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缘起：为16岁的导弹工程兵而作

我在军旅生涯封刀之作《大国重器》的封面上，写下一联题记：“沐东风而后知春浓，观长剑而后识器重”，是从《文心雕龙》化来。句中的“东风”“长剑”，其实是两种导弹武器的型号，前者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红遍中国的热词，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体所书，东风汽车、东风机车，直至东风导弹，后者出自我的《大国长剑》。作为一个军队作家，这些年写了26部书，计700多万字，我的文字能否成为经典，要看是否经得起时间的淘洗，即便成为文学经典，在我的心中，也抵不过为国家民族贡献一个词汇、一个武器型号。

我为什么要写作，为火箭军啸吟、为普通官兵歌咏？一切皆缘起16岁当导弹工程兵的经历。彼时，遇到人生第一位贵人，接兵排长王爱东。“文革”末期的那个年代，高中毕业就是失业，当兵不啻读一所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尤其当时是特种兵部队来接兵，政治要求严格，500人去验兵，仅录取31人，我有幸位列其中。这支队伍当时有老红军、老八路等领导在岗，故我的躯壳、铠甲和血脉，深深嵌入了像李旭阁、阴法唐这样封疆大吏的风骨，以及接兵排长王爱东、老连长张英、政治处主任王家惠等人的气度与风范。

我随兵车去的方向，开始说是南中国海边，然而，风雨桂林转兵，入山，非蓝海，乃林海，茅屋为兵营，为导弹筑巢很苦，但我觉得好极了。

为何当作家，缘起19岁那年，我提干了，任团政治处书记。我所在的是一个为导弹筑巢的工兵团。一个连、一个营，常常十载掏空一座山，筑起一座城，一座地下长城。原始机械，风钻、轨道轱辘、翻兜车，靠最原始的体力相拼，大塌方不时发生，总有死伤，一个班甚至一个排被捂进去的事故时有发生，隔三岔五烈士陵园总在埋人，且多为晚上安葬。傍晚时分，组织股老吴干事带警卫排扛着铁镐铁锹出门，一去挖墓穴，我就知道晚上十一二点要埋葬战友，其中就有与我一列闷罐车同时入伍的同乡，他们悄然而去天国，青春寂灭，野草荒冢，魂守大山。我与老团长争辩，为何不让他们热闹上路，吹着唢呐，放着鞭炮，赤条默默来，轰轰壮烈走，结果挨了一顿斥责。老吴干事说，咱们当兵的守护和平，更要守护小城的安宁，频繁举行葬礼，会惊扰周遭的百姓。彼时起，我便萌生了一个念头，要写一部书，写我16岁导弹筑巢的岁月，写那些永远沉睡在导弹阵地旁的战友。一个导弹阵地的建设，山这边，就会留下一座烈士陵园。

我忘不了到战略导弹第一旅某阵管连，正逢周日晚点名，除全连的官兵外，连长、指导员还会喊已不在册的、永远也不会答“到”的官兵名字，那些静静地躺在导弹阵地旁的烈士。指导员一喊，全连官兵都在齐声高喊：到！这“到”声响彻云霄，他们到了，他们从未离开，一直在，永远在！

云南蒙古族工程师周文贵就是其中一员。他牺牲于周日，因为妻子刚随军，还没有工作，在临时营盘里开了一个小卖部，那天，他要带妻子和一双儿女去县城照相，寄回老家。临行前，他对妻女说，我再到施工的导弹竖井工地看看，结果几百米高的伪装网上一个鸡蛋大的落石被山风吹落，击中了他的安全帽，他陡然倒下，再也不能最后看一眼妻儿。善后事毕，妻子被安排到老家的县委招待所工作，携儿带女回到老家后无住房，母子三人只好栖身在一座古庙里，妈妈值夜班，8岁姐姐抱着5岁的弟弟，经历了一个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之夜。我去采访，小女孩怯生生地望着我的军装，一句话也不说，自从爸爸走了之后，她跟着妈妈撕心裂肺地哭过之后，再也不多说一句话，默默地去上学，又默默地回到古庙的家。我采访离开时，那位曾经的军嫂说喜欢我们穿的迷彩服，看到就有安全感。我让摄像师脱下军装送给她，三个男人噙泪而归。回来后，我将此事报告了领导，大伙儿都沉默了。那个夏天，火箭军夏令营在青岛举行，周文贵的女儿也去了，伫立青岛海滩，波涛拍岸，浪舌吻沙滩，她远眺海天，仿佛看见爸爸从云中而来，朝着大海大声喊道：爸爸、爸爸……

