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一个年轻朋友L在京郊山区当驻村第一书记，前几天给我来电话，说他们村要搞首届文化旅游节，希望我务必去看一看。我说，你给我准备几瓶自制的山楂酒吧，咱们见面好好喝一喝。

朋友L驻村的那个山村我是确曾去过的。那是在三十年前，我当时在北京东郊双桥农场下面的一个乡政府当团委书记。由于业余时间爱好写作，经常给报刊投稿。那一年的“五四”前夕，《北京日报》郊区版的《青年之友》专栏正在开展“京郊青年在行动”的征文。我围绕自己做团干部的经历，也投了一篇文章，很快就发表了。“五四”之后，报社在郊区组织了一次郊区青年联谊会暨征文颁奖会。开会地点在京郊西南房山，快到河北地界，而我所在的农场则在北京的东南郊，两地相距上百公里。当时交通很不发达，从我家到汽车站要骑车二十分钟，然后要倒三次车，才能到天桥长途汽车站。到了长途汽车站，还要坐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开会的地点。记得那天早晨我五点半从家出门，下午两点才到。

第二天上午开会，除了报社的领导、编辑外，从京郊各地来了近二百人。这其中有团干部，也有一批文学青年。看着一双双陌生而又对未来充满渴望的眼睛，我们每个人都很受鼓舞。特别是在自由发言时，每个青年人都谈了自己的理想，有少部分像我一样的人谈的理想就是当浩然、刘绍棠那样的作家，而更多的人则提出要用双手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那天，我说，我不管当下文坛出现什么意识流、现代派，我要创造我的北京郊区文学。会后，来自门头沟、顺义、怀柔、密云的几个文友都跑到我的宿舍，他们围绕我的观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而我此时，脑海里浮现的不仅是文学，更多的是一个叫小梅的女孩。这是一个山区女孩，也就十四五岁，眼睛是玻璃花，右脚先天跛足，由于家里贫穷，只上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小梅在发言中说，她的理想就是多放几只羊，羊多了，到了年底就可以多卖些钱，这样就能让她家里的日子好过些。小梅的发言，让整个会场变得很寂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郊区，特别是边远山区，很多人家过的日子并不富裕。我的一个本家姐夫，就生长在怀柔的山区里。他本是个复员军人，长得一表人才，他告诉我，从他家到火车站要走两个多小时。每到秋天，山里到处都是红红的栗子、黄黄的柿子，可就是运不出来，白白糟践了。这些水果如果能运出大山，那山里人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小时候，我也放过羊。我家的羊既不产奶，也不为了吃肉，更不是为了卖钱，纯粹是哄我们几个孩子玩。因为有了羊，每天家家户户的孩子就可以将羊赶到草地里，然后凑在一起玩闹、聊天，以至捉鱼捉青蛙放风筝。我很感谢放牧羊儿的日子，它使我享受了大自然，也享受了一个孩子该有的童年。

或者有着同样的经历，当小梅的发言结束后，我一直盯着她，眼前不断浮现她在山坡上放羊的画面。几个文友讨论到热烈处，一个文友问我，你进屋总是若有所思的样子，你在想什么呢？我说，我在想那个小梅，我们能用什么办法帮助她呢？我的话立刻让原本热烈的气氛冷却了。一个文友说，其实我们的日子也没好多少，我只上了高一就不念了。一旁的文友则插话，你好歹还念了高一，我初中毕业就回村务农了。

联谊会只开了两天就结束了。大约一个多月后，乡政府卫生院突然来了一位李大夫，专门看各种疑难杂症，尤其擅长推拿按摩。党委书记把我叫去，希望我能为李大夫写篇文章。这样，一来二去我就和李大夫交上了朋友。一天，我突然问李大夫，我认识一个叫小梅的女孩，眼睛是玻璃花，右脚跛足，您能给治好吗？李大夫想了想说，这我不敢肯定，你让她来看看吧。我说，那女孩家很穷，恐怕……李大夫看我面露难色，就说：看在你的面子，免费给她治疗。

就这样，小梅很快就来到了我们这里。李大夫说，小梅的病属于先天性的，很难彻底根治，但经过二十天治疗，或许能改善一下。我说，只要能好转，就是很大的进步。为了帮助小梅，我发动机关和工厂的团员给小梅捐款，三天时间就凑齐了五百元。我让小梅用这钱买几件衣服，剩下的过日子用。很快，我们义务救助小梅的事迹被《北京日报》郊区版的记者知道，他们几次过来采访我和小梅。一时间，我和小梅成了新闻人物。

但我不曾想到的是，对于我组织团员青年救助小梅的事，在我们机关里有人说起了风凉话，说我爱出风头，也有人说我放着正经工作不干，盲目地搞什么慈善，更有人背后攻击李大夫，说他是江湖骗子。一时间，我感到压力重重。无奈，二十天后，我把小梅送回了山区老家。

小梅的家很穷，这是人们都知道的。但我没想到，真的到了她家，看到的比想到的还要穷。几间破旧的土坯房，窗户上连整块玻璃都没有，屋里黑黢黢的。她母亲傻呆呆的，父亲佝偻着身子，一看就是重病缠身。再看锅里，是一团黑黑的野菜，不见一点油星。我和同来的一个团干部不忍再看下去，每人除了留好回去的车票钱，把仅有的二十几块钱全留给了小梅。我对小梅说，你要好好地活着，日子会好起来的！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小梅。

前年，我的年轻朋友L由市委组织部安排到山村挂职担任第一书记。他在手机里给我发了一个位置，希望我有时间到他们村看看。我仔细看了他们村的地名，一看吓我一跳，原来竟是我三十多年前去过的小梅居住的村子。我不由得马上打电话问L，你们村里有个叫小梅的女子吗？L想了想，说，好像没有。L又问我，那女子多大岁数？我说起码五十岁了吧。L说，我给你打听一下，不过比较难，现在村里大多数人都到外面打工或搬到城里住了。村里只剩下几十个孤寡老人和孩子。

几天后，朋友L打电话告诉我，村里过去是有个叫小梅的女子，二十多年前她父母先后去世，后来她嫁给山西的一个挖煤的工人，就再也没有了音讯。我说，村里人还养羊吗？L说，养，不多，也就十几只。

我的这个年轻朋友L很能干，这两三年，经过他的努力，现在这个村已经办成了民俗旅游村。过去，到城市里打工的年轻人，陆续回到村里承包了果园，办起了旅游农家乐，他们说，外面的风景再好，也没有自己的家乡好。

我决定去那个山村。在这个决定做出前，我猛然间有个大胆的想法，要是让我的朋友L通过各种关系能让小梅回到村里和我见上一面，那将是一段多么感人的佳话。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和小梅一见面，准保谁也认不得谁了，毕竟时间如流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假如小梅会唱歌，我一定让她和我们一起唱——“牧羊姑娘放声唱”。我相信，今天小梅的日子也一定如我当年所盼望的那样，已经好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