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期中国作协在有关部门支持帮助下，组织报告文学作家深入武汉抗击疫情第一线采访创作，从今天开始，本报陆续刊发这几位作家创作的作品。

——编 者

一

人民警察，一个平凡而又光荣伟大的职业，更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刚强和力量的代表。当大家漫步在城市的街头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是人民警察在默默守护着人们的祥和与安宁。我们的万家灯火背后却是人民警察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负重前行。

在武汉街头，我见到最多的就是人民警察，他们在排查、设卡、巡逻、打击违法犯罪、做抗疫宣传……路口卡点、交通要道、车站市场……从大街小巷到乡间小路，从黎明到深夜，那抹让人心安的“警察蓝”一直都陪伴在我们身边。

2月29日，作者纪红建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宝丰街派出所采访

在这次疫情中，还有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叫“突击队”。干什么呢？负责他们各自辖区患者的转运工作，包括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疑似感染者、发热病人、密切接触者，将他们从各自的家中送到医院或是隔离点。这些人中有老年人、有年轻人、有重症患者，也有轻症患者。不管是谁，他们都可能是病毒携带者。

而我们的人民警察，他们是司机，还要给患者提行李，对于老年人或重症患者，他们要搀扶，甚至要从楼上背到楼下再背到车上，到了隔离点或医院，他们还要把病人背到病房。

二

在武汉市公安局硚口分局宝丰街派出所，我遇到一位警察，他叫赵闯。

当时他正在即将执行转运任务的同事防护服上写上他们的名字，再加上“加油”两字和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托付。

武汉是1月23日封城的，赵闯是封城前夕回老家的。1992年出生的他，老家在重庆奉节，家里除了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他从小就懂事，且成绩优异，从小就向往军人和警察的他，高考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警校，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16年大学毕业，赵闯被分到武汉，如愿当上了人民警察。干上了自己喜欢的事业，他干起工作来如痴如醉，跟玩命似的，甚至一连三个春节都没回重庆老家，主动选择在所里值班。

这次怎么回老家了呢？

妈妈想他了。夏天的时候，妈妈就给他打电话，说儿子3年都没在家过年了，要是不忙，这回过年一定要回来好好团聚。赵闯知道，他和姐姐就是妈妈的命根子。于是对妈妈说，这次春节一定回家。

领导很关心他，春节快要到来时，所领导对他说，小赵，把工作交接一下，回重庆老家过个年吧，好好跟家人聚聚。已经3年不在家过春节了，该回去看看了。这一番话，说得这个热血儿郎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儿。

赵闯自己也想家呀。他是自己开车回家的，开了9个多小时，中间只休息了一次。但他感觉一点都不累，其实哪有不累的呢？是兴奋罢了。马上就要见到父母和姐姐以及其他亲人，他怎么会觉着累呢。但他哪里知道，此时，一种新冠病毒在武汉悄然涌动，正在威胁同胞的健康，甚至生命。

妈妈更不知道。

看着儿子长大了，懂事了，还当上了人民警察，妈妈高兴啊。她抱着儿子，抚摸着他的头，还喃喃地说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儿子盼回来了。这次回来，一定要好好陪陪妈妈。儿子说，妈，我这次肯定好好陪你。这个春节，妈妈准备得异常充分，什么好吃的都买了。特别是团年饭，妈妈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

但随着除夕夜的临近，赵闯的心情愈发沉重。

赵闯说，说实话，吃团年饭时，我心不在焉。当时我一边想着武汉，一边吃着饭，妈妈真是疼我，净把好吃的菜往我碗里夹，可是我哪吃得下呀。但我只能放在心里，装着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不能让妈妈伤心和失望。吃完团年饭，我实在忍不住了，就给所领导打了个电话。一是问了问武汉这边的情况。领导说，疫情确实严重，武汉已经封城了，同事们都到外面执行任务了，还有不少到天河国际机场封场去了。二是我说我要马上回武汉。领导说，你在外地休假，情况特殊，可以不回。我说，我是预备党员，我必须回来。领导说，城都封了，你怎么回。我说，我不坐飞机，也不坐高铁，自己开车应该是可以的。领导说，那你自己注意身体，路上开车小心着点，有什么困难，随时和所里保持联系。

