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书房说

作家之特殊是有一间自己专用的房子，叫作书房。当然，有的作家没有，有的很小。我过去很长时间就没有，书房亦卧房，书桌也餐桌，菜香混墨香，然而很温馨。现在已然有了，并不大，房中堆满书籍文稿，但静静坐在里边，如坐在自己的心里；任由一己自由地思考或天马行空地想象，天下大概只有书房里可以这样随心所欲。

这是作家的一种特权。

书房不在外边，在家中。所以，大部分作家一生的时间注定与自己的家人在一起。然而，作家的写作很少与自己个人的生活相关。因为他的心灵面对着家庭外边的大千世界，扎在充满各种烦恼的芸芸众生与挤满问号的社会里。这温暖的书房便是他踏实的靠背，是他向外射击的战壕。因此，对于作家，惟有在书房里才能真实地面对世界和赤裸裸地面对自己。这里是安放自己心灵的地方，是自己精神的原点，有自己的定力。

由于作家的书房在自己家里，作家的家就有特殊的意味：生活的一半是情感的，书房的一半是精神的。当然，情感升华了也是一种精神，精神至深处又有一种情感。

如果一个作家在这个书房里度过了长长的大半生，这书房就一定和他融为一体。我进入过不少作家的书房，从冰心、孙犁到贾平凹，我相信那里的一切都是作家性格的外化，或者就是作家的化身。作家决不会在自己书房里拘束的，他的性情便自然而然地渲染着书房处处，无不显现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习惯、喜好、兴趣、审美。在那些满屋堆积的图籍、稿纸、文牍、信件、照片和杂物中，当然一定还有许多看不明白的东西，那里却一准隐藏着作家自己心知的故事，或者私密。

就像我自己的书房。许多在别人眼里稀奇古怪的东西，再普通不过的东西——只要它们被我放在书房里，一定有特别的缘由。它们可能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纪念，或许是人生中一些必须永远留住的收获。

作家是看重细节的人，书房里的细节也许正是自己人生的细节。当我认真去面对这些细节时，一定会重新认识生活和认识自己；当我一个一个细节写下去，我才知道人生这么深邃与辽阔！

所以我说书房是一个世界，一个一己的世界，又是一个放得下整个世界的世界。

世界有无数令人神往的地方，对于作家，最最神之所往之处，还是自己的书房，异常独特的物质空间与纯粹自我的心灵天地。我喜欢每天走进书房那一瞬的感觉，我总会想起哈姆雷特的那句话：

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心居

文人的书房大都有个名字，一称斋号，我亦然。

古来一些文人作品结集时，常以自己书斋的名字为书名。如蒲松龄的聊斋、刘禹锡的陋室、纪昀的阅微草堂、陆游的老学庵、梁启超的饮冰室等等，这例子多了。由于他们作品卓绝，书房之名随之远播，世人皆知。毛泽东的事情不在书斋，自己也很少提及，所以他的菊香书房知之者不多。张大千总把大风堂写在画上，这堂号便威风天下。我去台北大千故居看了看这大风堂，不过一间普通画室，并无异象，远不如他的后花园面山临溪，怪石奇木，意趣盎然。显然由于他的画非凡，才使得他这间普普通通的大风堂，似亦神奇。

我的书房虽有名号，最初却没有一间真正独立的书斋，写写画画一直与吃饭睡觉混同斗室一间，亦睡房，亦饭堂，亦画室，亦书斋。那时我虽然给这屋子取了“斋号”，却是假的，故作风雅，不提也罢。

后来自己有了真正的书房，渐渐还有了单独的画室，这便有了堂堂正正的斋号。然而，书房的名字与人名不同。人的名字一生很少去变，书房的名字却往往由于人生的阅历而更改。我书房的名字直到本世纪初才被自己真正认定。画室名为醒夜轩，书斋名为心居。

这是由于此时的我，已开始文化抢救，镇日离家在外，各地奔波，身在田野，似与写写画画绝缘。然而，每每回到家中，进入画室，便如野鸟回巢，无限温馨。偶有情致难捺，挥毫画画。然此时此刻，多在夜间，故称自己的画室为“醒夜轩”。

