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64年秋天，我背着小书包，跟在母亲身后，穿过村庄的马道，走进了我们村小学的大门。学校在村子北街的最西头。也许母亲拉着我的手，我不记得了。就是拉着我的手，我也是在她的屁股后边。走进老师的房间以后，我就到了母亲的前边。母亲把我交给了小学校唯一的老师——我上小学了。那唯一的老师姓韩，我们叫他韩老师。

我学的第一课是“日月水火”，第二课是“山石田土”，然后依次是“人手足”“口耳目”“丈尺寸”“元角分”……均带有图画。

一年多以后，在我的记忆里，课本的内容变了。小学一年级语文课的第一篇课文成了“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很快，我就跳到三年级了。之所以记得这样的课文，是因为韩老师忙不过来，让我代他给一年级的同学上过语文课。

不久之后，韩老师换成了王老师。王老师依然是唯一的老师。再后来，老师就换成了我们本村的一位中学毕业生，挣工分不拿工资的那种，叫“民办教师”，在当时属于新生事物。

几位老师都很喜欢我，可能是因为我学习好的缘故。但是，我给王老师贴过一张“大字报”，不是标准的“大字报”。因为“大字报”都是用毛笔写在纸上的，我的那张“大字报”是用粉笔画的，画在老师的门上：一个笔画拙劣的大人里边套了一个小人，“大人”是王老师，“小人”是我们班上的一位同学——我有些讨厌他。意思很明确，王老师包庇坏学生，应该批判。我还在王老师的自行车上动过心思——我趁老师不在的时候，偷偷解开他缠护自行车的画报，看看里边有没有毛主席像，没有——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用那个时候流行的方式揭发王老师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很忐忑，很不安，因为王老师那么喜欢我——但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因为那时全中国的人都在造反，都在写大字报，都在批判老师，批判各种权威。在小学校里，王老师就是权威，而且是唯一的。

许多年以后，每想起这件事，我都会感到后怕，后怕到战栗——“恶”是可以学习的，人心向“恶”倾斜要比向“善”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