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2月6日，在北京单向空间爱琴海店，作家、单向街创始人许知远与美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以“智性传记如何可能”为话题展开交流。

智性传记强调精神生活

那些对人类智识的探寻

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叫“智性传记如何可能”，以最新出版的林语堂、梁启超传记为例。一到年底，免不了要回顾这一年有多少值得留意的出版物。至少在传记这个门类里面，相信大家印象会很深刻的是，上半年钱锁桥教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下半年许知远先生的《青年变革者梁启超》第一部，还有最近樊锦诗先生《我心归处是敦煌》口述回忆录。“智性传记”这样的提法，在钱教授的书里，在许知远跟他同事的对谈里面都有提到。它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那些对智识的探寻。先有请远道回国的客人，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汉学讲座教授钱锁桥先生，谈一谈你对知远梁传第一部的总体感受。

钱锁桥：之前主持人老跟我说许知远，我说我没听说过这个人。我在国外，孤陋寡闻。出了这本书，说要做一个活动对谈，我就上网百度了一下，说这个人是北大学理工科的，也没读过博士，也不是做文科的，居然能够写梁启超传记。

梁启超，当然在我的治学过程当中，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对象，在我的第一本书当中也是。半小时之前吃饭聊天，知远说他读过我2011年出版的首部专著《自由普世之困：林语堂与中国现代性中道》，那是我第一本书，在里面第一章我就讲过梁启超。

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写一部梁启超的传记。我在图书馆看过，《饮冰室全集》那一大溜的，没这勇气。所以后来许知远出了梁启超传，那当然要拜读一下，他们就寄了一个PDF版。其实我可以说实话，我是先读到一篇比较负面的评论，我才去读的这本书。说是这本书出来，许知远先生要转型，要做学者了，要写有注释的书了，那就引起人家的评论，你这个注释写得对不对，我就读过那个。

但是把这本书读完以后，我可以非常诚实地讲，我是深受启发，觉得相当不错。关于书内注释，其实我在《林语堂传》当中已经讲了，林语堂他们那一代人已经在讲说要建立学术规范，要作注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当然了，现在如果你要做博士研究，你要收博士生，这是第一步，你要知道怎么样来作注释。但是现在的博士生能做得好做不好，那又是另外单说。但确实是，你要学会这一门技术，注释现在变成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最主要的东西，我觉得如果这方面有瑕疵，也没有关系。最关键的，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觉得，他的辐射面很广，他要强调给你们一个时代。所以他不光牵扯到梁启超，还牵涉到当代一大波人的场景，他尽量来还原这个场景。所以在里面，我觉得我学到一点东西，我以前没注意到的，比如说他讲到严复和梁启超他们的一些关系。这几个人物我都很关注，但是他们之间的这些关系，我还没意识到。

但这从另外一方面印证了我的观点，实际上在我看来，晚清一波人当中有几个人物是最最主要的。一个当然就是康梁，另外就是严复，我可能还要再加一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题目，辜鸿铭。严复和辜鸿铭，他们是西学背景。好多人会质疑说，严复他的翻译怎么样。实际上严复是很明确的，很通的，他用他的译法，他也是有目的。那辜鸿铭是另外一个。

但康梁不一样，康梁是中国的举人，是进士，完全是中国的知识体系出来的。所以他两个之间会有一种，严复肯定是看不起梁启超的。我觉得许知远在他的书当中，已经给我们把这些很细致的东西表达出来了。起码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细节的东西，我觉得都关注到了，很有意思。文笔当然也很好。

我要说明的是，我觉得就那篇评论文章当中说，你注释不好，好像你这个就是写了一部小说，不是写历史。我觉得这个过了。许知远的这本书，绝对是一个历史性的传记，不是小说。我看过很多所谓传记，比如说写辜鸿铭的，你根本不知道他从哪里拿出一点东西就来想象，那真是在写小说。

若说在某一方面具体的史学功底，或者对某一方面人的一些判断，这个都可以各抒己见。但是我觉得这是依照历史的。而且让我很佩服的，一个学理工科的北大的学士，能够闯到这个领域来写梁启超的历史性传记，写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非常值得欣赏，认为非常值得嘉许。