至于去到书房写作，都是因为心言难抑，非写不可。那时我面对的抢救工作十分浩繁与艰辛，压力山大，个人身孤力薄，力从何来？惟有自己。

我相信，人的力量最终还要从自己的身上和心里去寻找。

故而，我要钻进书房，用一支笔在心中苦苦探寻，去拨开迷雾，穿越困惑，找出道路，找出力量，找出使自己不动摇的动力和思想支撑。

书房乃我心居之处，因称心居。

丁香尺

我书桌上有一对镇尺，长八寸，原木本色，不着漆，亦无任何雕饰，这是好友张宗泽先生送给我的。他偶得一块丁香木，质好色正，径粗且直，这么好的材料很少遇到，便特意为我做了一对镇尺。他知道我性喜自然，不爱刻意雕琢，故只把木头裁成两根尺余木条，没有任何雕工，线条却极规整。此木有香气，香味殊异，清新沁人，故不上漆，以使香气散发。每每拿它压在笺纸上，伏案写字，香气悠然入鼻，感觉有点神奇，似有仙人飘然而至。因写了两句话，请宗泽分别刻在这一双镇尺上。曰：

水墨画案丁香尺，

茅草书斋月光心。

宗泽为津东芦台镇人。芦台自古为画乡，人颖悟，多才艺。宗泽是当地工艺公司一员小干部。“文革”后期，我工作的书画社恢复了仿古绘画，一时找不到手艺好的装裱师傅。后来打听到芦台有一位裱画高手，曾在北京荣宝斋干活，便跑到芦台，结识到这位管理手工艺行业的张宗泽。他人朴实厚道，腼腆缄口，喜欢书画，尤好木雕。常在一块木疙瘩上随形雕出许多奇山秀水，怪石异卉，鬼魅神灵，形象灵动又浪漫。我问他出于何种构思，他说信手拈来，一切听凭自然。他还擅长木雕书法，能将书法笔画的神韵刻出来。我喜欢这位天生有禀赋的乡间才士，因与他交往数十年，其中自有许多真情实意的小故事。比方我当时出差到芦台，夜宿一家小店，他来看我，闲话间忽跑去给我打来一盆热乎乎的洗脚水，给我解乏。这叫我至今想起心中还会再生感动。于是，这对镇尺一直放在书桌上。更多的不是应用，乃是个中的情味。

应用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找。若是上边附着了一些故旧的情意，虽然普通，却不会丢掉。

西晒的小窗

我的书房两面开窗，一朝南，一面西。南窗大而阔，西窗小如洞。显然这房子的建筑师，为了防止西晒太热，故意将窗子开得很小。在我刚搬进来之时，友人建议我堵上这窗户。因为夏天里西晒炽热，窗子再小，阳光直入，也一定会增加书房里的热度。

可是到了秋天，日头变得温和，倘若堵上这扇小窗，岂不拦住了美丽的夕照进入屋中？于是我留下这小窗。

一天，在一位潘姓朋友的木器店中小坐。这位潘先生颇精古代木器，此亦我之所爱。我家老家具中的上品，一半来自他这小店。他的店名还是我给起的呢，叫做“古木香”。这天与他闲话，谈起我的小窗，他忽起身去拿来一扇花窗，原木素色，包浆厚润，气韵幽雅，一眼便叫人生爱。初看花格简洁精整，细看却不简单，图案里藏着许多“学问”，竟是众多方形木格连环相套；而且每个方格的四角，都做双曲状，有如花瓣。潘先生说：“这花窗是徽派大宅门的东西，二百多块小木条，全由手工切割的小木榫拼接而成。”他说这东西不可多得，他也只有一片。他叫我拿回家试试，如果我的小窗能用上便再好不过。

我拿到家中一试，居然尺寸正好，上下左右全部严丝合缝！天作之合？我在电话里把这匪夷所思的奇迹告诉潘先生。他却说这一定是我三百年前在徽州定制的。

这话也等于告诉我，这老窗扇是遥远的清初之物。

我的书房不仅多了一件精美的古物，还多了一扇美妙的小窗！我依照古人的办法，在窗扇背面贴上皮纸。温州皮纸绵密柔韧，透亮却隔光，而且隔热。每当夕照临高，雪白的皮纸变得金红明亮，如照巨灯。窗格之影宛如墨画一般，印在窗纸上，美丽又奇异。这样的书斋奇景，是天赐还是人间事物的巧合？