与组织沟通后，赵闯的心里有底了。他就开始向妈妈提回武汉的事。他知道妈妈会有些不舍，甚至难受。跟妈妈说时，他声音压得很低，妈妈我得赶回武汉。妈妈说，儿子，你现在不是在休假吗？不回去不会有影响的。他说，妈妈，不是受不受影响的事，我是一名人民警察，还是一名预备党员，我没有理由不回去。妈妈说，儿子，可是现在武汉多危险呀。他说，妈妈，再危险我也得回去。

赵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说，妈妈，高考时您不也鼓励我报考警校，当一名人民警察，好好报效祖国吗？现在既然我穿上了这身警服，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应该有大局意识。我是武汉警察，武汉有难，我不回去说不过去呀。妈妈说，可是你刚回来才3天呀。他说，妈妈，我以后可以随时回来的，可是武汉疫情严重，许多人会有生命危险，不能等呀。同事们都在前线执勤，我一个人待在老家，跟当逃兵一样，我心里会更难受，会成为一辈子的遗憾。说完，妈妈一下控制不住，抱着他哭了起来。

第二天是正月初一。一早，赵闯就驱车往回赶。可是，刚到高速入口，他就被拦住了。为什么？他的车是武汉牌照。“武汉”二字，此时成了一个异常敏感的词语。不论在哪个省份，只要听说是武汉来的，都会严格询问、严格隔离，甚至是敬而远之。赵闯说，我是警察，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做法，也全力配合与支持。他们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有没有人坐了我的车。我告诉他们我是1月21日回来的，车上就我一个人。他们问我去了哪些地方。我说，除了在家里，还没来得及出去。我又说，我是武汉那边的警察，现在武汉疫情严重，想回去参与工作。他们说，这我们都知道，但不行，你暂时走不了。第一不知道你身体有没有问题，第二万一有问题，不知道你具体去了哪些地方，与哪些人有过接触。不是说他们把武汉人当成异类，而是为了大家，为了我们国家。他们不知道我的情况，所以必须把情况问清楚，更何况新冠病毒潜伏期那么长。

赵闯只得打道回府，但回的不是家，而是隔离点，需要进行观察。他说，我很理解他们的工作，但作为一名武汉警察，这个时刻，我心能安吗？每天疫情不断加重，确诊、疑似患者都在大量增加，我心急如焚。我每天都会向他们反映，说我身体状态非常好，每天准时测量体温，把自己的温度告诉他们。我恳求他们说，我真得回武汉了。他们中有个人说，着啥子急嘛，武汉那么大，不缺你这一个警察。我说，是不缺我这么一个警察，但就算做不了太多的事情，好歹也能出点力呀。不积小流，何以成江海呢。就是在这种焦躁中，我在一张A4纸上向分局写了一封请战书。大意是：我是我局2016年参警的青年民警赵闯。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作为一名中国青年，作为一名预备党员，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应该敢于担当、主动作为，冲在抗击疫情最前线。在此，我正式向组织申请加入分局的抗击疫情突击队，时刻准备奔走疫情防控第一线。我将积极践行入党誓词，发挥公安干警不怕苦、不怕累、不畏艰难、不惧牺牲的精神。我保证时刻服从组织安排，听从指挥，哪里需要我，我便去哪里，时刻准备为打赢这场疫情防控战而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保证在此期间令行禁止，随时注意自身安全，疫情不散，我便不退。

一周过去了，赵闯的身体没有异常，在当地派出所的支持下，他多次和当地卫生部门联系，并在卫生部门的帮助下，到医院做了筛查检查。1月30日，检查结果显示身体正常，当地抗击疫情防控部门同意赵闯离开。第二天上午，他开车直奔武汉。晚上9点多，经过9个多小时的长途奔波，他回到了派出所。

