电话拆机。电话铃又响了几声，我拿起话筒，里面传出来一个急切的声音：是陈老师吗？我迟疑了一下，回答说是，电话那头自报家门说，陈老师，我是邱玉浩啊！

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虽然十几年没见，但邱玉浩的声音还是一下子把我拉回到过去，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亲近。玉浩告诉我，他在省城开会，想到我家里来坐坐。“到家里坐坐”，这是念书时玉浩和戴欣要来我家电话预约时最经常说的话，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他还是这么说。以现在省城的一般习惯而言，大家通常很少在家里面会客，按照正常情况，我本来是会找一个借口婉拒玉浩上门拜访的，但也许是他让我记起了过往时光中的一点美好，我还是对他表示了欢迎，并在电话里告诉了他我现在的住址。

大概四十多分钟后，玉浩出现在了我家门口。听到门铃声，我打开里层铁门，隔着带栅栏的外层铁门，玉浩看到我，欣喜地叫了一声老师，眼睛似乎也一下子明亮了起来。我笑着推开防盗门，把他迎了进来。

那几天高考刚结束，我妻子正好带孩子到英国旅游，家里面就我一个人。我让玉浩在客厅沙发上坐下。和十几年前相比，他的变化并不算大，还是瘦高个儿，穿着白衬衫，黑西裤，衬衣下摆扎在腰带里面，是机关公务人员的标准着装，不过仔细打量，他的气质还是让我记起多年前到我家里来谈论诗艺的那个年轻人。我问他现在在哪里上班，玉浩告诉我说，前些年他通过一场选拔考试考到市里头去了。

那要祝贺你啊！虽然对所谓的机关工作并没有什么好感，但想起他当年毕业时在瑶台岛上教书的情形，我还是顺口这么说了一句。

没什么好祝贺的，我天天在那写材料，对这工作已经非常厌倦了。玉浩皱着眉头说。

我在心里笑了一下。厌倦又能怎么样，除非能跳出去，或者提拔到更高的岗位上去，否则不是还得照这样活下去吗？看玉浩书生气的样子，我估计他也没有到社会上去经商的想法和能力。

我泡茶的时候，玉浩悄眼打量着我客厅里专门摆放石头的展示柜。在师大新村时，我家里到处都是书，客厅里是书，书房里也是书，玉浩和戴欣当年到我那去，一般是在小书房里坐，那里面挤挤挨挨，放两三把椅子后就没个挪脚的地方了。搬来这套房子时，我在宽敞的书房里只摆了两个书柜，过去那些藏书，除哲学、历史和很少一部分文学类书籍外，大部分都和老房子里的八个旧书架一起送了人。不在高校教书以后，我对读书变得又慎重又随意，慎重是觉得人生有限，要读就要读好书，随意其实是懒惰，为自己的少读书甚至不读书找理由，说实在话，和以前的青灯黄卷相比，我现在更乐意把时间花在玩石头上面。

“老师现在还写诗吗？”玉浩问我说。

“好长时间没写了。”我回答他说。我不想就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于是就把放在面前茶几上几个月前我刚出的一本《奇石过眼录》递给他看。这书出得还行，精装，铜版彩印，装帧设计也是省城最顶尖的工作室做的，除了几个老领导和一些国家级专家题词作序外，还有近两百个页码。我在书里花了三分之一篇幅简单分地质、时间和收藏方向介绍了奇石文化，接下来就用大量图片展示了我过眼的一些精彩奇石，几乎所有奇石我都配了介绍。玉浩接过又厚又重的书，客气地赞叹了几声，他在我的指点下翻看了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些奇石图片，不过，他对石头好像并没有太大兴趣，翻了一会儿后，就把那书放到一边。