传记写作在中国

其实是尚未塑造的传统

许知远：我是钱老师很早以前的读者，读《自由普世之困》的时候，我是在网上找到盗版的PDF，打印下来看的。我觉得搞研究的人，首先他的选择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选择什么对象来研究。而林语堂对我来说，是一个高度被低估的人物，在这么一个时代。而且我觉得钱老师非常敏锐地抓住了他跟现在的世界——此刻的世界和现在中国的转型之间很密切的关系。其实这个传记的序里也写到了，林语堂跟21世纪知识思想遗产的关系。我觉得他对这样一个主题敏感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传记写作在中国，其实是一个尚未塑造的传统。可能我们之前读过，中国传记写作是从梁启超开始的，从梁写的文章，包括写国外一些革命者的这些传记。但是西方意义上的，从18世纪詹姆斯·鲍斯韦尔开始的传记传统，强调看人的立体面，他的阴影、他的光影。到20世纪之后，传记写作又加入了大量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所有社会学科的训练。

我很喜欢那个说法——传记应该是文学、历史、思想，各种综合体的这么一个东西。而这样的传统，我觉得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地开始展开。所以我看到钱老师写的这本林语堂，我特别高兴，因为在里头看到人物的性格，同时你看到这个人物穿越不同的时代，他跟不同人的关系是什么。

再后面，他在每个时代对应的思潮，在不同时代的思潮之中摇摆、选择，他在历史关键节点怎么样作出自己的回应。而所有东西，因为这个人物他又是一种所谓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的人，其实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的人是非常迷人的，辜鸿铭也是，他有双重的养分，他也有双重的焦灼，他转变成自己的身份问题。林语堂用另一种语言写作，相当于移民到另一个世界一样，这种流放的感觉是什么。

《林语堂传》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回应了20世纪被忽略的那部分历史。我们喜欢讲“五四”、胡适和鲁迅的历史，他们大部分其实还在某种单一语境之中被讨论，但林语堂是跨越双重语境的。因为他的一生，他其实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奥德赛，他的流亡，他在美国住了很多年，去新加坡办大学又失败了，最后又回美国，又去台湾，他在欧洲也生活过。你想他在1940年代初去参加年会的时候，是跟诺曼·托马斯。他是那样世界中的一个人，这样一条线索在现代中国的叙事中很大部分消失了。所以我们经常就误以为中国历史在我们内部发生，其实整个19世纪、20世纪开始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的力量来共同推动的，你像辜鸿铭就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之前我们谈到，晚清有很多被高度忽略的人。林语堂属于这样的一条线路之中，他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中成长起来，他不熟悉孟姜女哭长城，是到20岁才开始重新回归这一切。所以他作为中国文化一个现代诠释者，他在纽约写《生活的艺术》，他又重新来诠释竹林七贤、《浮生六记》，诠释中国的哲学思想、生活方式。这种崭新的诠释，其实是跟“五四”那代人很不一样（他们是要颠覆）。

所以看钱老师这传记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因为我觉得他给我朦朦胧胧打开了新世界。我原来有个朦胧的世界，因为我读过林语堂这些英文的文章，读过他在国外的一些表述。但是钱老师给了我更清晰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画面对于此刻的中国变得更为重要起来。因为要重写中国，这是过去20年最重要的命题，但中国兴起之后，它跟世界到底什么关系，它们是怎么彼此理解的，林语堂是中间最重要的一个桥梁，20世纪最著名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但是你知道我们所有在对崭新命题讨论的时候，标志性人物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个平台、是个舞台，它会延续过去和此刻的关系，它会延续不同空间的关系。如果我们有林语堂这样的人物被不断地讨论，我们可以理解到过去的岁月是什么样子，它会带来一个共同的标记。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传记写作，此刻它对我们展望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非常喜欢从《自由普世之困》到这本书，一个延续的传统。可能我更期待辜鸿铭，因为辜鸿铭有更多的那种纠结和苦涩，在19世纪的转变之中。我觉得如果完成对边缘人的一个正确的书写，将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心的特征是什么。

林语堂与梁启超

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

主持人：林语堂1885年（光绪十一年）出生的时候，梁启超22岁。他们其实算是两代人。林语堂有没有受过梁启超的一些影响？有没有对梁启超的著述有反馈式的描述？

钱锁桥：从所谓中国现代性的角度讲，他们是两个层次，但都是属于中国现代性的。我们以前老说历史有现代史，也有近代史，还有当代史，这种划分我觉得没什么用处。要考虑中国现在的问题，你就从整个中国的现代性开始——就是西方进来以后，中国文化必须对西方作出回应。