回到派出所的当天晚上，赵闯第一件事就是把写好的请战书交给领导。领导也正式给他宣布了任务：加入突击队，转运患者。当时突击队已经有5位年轻民警了，都是“90后”，他们的工作就是专门负责运送患病群众。但他知道，作为一名警察，不能光靠激情，不能义气用事，必须理性，必须讲科学。转运患者，苦和累算不了什么，主要是安全，这才是重中之重。所以当天晚上，他对自己穿脱防护服进行了强化训练。之所以加强练习，是为了尽可能安全地穿脱，防止感染。

2月1日是赵闯第一次转运病人，既紧张，又难受。他说，平常看新闻，总觉得患者离他很远，没有太多切身感受，但真正要面对这项工作时，说不怕那是假话，但警察不上谁上？送第一趟时，看到患者走路都走不稳，还不停地咳嗽，我才真正意识到危险就在眼前，所以一路上非常小心，不敢跟他们多聊，送到位后，就赶紧回来。虽然我们的防护服非常严实，但要呼吸，还是有些空隙，所以担心病毒是不是会从这里爬进去。

赵闯说，2月1日那天，从中午忙到深夜，他总共送了5批共18人。患者年龄普遍偏大，行动不方便。他将车开到这些大龄病患所住楼下，到其家里去接。步行爬楼、帮拿行李、搀扶患者……他忙得额头上的汗水不停地往眼睛里流，但又碍于防护服无法擦拭，只能靠眨眼来缓解痛痒。晚饭时间到了，赵闯肚子饿得咕咕叫，但第四批病患急需转送，其中两位老人70多岁了，腿脚还不好。他去老人家中没找到人，车上另外两名患者又着急催他走。车开至不远处路口，他发现两位陌生老人坐在路边好像在等人。细心的赵闯主动下车一问，发现正是需要转送的两位老人，便连忙把他们扶上车。

第四批送毕，赵闯已经尿意十足了。没想到刚回到派出所，还有一批患者需要赶紧去送。他感觉憋尿憋得真难受。但只能憋着，甚至不能有任何急躁，运的都是患者，车不能开快了，尤其是转弯时要缓行。

……

赵闯说，转运过程中，有不少患者有担忧、有情绪，他们要问一连串的问题，甚至有些非常抵触，不想去。他们问，隔离点或是方舱医院有没有药，饭吃不吃得饱，生活配套行不行等等。赵闯跟他们说，既然是政府统一组织的，肯定不会没人管你，该吃的药肯定会有，现在不是很多外省的医疗队伍来支援方舱医院了吗，肯定没问题。饭肯定吃得饱，而且都是政府组织大饭店送过来的盒饭。他还告诉大家，不论是隔离点还是方舱，因为都是临时改建的，生活配套肯定没家里好，但待在家里，万一家人被感染了，会损失更大。政府让你们去，是为了保护你们的家人，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在那里不仅可以治病，还帮助了家人，为什么不去呢？

有一次，赵闯碰到一个中年男子。一开始，他不愿意上车，怕隔离点环境不好，说外面有人传，到了那里没人管，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吃不好，也睡不好。赵闯说，那都是传说，人家没去过，你去看看不就知道啦。好不容易把那个中年男子劝上了车，可到了隔离点门口，那个中年男子又不想下车了。赵闯就跟他说，我加你微信，你先进去，看看里面的情况，如果里面的情况跟我说的不一样，你再下来，我再接你回去。那个中年男子还是有些犹豫，他怕一下车，赵闯就一溜烟地跑了，不管他了。赵闯说，我是宝丰街派出所的，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以人民警察的名义向你保证。那个中年男子进去了，很快就发来信息说，里面跟你说的一样，挺好的，情况不是想象的那样，你安心回去吧，我就住下了。