“陈老师，我们那市委书记跳楼的事情您有听说吗？”他突然间问我。

这事情我怎么会没听说？前一两个月，恭城市委书记顾文龙跳楼一事简直是轰动全省，甚至可能是轰动全国。顾是我同校同系的学弟，在校期间还跟着我们一起办过诗报，他毕业后也和我一样留校任教，在师大教书期间，我们还有一些来往，后来他到地方从政后，彼此间才联系得少了。

我没有跟邱玉浩说起我和顾文龙之间的关系，只是点了点头，告诉他我听说过这事情，但也不是特别清楚，并问玉浩当时具体是什么情况。对顾文龙跳楼的细节，我还是想知道更多一点的。

“他跳楼那天是星期一，”邱玉浩告诉我，“那天早上，市政府里有一个重要会议，顾文龙本来是要去参加那个会议的，会议室和他办公室都在五楼，听说他已经到了会场，会议也马上就要开始了，可突然间，顾文龙接到一个电话，接起手机后，他一边说话，一边就当着众人的面走出了会议室。起初大家都没在意，以为他只是到外面去打电话。可过了十来分钟，会议时间已经过了，他还没有回来，他的秘书正要出去找他，这时候，楼下保安就大叫起来了。没过多久，外面就有救护车和警车的声音传来，市政府大院像炸开了一样，好多人都停下手中正在干的活，怀着疑虑在窗户前面张望，一开始，很多人都不懂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市委书记跳楼了。”

“不过当时官方对外公布好像只说他是不慎坠楼，有没有可能是不小心掉下去的？”我问玉浩说。

“怎么可能不小心掉下去？”玉浩说，“顾文龙是从五楼卫生间跳下去的，到过我们办公楼卫生间的人就都知道，在那里面，除非自己爬到窗台上跳下去，否则根本就不可能掉下去。后来有传言说，他是因为到恭城任职前的事情被中纪委盯上了，所以才出了事，具体是怎样的我们也不很清楚。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的时候，我一些同事还跑到后面窗口偷偷地往楼下看，虽然他被抬上救护车拉走了，但我那些同事当时就判断说他已经没救了，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说的没错。”

我脑海中浮出顾文龙从五楼坠地的情景，当时现场肯定极为血腥。顾文龙个子不高，人也挺有才华，他当年和我们一起办诗报的时候，就很会和各方联络沟通，表现出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师大同学中，他这年纪当到地方一把手，算是发展得很好的了，谁能想到他竟然会是这样的结局。我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

“虽然在市政府上班，但我们平时也没机会和市委书记有什么交集，只知道他很会做事情，为人也很豪爽，他跳楼以后，我们还听说他是个孝子，一有时间就会回省城去看他母亲。他原来也是农村出来的，父亲去世得早，是他母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就在他跳楼的前一个周末，他还回去看望过他母亲，可眨眼之间，他就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顾文龙肯定曾经是他母亲心里的骄傲，可他跳楼以后，一切都要翻一个个儿了。”玉浩说。

“那天中午下班时，我特地拐到楼后面去看了下，那一摊血迹已经被冲洗过，水泥地上只剩下一点一时洗不干净的血污，在不远处的草丛里，还有半片破掉的眼镜片被遗忘在那里，正在中午的太阳底下闪射着反光。望着那半块眼镜片，我觉得非常悲哀，能当到市委书记，已经算是全恭城权力最大的人了，可他却死得这么悲惨，没有一点儿尊严。

“有好几天时间，大家都在议论顾文龙跳楼的事情。我也一直在想，他到底为什么会跳楼？他是不是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绑着，这绳子让他从楼上往下跳，他就不得不跳？”

我坐在玉浩对面，发现他说话的口气有点儿奇怪。一开始，我以为他只是随口提起顾文龙跳楼的事情作为谈资，可看来不是，和普通的聊天相比，他的神态和语气都表现出他有些过分投入了，他到我家里来，难道就是为了和我议论这件让人内心沉重的事情吗？