西方现代性进来，虽然是1840年鸦片战争，但实际上对中国世人的冲击，还要在一二十年以后。甲午战争就是危机型的，1895年，这是分水岭。出了很多人，当时出来了一个康梁，严复也都出来了。张之洞实际上已经是办了很多年洋务，但是他的《劝学篇》也是后来写的。

当时梁启超的文笔影响最大。所以我在我第一本书里面说梁启超应该可以被称之为“现代性之父”，因为后来的一套话语体系，都是他开创的。他影响了“五四”一代人，当时的人基本上都读过。不过林语堂那里，他没有特别地回应梁启超。林语堂特别回应的是辜鸿铭。林语堂自己说过，影响他一辈子的当代人物中有两个最主要的人物，一个是胡适，一个是辜鸿铭。胡适与林语堂，后来变成一个竞争者的角色，都是自由派的领袖人物，实际上两位，在1930年代就是这样的关系。

就像你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林语堂是一种边缘的人。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边缘，因为中国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文化，就是要回应西方进来的东西，而且你还具有西方的知识背景，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那知远你重访梁启超，从年纪来讲，梁启超比林语堂要短命得多，在他盛年的时候，他有没有注意到过林语堂？

许知远：因为我没写到第三卷还不知道。一直到第二卷之前，因为胡适、陈独秀他们早年都是受旧学的训练，他们会读到《新民丛报》这样的刊物，流亡日本之后，他们偷运回来的杂志对他们有很多影响，包括早年陈独秀他们读《时报》。但林语堂是在教会家庭成长，他是另一个世界。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

对现代学术的训练很尊重

但也觉得它没那么重要

主持人：不管是林语堂，还是梁启超的研究，不管是学术专著，还是说传记，既往的版本其实可以说汗牛充栋。你们俩为什么还要写这一本传记？

许知远：我没看到有特别好的对梁的传记。其实我觉得钱老师肯定也特别有同感，我们讲的是现代传记书写的方式。其实我对我的书还挺自信的，我觉得他们如果没看到它的好，是没读懂。

首先我觉得传记，应该是有某种高度文学性的。其实对现代学术的训练，我当然很尊重，但我觉得它也没那么重要。因为我受到的影响是爱默生，他当年写过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代表人物》。他写了拿破仑，写了六个人物，他写出了真正的时代精神。我现在想想都印象很深，爱默生在19世纪中后叶写《代表人物》，他说拿破仑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引起整个欧洲的震荡，他说拿破仑代表了每一个从底层想去上升的年轻人的心理。所以读《红与黑》，会看到于连，他偷偷把拿破仑的像放在他的床头。他写出那样一种精神。

我觉得我们中国传统也是，司马迁写的“列传”，写出了荆轲的精神。传记首先要有这样一个东西，能理解这个人和这个时代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史料，它是一个巨大的“戏剧”，梁启超、林语堂都一样。他不是考虑好了，说我这些资料都清楚了，我来写。他是带着莽撞冲入这个世界的，他并不清楚那个世界到底会是什么样。这里有他跟时代的关系，他强大的个人情感。

第二个我觉得，也需要有跟他一起经历事件这种“同临其境”的东西。比如传记中人物在1898年，在搞这场运动的时候，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我和他应该一起，但同时又有一种后见之明，我知道它这一切发生了，我有某种新的更全景的看法。所以我可以看出这个图景中，另外在发生什么事情，把行动和思想放在更大的图景里看待。我觉得一个好的传记是这样一种关系。

为什么我觉得中国传记，包括各种学术写作这么难看？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把人物的思想或者言行变成一个已知的事实，或者说去除了他的历史背景。我觉得如果能把一个人的言行、思想镶嵌在非常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他的思想和言行才会变得非常有魅力和富有价值。

如果我们不知道当年北京城的样子，到处都是臭水沟，一到晚上天全都黑了，人打个灯笼在胡同里走，就无法体会谭嗣同，他可能就是在那个夜晚去见了袁世凯，城门要关之前。你必须给他这么一个图景。包括当时大家彼此怎么写信、怎么表达，晚清那种读书人不许议论朝廷之事，恐惧无处不在。你不知道这种恐惧，怎么会理解“公车上书”这么重要？我觉得必须完成无数个这样的细节，才构成了那个历史背景，才能够想象他们如何参与其中的行动。但一定同时是真实和虚构的。

