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维熙（资料图）供图/视觉中国

告别仪式现场摄影/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

枫叶飘零、秋雨萧瑟，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作家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从维熙同志的遗体告别式于昨日上午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厅举行，数百人送从老走最后一程。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到，从老生前将代表作《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上海巴金故居，巴金女儿李小林在从老去世后敬献了花圈。

告别现场

数百亲友瞻仰从老遗容

昨天上午8时35分许，北青报记者赶到八宝山殡仪馆，看到前来送别从老的亲友手捧菊花及从老生平纪念册，排成三队依次进入告别厅。

告别厅正中，悬挂着“永远缅怀从维熙先生”的横幅及他的巨幅遗像。从老遗体安卧在鲜花之中，众亲友在哀乐低回声中向其三鞠躬。

告别厅两侧摆放着铁凝、钱小芊等中国作协领导及王蒙、冯骥才、陈建功、刘恒等文坛大家送来的花圈，另有鲁迅文学院、中华文学基金会、作家出版集团等院团单位送来的花圈。

亲属追忆

他脾气“轴”喜欢抬杠

遗体告别式结束后，从老81岁的表弟张玉振老人拄着拐杖，凝望着从老的遗像，久久不愿离去。张玉振告诉北青报记者，表哥从维熙是半年前在医院检查出的肺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无法医治。“他去世前一个星期，我去医院探望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跟我聊了几句家常。10月28日昏迷一整天，29日早上7时，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在张玉振的印象当中，从维熙极为孝顺：他年仅3岁就失去了父亲，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拉扯大。当了作家后，无论文学创作有多忙，他都会抽出身照顾母亲。“我姨母到了晚年脾气不太好，甚至会动手‘打人’，表哥只是在一旁迁就着，劝老人别动肝火。”

同样令张玉振比较钦佩的是从维熙的硬汉风格：他历经磨难，养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认准了的事情，必须要去完成；他也很有主见，从不随风倒。从维熙的脾气还有点“轴”，喜欢跟别人抬杠。张玉振表示，他曾多次就一些社会时事与表哥争论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

从老的孙子从森神情哀伤，听闻爷爷病重的消息，他赶紧从美国坐飞机飞回国内，却不想爷爷已经合上了眼。他为未见到爷爷最后一面而深感遗憾。他告诉北青报记者，在他的印象里，爷爷从维熙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他读了爷爷创作的《走向混沌》时，明白爷爷一生所追求的是一家人团团圆圆，用幸福的笑容感染全世界。

文坛佳话

巴金是从维熙的伯乐

据从维熙的生平履历介绍，他从1949年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年前先后出版了《七月雨》和《曙光升起的早晨》两本短篇小说集以及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

他创作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描写的是监狱大墙之内知识分子的悲情生活。在严酷的主题中，他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在往后的自述中，他还清楚记得，这部作品手稿写好后，通过临汾火车站旁边的邮局寄出时，他忐忑不安了好些日子，担心这个有点沉的邮包能不能顺利寄达遥远的上海，会否被《收获》杂志社搁置或丢弃。

直到《收获》主编巴金先生看了这篇小说后很赞赏，作为头条刊发在《收获》杂志上、引发文坛轰动后，从维熙才松了一口气，自此也开始了和他仰慕已久的巴金先生的深入交往。也因这部作品，从维熙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大墙文学”的开先河者。

多年后，就在他卧病之前，他委托文坛好友李辉，将自己珍藏至今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上海巴金故居，并筹备出版。“目前正在印刷，很遗憾，他生前没能看到这本手稿本的出版。”李辉告诉北青报记者。值得一提的是，在丛老的遗体告别式上，巴金女儿李小林敬献了花圈。

生前贡献

推出“三套书”发掘新人

告别式现场，作家出版社总编室主任王元告诉北青报记者，从维熙在上世纪80年代担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期间，推出了“三套书”，即当代小说文库丛书、文学新星丛书和作家参考丛书。这其中，文学新星丛书所收录的作家作品，都是当年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的年轻作家的第一本书，包括阿城的《棋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甘铁生的《都市的眼睛》、池莉的《烦恼人生》、陈染的《纸片儿》、刘震云的《塔埔》、残雪的《天堂里的对话》、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以及格非的《迷舟》等等。这些作家现在都已是文坛大家。

“这套书也因此被誉为‘发掘一代文学新人的伯乐’，从维熙正是这些佳作出版的推动者。从老也是从年轻作家过来的，他非常知道当时的年轻人渴望出作品，当时的读者渴望读文学，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元如此评价道。

另外，从维熙在任期间还开启海峡两岸文学交流先河，与台湾作家琼瑶签约，出版了琼瑶全集小说，在大陆市场上销售一空。“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作家出版社正在转型成为自收自支的出版公司，需要走市场化的路子来养活自己。琼瑶系列言情小说通俗易懂，特别符合普通大众的胃口。为此，从总捕捉到这一商机，大胆尝试，为作家出版社创造了很好的效益。”王元回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