更神奇的是，我这西面大墙外，树林繁盛，树中居住着一些蓝背白肚、修长的山喜鹊。我这小窗居高临下，又从不打开，日久便有山喜鹊飞来，站在窗外的窗台上四下观望，偶尔叫两声，其声沙哑。外边光强时，把它们的影子清晰地照在窗上。鸟影在窗上走来走去，我用手指轻轻敲窗，它们不怕，好像知我无害，并不离去。我若再敲，它们便“得、得”以喙啄窗，似与我相乐。这样灵气的小窗，谁的书斋还有？

杯中泥土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一个华人家里做客，他柜子上放着两样东西引起我的兴趣：一只玻璃杯，里边是土；一个玻璃瓶，里边是水，瓶盖用白蜡封着，防止蒸发。我问主人这是什么。他说他是移居澳洲的台湾人，心怀故土，因而带来家乡的泥土与河水。我听了很感动。

有情怀的举动，总能叫我感动。

壬申年到自己的老家宁波慈城举办画展时，受到家乡亲人真心爱惜，深感于心。特别是父亲出生的房子与院落犹然还在，叫我分外欣慰。那时正要给父亲迁坟，忽地想起澳洲那个台湾人的举动，遂在当地的瓷器店买了两只淡茶色的杯子，与同来宁波的儿子冯宽在祖居的菜园中挖了两杯泥土，带回津门。一杯在父亲迁坟下葬时，摆放在父亲骨灰盒边，以示“入土为安”；另一杯拿到书房里，先把书架一格的图书腾出来，再将这杯老家的泥土恭恭敬敬地放上去，如同供奉。

我的生命来自这泥土；有它，我心灵的根须便有了着落。

王梦白

别人的书斋墙上有画有字，我没有，我四壁皆是书架，放满了书。然而，我在北边书架上端钉一枚长钉，每年农历腊月底必将一轴画挂上，便是王梦白的《岁朝清供图》了。

古人将岁时室内摆放的盆花、瓜果、文玩之类，称之为“岁朝清供”。

此幅画随意又松弛。窄长一条，仅花两盆。上为方盆，有梅一桩；下为圆盆，植满水仙。上边老梅的主枝向下垂倾，下边的凌波仙子举首相迎，上下呼应，使得画面颇有情趣。

红梅采用老辣的没骨点染，水仙使用流畅的白描勾勒，两种笔墨相互对照，又彼此搭配，这是此画又一高妙之处。看得出王梦白作此画时，随性又经意，兴致甚浓是也。

落款是丁卯年，应为1927年。先生名云，字梦白，生于浙江衢州，才艺颇高，有些孤傲，一时为京津名家，可惜只活了四十六岁。这画是客寓他乡之作，画上钤印四方，右下角的印文为“天涯浮白”，天涯即远方，浮白为酣饮。不知画家此刻浪迹何方。特别是此画写明“作于除夕之日”，上面的题诗更有意味。诗曰：

客况清平意自闲，

生来淡泊亦神仙。

山居除夕无他物，

有了梅花便过年。

我喜欢这种岁时情感的表达，既深挚，亦自然。故我年年的腊月底，必将它悬挂书斋，以贺岁迎新。

小药瓶

一段时间，我曾把一个长方形的小瓶，拴在台灯拉链的下端，做为链坠儿。每逢开灯关灯时，便会把它光滑地抓在手里。这是个老瓶儿，包浆肥厚，光溜滋润。

这小瓶仅一寸高，四分宽，二分厚，灵巧可人。它原本是装祛暑丹的小药瓶。人到夏日，衣衫单薄，此瓶要随身携带，故小。其更可爱之处则是瓶上的图画与文字。小瓶两个侧面都写着楷体朱色文字。一侧面写着药名除瘟祛暑丹，一侧面写着店名北京德寿堂。小瓶的正反两面各画着一怪人头像，同一图形，釉上彩，形象十分古怪。经人指点，方知这头像颇有些奥妙，小瓶立着看是一张面孔；倒立过来看，立即变成另一张面孔，模样全然不同。立看这人满头金发，身着黑领红装，头饰绿叶，好似豪门仆役；若把小瓶倒过来，这人的西装便成了另一人头上高高的帽子，一头金发成了另一张脸下巴上金色的卷须，有如一位爵士。立着看时的颈饰倒过来，神奇地变成一副小圆眼镜。这小药瓶原来如此妙趣横生。