赵闯说，以后在转运患者过程中，只要看到有急躁情绪的，我都会主动跟他们加微信。每天不论多忙，我都要抽时间跟他们聊两句，问他们在医院或是隔离点的情况。也算给他们安安心。另外，看他们有没有需要我帮助解决的困难。我知道这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客观地说，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患者们现在是最需要帮助和心灵抚慰的。

2月29日下午，作者纪红建在武汉武昌方舱医院采访

有这么一个患者，赵闯说，这个患者刚刚30岁，是个女的，不仅她感染了，她母亲也感染了。她父母不是武汉人，今年1月时，父母从老家到武汉看女儿，并在这里临时租了房子，打算在武汉与女儿一起过春节。一开始，这个女患者不太搭理人。我有时给她发微信，问她情况，进行沟通，她只是简单地回复“谢谢”，或是回复一个符号。后来时间长了，可能她发现我比较可靠，不仅与我进行沟通，还愿意讲家里的困难。

赵闯说，2月12日那天，我们又聊了一会，她说了些方舱内的情况，还说他们方舱可热闹了，不仅建了病友群，还成立了病友临时党支部，党支部的成员还要组织他们表演才艺，搞摄影展，还有跳广场舞的。虽然我每天转运患者都会来到方舱医院门口，但却从没去过舱内，她给我讲的这些，让我非常吃惊。聊完后，女患者跟我说，有个事想麻烦你一下。我问她什么事。她说，我妈妈今天出院了，你能不能帮我去接她一下，她带着一大堆行李，不方便出来。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人家找麻烦了，但当她跟我说这事时，我倒觉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她非常信任我，家里的事都请我来帮忙。这是一种信任，一种高度的信任，或者说这是一位人民警察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吧。我立即回复她说，你把你妈妈的地址和电话发给我，我一会儿就去接。去接她妈妈的过程中，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能不能帮她妈妈消个毒。我说，好的，我车上就有消毒物品。现在从医院治愈的病人，先要到隔离点隔离14天，但当时还没有出台这个文件，所以我直接把她妈妈送到了家里。我不仅给她妈妈和她的所有物品消了毒，还把家里的东西全部消毒了。就在我准备离开时，又接到她的电话，她说能不能帮她妈买些菜。我说可以，于是又给她妈妈买了五六天的菜。把菜送到她妈妈那里后，她又来电话了，说还有件事可能要麻烦我。我说什么事。她说，她在网上给爸妈买了很多东西，快递已经到了他们租房的楼下，能不能帮着取一下，只是有点多，有点重。有人可能会觉得，你一个警察怎么会给人家干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还是那句话，他们让我干，是对人民警察的信任。平常都要干，更何况是这个时刻。你说这个时刻什么是他们的大事，是武汉的大事，是中国的大事？就是保障好普通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让他们远离病毒，保证健康。

还有一个男患者，50多岁。赵闯送他去医院的时候，看他情绪有点不对劲，就主动跟他交流，但人家搭理不理。赵闯又主动跟他加了微信，但对方一直没有通过。过了好几天，赵闯都要把这个事忘了的时候，微信通过了。赵闯没有多想，便在微信里问他有什么困难，家里是否都好，需不需要帮助。他发了一大段，但男患者只是简单地回复：谢谢。他能感觉到，这个男患者对他有提防，不太愿意和他聊。2月15日那天，武汉下雪，赵闯又想起给男患者发个信息，说下雪了，天气冷，需不需要送点衣服过去。这次男患者不是简单回复，而是回了一句话，但却完全是误解。他说，你们有什么要求，直说吧。赵闯一看，泪都要下来了。但他还是忍住了，他知道，人家还不了解他，可能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他回复说，叔叔，您误解了，我只是看您当时情绪不太好，怕您难受，想开导开导您，如果您愿意相信，我可以帮助您。