对玉浩扯起的这个话题，我突然间觉得有点儿不能忍受。在这静谧的夜晚，像我一样好好地欣赏把玩石头，把思绪放到辽远的时空里去，岂不是更为美好的体验？

我给玉浩面前的杯子里添了一点茶水，对他说，“时间会抹平一切的，议论一段时间，痛苦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把这事情全部忘掉，就像顾文龙从来没有出现过，生活仍然会和过去一样继续下去。”

我把话题生硬地切换掉，向玉浩打听戴欣的消息，也就是那天晚上，我才从他那里知道戴欣和她丈夫已经面临离婚。或许是话不投机吧，之后又坐了半个多小时，邱玉浩就起身告辞了。我站在门口，望着他走进电梯，知道电梯将下行17个楼层，把玉浩送到楼下。

不过有点儿奇怪，邱玉浩在我家里时，我没有和他聊太多东西，但在他走后，我却发现自己的心有点儿静不下来。我没有再回书房里去，而是一个人坐在客厅，给自己又泡了一壶新茶。

接下来的几天，我老是会回想起过去的一些人和事情。邱玉浩的到来就像是一个奇怪的引子，把我貌似已经波澜不惊的内心又重新搅动起来。我回想起我年轻时做过的一些事情，我的几个已经很长时间没联系了的朋友（如果要准确地说，已经不能再称为朋友了），受这些回忆触动，第二天晚上，我还翻箱倒柜，从柜子里找出早年间的相册来看，太长时间没有去碰，那几本相册已经带上了淡淡的霉味。看相册勾起了更多回忆，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我竟然莫名其妙地记起了切·格瓦拉，当年我拥挤不堪的小书房墙上曾贴过他的一张画像，切·格瓦拉高踞书房东墙许多年，可后来搬家时是如何处理的，有没带到新房子这边来，我绞尽脑汁，居然一点儿印象都没有了。

回想这些陈年旧事的时候，我意识到，邱玉浩极可能是碰到了我当年也曾遭遇的精神危机，所以才会特地跑到家里来找我聊天。虽然他没有说，但我猜想他的日子肯定挺难过，而且只要他没忘记诗歌，还想着所谓有意义的生活，他的日子还会越来越难过。我比他虚长十几岁，现在似乎已经看清楚了人生，人和社会就这么回事，我们年轻时所渴望的建功立业，现在所谓的梦想与辉煌，其实都不过是海市蜃楼，水中捞月，而所谓的文学诗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我们心相的投影，大多属于自欺欺人的虚妄。在放弃深度思考和诗歌写作后，我活得轻松了许多。历史像我把玩的许多石头一样，在漫长的时间刻度上，只有很少的一点点事件会被时光冷凝固结下来，能够形成晶体的更是少之又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告诉自己，平凡如我之辈的努力，大多数时候在历史进程中都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我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真是对的吗？玉浩到我家来后，我仿佛看到了昔日的自己，我好像才刚刚年轻过，可再过几年，我就要退休了。时间像箭一样射过，而我在其中只不过是浑浑噩噩，稀里糊涂就过了大半辈子，在这一生中，我做了些什么？又有多少日子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

这种很久都没有过的思考使得整个夜晚都变得悲怆，以至于快十二点时，跟正在科茨沃尔德小镇游玩，时差有七小时左右的妻子打过电话后我仍然感觉内心苦涩，为了平复自己的心情，我又从工作台上拿过那块“蓝鲸”来端详。

那天晚上我可能有些累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放大镜搁在膝盖上就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在睡梦中，我的身体突然间缩小了，这个小小的我爬到了“蓝鲸”背上，而“蓝鲸”越变越大，最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蓝色巨鲸，蓝鲸驮着我在深蓝色的大海中游弋，它轻盈地摆了下尾巴，在我们身后就翻腾起一大片白色的泡沫。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清晨的阳光已透过没拉严实的窗帘缝隙射了进来，一小束金黄的光亮正洒在静静地趴在浅灰色地毯上的“蓝鲸”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