以今天的眼光看，瓶上这滑稽可笑的人物，无疑是民国早期北京人眼里的洋人形象。如此小瓶，挂在我书桌那盏老式绿色玻璃的台灯罩下，颇有一种民初时期独特的风情呢。

这药瓶底部竟然还有年款。上书四字：癸酉年制。应是1933年，正是这个坐落在京都珠市口德寿老店的创建之时。

楹联

我书房中，第一眼看去，三样东西同时进入眼帘。一是书，二是书桌，三就是这对木制楹联。两块老木板上各写了一句话：

司马文章辋川画，

右军书法少陵诗。

这副联是名联，被人常用，并不新鲜；但它以司马迁、王维、王羲之、杜甫这四位旷古绝今的大家，把诗文书画全放进去，也将书斋里文人的全部事情明明白白全说出来，构思够巧，也大气。尤其这四样——诗文书画我全做，于我再合适不过。

可是，我这楹联并不讲究，不过两片松木板，浅刻涂漆，朱底墨字，既无名款，也无年号；由于历经久远，漆皮皆已无光，还大多脱落，许多地方尽显木头本色。挂楹联的铁环，式样古朴，却缺失左边一只，勉强用一团铁丝替代。显然它绝非出自高贵门庭，乃来自一位乡野寒士之茅草书斋是也。

我却喜欢它字写得圆厚饱满，有大明气象，故一切遵从老楹联的原本模样，连代替挂环的烂铁丝也照旧未动。于是，一种草莽间悠远的历史气息就来到我的书房了。

架上的书

我要我的书房“四壁皆书”，故而房中除去门窗，凡墙壁处，皆造架放书。书架由地面直通层顶。我喜欢被书埋起来的感觉。

书是我的另一个世界。世界有的一切在书里，世界没有的一切也在书里。

过往的几十年里，图书与我，搅在一起，读书写书，买书存书，爱书惜书，贯穿了我的一生。我与书缘分太深，虽多经磨难，焚书毁书，最终还是积书成山。我把绝大部分图书搬到学院，建一个图书馆，给学生们看，叫作大树书屋；还有一部分捐到宁波慈城的祖居博物馆。我已弄不清自己到底有多少书了。留在家里和书房里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至少也有数千册。应说，能被我“留下”的书，总有道理。比如常用的书，工具书，怕丢的书，还有一组组不能失群的书，比如敦煌图书、地方史籍，还有“劫后余书”和自己喜欢的中文名篇的选本和外文名著的译本。其中一架子书，全是自己作品的各种版本。背靠南墙的书架格距较大，用来放开型较大的图典、画集和线装古本。

文人的书架与图书馆不同，大多分类不清，五花八门，相互参杂。我对自己不同种类的书，只是大致有个“区划”而已。写作的人都随性，各类图书信手堆放，还有大量的资料、报刊和有用没用的稿子混杂其间。

然而书房不怕乱，只要自己心里清楚，找什么不大费劲就好。

书房正是这样乱糟糟，才觉丰盈。像一个世界那样驳杂，深厚，乃至神秘。

书房里的快乐，除去写作，就是翻书了。只有在翻书时才会有一种富有感。书架上的书并非全看过，有的只有略略翻一下，有的得到之后，顺手放在架上，过后就忘了，有的即便翻过却记不起来。惟其这样，每每翻书都会有新的发现、新的感受，甚至新的惊喜。哎哟，我还有这么一本好书呢！这便从书架抽出来看。

老书如老友，重新邂逅，会有新得。经多世事，再看唐诗，总会从原先忽略的诗句中找到一些动心的感受或触动时弊的启示。

我的书不只在书房。任何房间，到处皆书，图书在我家纷纷扬扬，通行无阻。它们爱在哪儿，就在哪儿；我随手放在哪儿，它们就在哪儿。但只要被我喜欢上的书，最终一定被我收藏到书房里，并安放在一个妥当的地方。如果不喜欢了，便会在哪一天清理出去。逢到此时，便要暗暗嘱告自己：写作不可轻率，小心被后人从书房里清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