赵闯说，把事情说透了后，那个叔叔也愿意跟我聊了。2月18日他发来微信说，他家里想消毒，之前也联系了社区，但他们太忙，没顾得过来，能不能帮助消消毒。我说好。我带着消毒用具，来到他家。他爱人和岳母在家，他爱人身体不太好，岳母也坐轮椅。消完毒后，我回单位洗了个热水澡。刚洗完澡，他就打电话过来了，说刚刚接到社区的通知，需要让他爱人和岳母到社区医院做核酸检测，因为她们身体都不好，能不能帮助接送一下。我说好。挂完电话，我又马上穿上防护服，来到他家。我问他爱人，要不要背着老奶奶下楼。他爱人说，不能背，背的话，老人下身会痛。于是我与他爱人搀扶着老奶奶，慢慢地下楼。上车又是个问题，因为老奶奶下身基本瘫痪，最后是抬着她上的车。做完核酸检测，把她们送回家后，我又洗了个热水澡。第二天下午，我打电话给他爱人，问她有没有接到医院电话，她说没有。我放心了，做核酸检测时医生说了，24小时后出结果，如果有事就会打电话，没事不会打电话。

……

儿子在一线忙碌，远在重庆的妈妈担忧啊。

我问赵闯是不是经常给家里打电话、视频。他说，是的，每天要打个电话，或是视频，报个平安，要不妈妈会急疯的。刚开始时，他没有把参加突击队进行转运患者的事告诉家里，他们觉得，作为一名警察，也就到街上巡巡逻，维持一下社会秩序，后来他们在网上看到了他参加转运患者的消息，妈妈立即打电话过来了，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三

宗关街派出所有个1996年出生的民警叫易鑫，老家在宜昌，他是家中独子，2018年湖北警官学院毕业后当的警察。他也是从小就喜欢军人和警察，所以报考了警校。他是派出所青年突出队成员，也负责转运患者。

易鑫说：“2月18日下午1点40左右，我接到报警电话，说是社区有一位患者，因为病情加重，要送到医院治疗。我赶紧换好防护服，开着车就直奔患者家。这是一栋老居民楼，六层，没有电梯，患者家住在六楼。患者是个男的，32岁，家里有个母亲。他有基础病，得了肺结核。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病，所以当他身体出现不适时，就没想过会感染新冠病毒，现在病情加重，特别是出现了低烧、呕吐、食欲不振等症状，才想到感染新冠病毒。患者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脚肿得跟包子似的，走不了路，只能背。”易鑫说：“看到人家病成这样了，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思索，没有时间让你去犹豫。楼梯很窄，我必须很小心。虽然他个子不太高，跟我差不多，也不胖，但他毕竟是患者，我不能让他感觉不适，更不能摔着他。背的过程中，我也不能用力过大，不能碰到哪里，怕伤了防护服。准备工作做好后，我先扶着他的背，把他慢慢从床上扶起来，再和他母亲一起把他的衣服穿好，然后背上他，慢慢地下楼。”

曾经在较长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说，“90后”年轻人任性、自我、吃不了苦，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公共事物，于社会少有参与的热情。但在疫情、危难面前，他们的无所畏惧、奋不顾身，让我看到他们骨子里的血性。易鑫的背上，背的不仅仅是患者，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希望与未来。

易鑫说，背这个患者的时候，他在心里想着，慢点，再慢点。因为背着他不好看路，更不能摔着、磕着、碰着患者，必须万无一失。手不能扶扶梯，必须放在后面托着患者，否则患者会掉下来。他两步一个台阶，两步一个台阶的走，不紧张，但因为穿着防护服，不透气，身上很快就汗湿了。大概走到三层时，他听到了患者的呕吐声，然后感觉到呕吐物在肩上背上流淌。当时脑海中闪现的是，是不是要清理一下。但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条件不允许，患者根本就站不住。当时他就想着，赶紧下楼，但还必须稳，要从快从稳。

