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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医疗“本真” 烛照社会心理

来源:文艺报 | 卞芸璐  2020年02月19日08:26

如果不是疫情突袭,纪录片《中国医生》大概率不会在春节期间跟观众见面。这组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纪实叙事,直面医疗现场,沉重又揪心;透视医患关系,共情夹着矛盾;探讨生死观,豁然又难免无奈。在日常节庆的气氛下,它多少显得格格不入。但大疫当前,紧急协调上线的《中国医生》成了调节社会心理的阀门。

《中国医生》不是为了抗疫而生。和《我的白大褂·抗疫日记》这样因时而动的抗疫文艺作品相比,制作周期超过两年的《中国医生》既给不了观众迫切需求的战疫实况,也没法展现非常态下医护工作者的壮举。若论疫情直接信息,它甚至比不上“央视频”上24小时直播的“火神山”“雷神山”建院进度。

但就是靠着这一份超越性,这一重对医护群体日常的关注,《中国医生》向观众展现了医疗系统的本真面貌:医学的有为和有限,疾病的凶险和顽固,医护工作者的无畏和无助,患者的茫然和痛苦……这也是《中国医生》的社会价值所在,面对重大疫情,人们对医疗体系的了解和认同与信息公开同样重要,是凝聚社会向心力的重要内驱。

《中国医生》能够深刻作用于当下的社会心理,题材重大、恰切自是原因之一。但真正让观众获得共情体验并最终实现心理认同的,还是作品朴拙的纪录理念和克制的艺术手法。

“真”是纪录片的生命线,但又是一个无法触及、只能无限接近的标准。从创作美学的角度来说,想要靠近“真”先要辨清“事实和真实”“理念和本真”这两组概念。

“事实”是发生过的人与事,“真实”是记录者重塑的新现实。前者靠记录、搜集,后者则需筛选、重组。重塑真实的过程,是单向度的“理念”先行,还是以还原复杂、矛盾但与生活同构的“本真”为方向,决定了纪录片“真”的程度。

《中国医生》显然选择了向“本真”靠拢。这部纪录片镜头下的医护工作者,他们都有强大的职业信念,但在充满压力和不确定性的现实中,心态常常是矛盾的,选择多少是犹豫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

在《挚诚》一集中出场的朱付良医生,开头就道出了医生所要面对的最大恐惧:来自病人家属的不理解,甚至极大恨意。这种恨跟沟通关系不大,甚至也并非因为对你医术的不认可,就是失去亲人和过高期待落空后的情绪爆发。面对这种高压,朱付良也流露出无奈。

工作占据了绝大部分心力,生活缺席成了医生的常态。朱付良笑称自己是不敢死的人,40岁出头的主任医师,家庭责任、医疗责任都没有尽到。在中国医院普遍存在的庞大接诊量和救治压力下,他每天都要高强度工作到深夜。这样做的健康风险他十分清楚,但矛盾之中,他也不知道该如何两全。

这一集的结尾是一组质朴的无对白镜头。下班回家的朱付良,刚吃完饭就接到急诊电话。镜头跟着他的背影,一路小跑着下楼,来到路边。出租车载着他到了医院,来不及换上白大褂,一个不太高大的平凡身影就这样径直走进了急诊抢救室。

虽然有“挚诚”的立意,但主创并没有在旁白中总结性发言。通过耐心地记录医生们的工作状态和所思所想,亲近、可信值得尊重的真实医生已经被观众认同。积蓄到结尾的情绪只用这一组克制的镜头,便传递出了创作初衷。

在透视医者本真的同时,《中国医生》也有意识地向医学的本真靠拢。这是近年国产医疗纪录片很少触及的层面。

总导演张建珍在创作谈中曾谈及,除了诊疗量和救治压力,患者对医学局限性的不了解和由此导致的对医生的过高期待,是导致医患矛盾的重要原因。既然要做一部有助于医患建立信任的纪录片,让观众认同医生的同时,认清医学的局限性和疾病的复杂凶险也非常必要。但这并不容易。从叙事角度来说,在一部以医护群体为主角的纪录片中,降格医学的效用,张力难免削减。从文化角度来说,我国民间有流传久远的“神医”崇拜,这种思想根深蒂固,很难扭转。

为了反映医学本真,《中国医生》用了一个潜在的重复主题:医生并不总能完全治好疾病。

拍摄心卒急救时,朱付良医生反复强调,真正与这项疾病对抗,一要靠抢时间,二要靠培养队伍,培养更多掌握这项技术的医生队伍。不是某个医生让患者获益,是技术让他获益。攻克白血病治疗难题的孙自敏医生如今是患者眼中的“救星”,但她也曾经历过血液科工作15年,一位白血病患者没被救活的低沉期。对于得了严重恶性肿瘤的病人,医生或许不能妙手回春,但能想出一点点办法,让生命有质量地延续下去也是治疗。像只能靠长期透析缓解病情的尿毒症患者,想办法帮扶,尽心力监督,用互助会的方式鼓励,做好患者长期对抗病魔的心理建设,同样是医者仁心。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抚慰。”《中国医生》不仅把医生请下了神坛,也把医学放到了观众平视的位置。当然,这部纪录片也并非完美。各集对比,质量的确存在参差。有的集数为了叙事的形式感牺牲了真实性,有过度戏剧化的嫌疑。有的集数在患者群体的筛选、表现上略显刻板和理想化。不过,整体而言,瑕不掩瑜。

疫情危机之下,《中国医生》用对医疗之“本真”的追求,唤起了人们对医护群体的心理认同,重塑了医疗体系的秩序感。它在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上发挥的积极作用,值得后续的抗疫文艺创作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