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这场抗击新冠肺炎的阻击战中，无数医务工作者无畏出征，勇往直前，用实际行动践行医者仁心，为每一个生命守卫站岗。中国医生什么样？纪录片《中国医生》通过跟踪拍摄一个个有温情、有责任、有矛盾、有希望的医患故事，带我们找到答案。

透过蒸汽笼罩的防护镜、写满加油的防护服，这个春天，让我们用心的目光去重新打量……

——编 者

进入新世纪以来，纪录片在当代中国文化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凸显，而其关注话题、叙述方式和制作技巧也更加丰富与多样。尤其伴随着近年来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兴起，纪录片不仅为官方媒介所青睐和使用，更依托主流媒体、自媒体和网络流媒体平台逐步走进了中国观众的日常生活，和影视剧、综艺节目等一齐活跃在他们的微博和朋友圈里。

“纪录片”与“非虚构”的流行，其动力之一便是当下对“纪实性”的呼唤、对“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照、对现实题材文艺作品及其现实主义精神的诉求，这也意味着对纪录片创作者所秉持的制作理念与价值观的某种检视，因为这关乎“真实”是如何被讲述和形塑的，这种“真实”又在何种意义上与我们的日常现实和精神生活相互关联、相互作用。2020年春节其间，9集纪录片《中国医生》的热映和热议，不仅仅因为它所聚焦的“医生”群体恰好“遇上了”医患冲突频发和大规模传染性疾病危机的“现实”，更是因为它透过医生群体这一媒介，以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纪录下当代中国的“现实一种”。

“纪录什么”、“怎么纪录”和“为什么纪录”是看似简单却始终围绕着纪录片创作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医生》的中心词是“医生”，纪录的“对象”自然是医护工作者，当镜头游走于医院大楼的各个角落，从心脏外科、妇产科、急诊科、肿瘤科、整容烧伤科、麻醉科到ICU等不同的科室，从巡查、会诊、手术、换药到值班等各个环节，镜头调度自然老练，解说词清晰简练，由白色墙壁、白色外套和蓝绿色工作服所构成的清冷色调，无一不呈现出从事这份现代“职业”所要求的秩序感与分寸感，所必备的冷静、沉着与精准的素质。那些几近天书般陌生的专业术语、紧跟字幕才能勉强厘清的治疗方案，反而让普通观众因其从业难度陡增敬畏之情，从而也平添了安慰与安心。正是通过这些画面，我们看到了21世纪里，以这些全国各大城市公立三甲医院所代表的现代中国医疗技术的巨大进步：整洁明净的病房，规范化、高效率的就诊和治疗流程，配合默契的医疗团队，快速及时的绿色通道和六小时生命圈，高学历高素质的医生队伍，甚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功案例和国际性手术直播等等。这份内在于纪录片媒介属性的专业性，对中国国情的再现，自然是某些“职场剧”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得以目睹诸多被“神话”的现代医疗之“不能”：既有至今仍然无法被攻克的白血病救治技术难关，也有城乡之间医疗资源的巨大差异，致使公立医院的专家们不得不在高度紧张的日程中抽出时间送医下乡、巡回出诊和讲座，高昂的医疗费用和仍然有所欠缺的救助和保障制度，对挽救生命和恢复健康造成重重阻碍，医生甚至要亲自为患儿募集款项等事例，都是当代中国某种结构性矛盾的显影，其反思意味不言而喻。“技术”与“医德”是这份职业的一体两面，夹在技术和病人之间、永远无法被量化计算的是“人心”与“伦理”。

此外，《中国医生》也罕见地将镜头对准了现代工作制度之外，中国医生们的私人空间和身份转换：屈指可数的下班时间，严重被挤压的家庭生活，见仁见智的收入阶层。当他们脱下白大褂，走下手术台，或骑着一辆略显单薄的电动车穿行在夜色人流之中，或在家人目光注视下狼吞虎咽吃一碗家常面条，或久违地围坐在烧烤摊前休闲，虽然再平凡不过却色调丰富的画面，与工作场景的单调紧张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上一秒小女儿哼唱旋律的背景音与一个电话又被召回岗位的镜头对剪，诸种细节的捕捉、选取和艺术加工则是“纪录”的另一重张力之所在，也显示了创作团队对医生群体所倾注的某种人文关怀。

就叙述立场而言，《中国医生》在现实主义的旨归下，设置了平视的观看位置，医生并不因为是主角便垄断了全部的话语权力。而对于当代观众来说，如何去“观看”，也变成了一个需要学习乃至训练的过程。习惯于插科打诨、娱乐消遣和过度编排的中国观众，面对严肃的话题、朴素的成色、剔除戏剧化演绎与引导性煽情的影像，如何做一个合格的“观看者”并辨认出自身在这一现实中的位置，由此产生共情和共鸣，而不是做一个只动动手指、一味苛责和冷漠的“看客”，也是这部纪录片交给我们的功课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