“后来具体的细节，我真的记不起来了，只有一个想法，从快从稳地把患者背到车上。当时只有一个感受，太闷热，全身在流汗，大脑一片空白。把患者背上车后，我赶紧处理了一下我肩上和背上的呕吐物，然后直奔市肺科医院。看到儿子病成这样，患者的母亲也非常紧张。一路上，她只对我说了4个字：谢谢警察！我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我没有给我们警察丢脸。”易鑫说。

易鑫还告诉我，他谈了个女朋友，在同济医院中法分院上班，是个护士。他们原打算这个春天回宜昌老家办订婚饭，还约好了3月份看房子。疫情发生后，首先是女朋友主动报名，到发热门诊照顾发热病人。身为人民警察的他完全理解，也完全支持女朋友的选择。后来他们所里成立青年突击队，易鑫也积极报名参加。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女朋友时，女朋友觉得很惊讶，她问，转运病人怎么还要派出所负责，不是有救护车吗？易鑫说，现在患者太多了，救护车的力量根本就不够，我们必须协助他们。女朋友一听心情非常沉重，她说，她天天穿着防护服在医院，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了。这一个多月来，他们只能偶尔打个电话，或是视频聊下天。他们都忙，很多时候时间对不上，他休息时她上班，她休息时他上班。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彼此互相牵挂。

易鑫说，他只是他们所里青年突击队的普通一员。他们青年突击队总共5个人，除了一个1989年出生的，其他的都是“90后”。他们是队长张劲松，队员赵新科、王煜钦、张程曦，他们也是一天到晚转运患者。张程曦的女朋友也是白衣战士，他们也本来打算今年春节结婚。

在汉中街派出所，我遇到了45岁的副所长姚昕，他也是他们所转运突击队队长。

姚昕说，高考后，他收到了两张通知书，一个是警校来的，一个是武汉汽车工业大学来的。但他坚定地选择了警校。他原来是干刑侦的，从1995年分到硚口分局行侦大队，一直干到2017年分到汉中街派出所。

他说，我爱人是市一医院的，是心血管内科的护士长，做事雷厉风行，风风火火。2003年非典时，她就主动报名参加非典突击队，奔赴北京小汤山医院。当时免疫蛋白都打了，行李也整好了，但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上面一纸命令说，小汤山医院由军队医院接手了。因为她有经验，疫情发生后，他们医院组建了呼吸与重症病房，他们科室临时整体转型到呼吸与重症病房七病区。从1月31日到我采访他，他们夫妻俩就没有见过面，只能一直微信联系。

1月底，所里成立转运突击队，姚昕主动请缨担任突击队长。他说，把这个事跟我爱人一说，她听了非常欣喜，还说，警察加入转运，很多患者会得到及时救治，这是大好事。随后，她在微信视频里手把手教我怎么穿脱防护服，怎么戴口罩，怎么消毒。后来我还根据她的指导，结合具体转运的情况，做了一个样板，发到了群里。

姚昕说：“作为队长，我必须参加第一批转运。突击队第一次转运是1月30还是31日，我忘记了。当时，按照我爱人教的穿戴好防护服和口罩等，出发了。第一车送了5个患者，第二车送了4个。转运时，按照分局提出的‘四个一’：一辆警车、一名民警、一个群干（社区工作人员）、一名家属。民警开车、背扶，群干对接医院，家属负责给患者做思想工作。”

任务完成后，姚昕马上把相关情况跟他爱人说了。姚昕说，其他都挺顺利的，但在搀扶患者时，他感觉手套有气眼。他爱人马上说，赶紧通知你们队员，再转运时一定要戴两层手套，开车时一定要常开车窗，任务完成后回所里，第一件事就是洗个热水澡。

……

在武汉，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盘根错节地生长在各个街道、各个社区、各个村庄。他们不仅组成了武汉这个春天的一道亮丽风景，延伸到了春天的深处，更延伸到了人民群众的心灵深处。

什么是人民警察？

我想，除了是万家灯火的守卫者，更是一个令老百姓觉得暖心的崇高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