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中国没有出现我们想象的传记传统。而且一本传记，绝对不是如我们理解的仅是一个传记，它应该是对那个巨大时代的回应。我特别喜欢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写的《凯恩斯传》三卷本，它写出了整个英国从19世纪到二战结束之后的变迁。里面有所有经济学的变迁，英国的文人思想生活的变迁，政治的变迁，丘吉尔上台，等等。

我觉得我心中理想的传记，应该是那种特别英雄式的。包括我们看到好电影也是，比如《教父》，其实那是很好的传记片。我特别希望中国能出现这样一个东西，这是我对传记的理解。

那按照这个标准来想，我们一切都尚未开始。我特别希望我们都去做这样一个新的工作，把人、把死去的灵魂，他们曾经活生生的，他们遇到自己时代的困境，他们打破自己时代的困境，他们同样的挫败沮丧，把这些东西召唤到你身边，让你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他们的困扰。这个东西我觉得才是真正的传记。

林语堂是跨两个世界的人

英文创作比中文多得多

钱锁桥：为什么要写一部林语堂传记？我本来没有想写，而且是很长时间没想。这个和我受过的教育有关。我是1980年代后到美国伯克利去做比较文学，是搞理论出身的。在西方现在“理论”是什么意思呢？思想、哲学、后现代，所有这些理论的，在中国的学院里面，已经是铺天盖地的。在这种氛围之内，你写传记是最被看不起的。谁写传记？一个人琐琐碎碎的。你得有思想、有理论。

不过到了后来，我对西方所谓理论越来越不满意，我觉得这个非常有偏见。而且我觉得在现代中国学院里面，如果都是照搬的话，整个就是一场灾难，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从自己的历史出发所应该有的议题。我们如果自己关心我们所谓中国现代性，我们会发现他们这些所谓理论里面侧重的东西，什么东方主义，真的不是特别重要，而且是本末倒置的。

比如说你着重写一个人的传记，会被理论派诟病说，你还是强调这种精英政策、精英人物。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如果你看中国现代发展过程，我们一些主体性的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西方的理论它再挑战，挑战不到一些核心价值。所以我们所谓核心价值、中心议题在哪里？这不确定。而且你从这个线路过来以后，那推动中国文化改变的就是这些人物，举子，刚开始的时候，梁启超不都是举人吗？“公车上书”那时候，他们不都是那些知识分子，所谓士大夫？

“五四”以来，我们关心的“五四”人物就是鲁迅。鲁迅的传记不知有多少本，但林语堂基本上完全是被淹没的，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所以，为什么还要写呢？因为就没人写过。

林语堂，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知道算林语堂传记的，第一本就是他女儿写的《林语堂传》。写得很可爱，家里人写的，那这是一种角度。但是我觉得作为学术来讲，真正关心现代性方面来讲，她那本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我觉得后人写父母的传记，有的时候需要稍微保持一点距离。虽然她写得是不错的，但是我在我的传记当中，有一些我不太相信的，我都尽量打问号提出质疑了。

另外一个，实际上我在写论文的时候，有一个美国人写了林语堂。它是博士论文，没发表，大概写了800多页，英文写的。他第一次关注了林语堂在英文方面的角度，所以写得我觉得也算不错的。但是现在看来还是有好多资料没用，他根本就没用到我用的那些资料。

后来在国内，从1980年代开始，林语堂的东西慢慢开始多起来了。现在你问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就只知道《京华烟云》，因为拍电视剧了。但是从一个知识文化角度来讲，认识还是不够。

第二，林语堂是跨两个世界的人，他的英文创作比中文远远多得多，即使是上海时期他写的中文的那些文章、小品文，我已经出版了他的双语集，有很多精彩的篇章都是先写英文，完了在另外杂志上再用中文发表，自己重新写了一篇的。所以如果你不看他双语的、两个世界的背景，特别是他不光是写作，他人生的经历，1936年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美国、在欧洲度过，训练、留学也是在欧美度过，你没有这方面更深一步的了解、叙述，那根本不叫林语堂传记。所以我也觉得，我这个应该是第一部林语堂传记。整理/雨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