一位年轻排长，刚从抗美援越战场归来，与女友相恋五载，说好了国庆节时结婚，女友从老家千里迢迢而来，到了旅游城市桂林等待，等未婚夫出来，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军事禁地与这座旅游城市，相距也就三四百公里，可是导弹阵地与人间闾巷，百里之遥，一步之间，有情人却无法跨越。等啊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直等到第六天，等来了老吴干事，告诉她，她的未婚夫再也不会来了，一次大塌方将他与青山铸成一体。噩耗传来，她一阵天旋地转，昏倒在地。醒来后，唯一的要求是去送未婚夫最后一程。可是部队有严格规定，军事禁区非直系亲属不得入内。多年之后，这位女子结婚生子，有一天，她对爱人和儿子说，爱是不能忘却的，我带你们进山，去看一个人。于是，丈夫和儿子随她进山，找到已经面向公众开放的烈士陵园，她对丈夫说，这是一位很帅的年轻军官，心肠很好。她对儿子说，记着这位叔叔吧，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一位仗剑护卫和平的火箭军人。

还有一位贵州母亲，儿子刚长至16岁，她就要送独子去当兵。征兵时，丈夫舍不得儿子走，她说一个好男儿，要先去当兵，补上军营这一课。结果，刚下连队不久，遇上施工阵地大塌方，少年壮烈牺牲。丈夫痛不欲生，处理完儿子的善后，坚决离婚。从此，她孤独一人，以度残年。唯一的寄托就是来看儿子，年年清明雨纷纷，岁岁清明离泪人，抱着墓碑长哭不歇，石碑被泪水都浸湿了，但怎么捂得暖墓碑，又怎能唤得儿子醒来。

我要写他们的故事，起笔创作了《大国长剑》，一剑挑三奖，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再写《鸟瞰地球》，烈士的名字从墓地抄下来，一百多位烈士名录，将近一个连，最大的51岁，最小的16岁。

《大国长剑》《鸟瞰地球》出版后，我来到那座长眠昔日战友的烈士陵园，于墓前烧书，敬献给他们。刚开始天空晴亮，却遽然急风四起，一片乌云刮来，黑云压城，天降滂沱雨。天有灵应，山有灵应，人有灵应，天泣英雄泪，寂寞壮士路。

两弹一星，中国大决策

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经过三天三夜思考，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于是，一支穿着草鞋、单衣的农民军队，一支打了23年战争的人民子弟兵，将军都是从战争大学里毕业的，却敢与一支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国大兵大战雪原。结果，麦帅饮马鸭绿江，万圣节回美国本土吃火鸡的梦想化为泡影，一次战役、二次战役，三次、四次、五次，战线推至临津江、汉江，直抵汉城。后来，战争在三八线上固化了，双方都攻不动，也打不动。对于麦克·阿瑟而言，这是奇耻大辱，扬言要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扔原子弹。杜鲁门此时冷静了，广岛、长崎的十数万众之死，令他有些犹豫后怕。后来，艾森·豪威尔上台了，副总统尼克松、国务卿杜勒斯都到台湾站台，甚至将原子弹运到台南，叫嚷要对人民中国扔原子弹，方案都做出来了，最终被美国参联会主席否决。

立国之初，百废待兴，可是毛泽东、周恩来这代人雄才大略，深具远见卓识。新中国大决策有三：出兵朝鲜、两弹一星、改革开放，荫泽后代，影响久远，让共和国的和平红利持续将近70年。

要搞“两弹一星”，起初考虑引进导弹和原子弹。毛泽东曾与赫鲁晓夫商谈，苏联人不给，说社会主义大家庭有核保护伞，但是这伞如果遇狂风暴雨，遮不住6亿中国人。朝鲜战争落幕后，中国一代元戎极度渴望国防现代化，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两个细节犹在眼前：

炮兵展览馆里，导弹先驱黄迪菲以假示真，做了一个不会飞的导弹模型，在炮兵展览馆展出，表演给彭大将军看，《人民日报》一发此图，世界惊呼，新中国造出了导弹。

苏联人赠了彭德怀一把核钥匙，却不提供原子弹图纸和资料，中国人跨不过核大门，进不了世界核乐部。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以敢驱熊罴的英雄气概，决定拥核。毛泽东看铀矿，用盖革笔试石头，嗞嗞作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感叹地说，这是决定命运的东西啊！

这时候，他们在等一个人，等一群人，等新中国第一批大海归，朝着东方归来。

大师的背影

第一位大师是钱学森，他先考入美国麻省理工，后投身到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门下。德国投降后，参与美国科学家赴德调查团，主撰了一个科技报告，促成二战后美国科技和军事的崛起。美国海军部长贝尔金说，一个钱学森等于五个美国陆战师，我宁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钱学森被拘孤岛5年，经过中国政府交涉才获自由，踏上了归国之旅。

1956年元旦，在一堂高科技讲座上，钱学森讲关于导弹武器的概述，他第一个提出建立一支“火军”的概念。彼时，我的老首长李旭阁是在场听课的军衔最低的军官，他是总参作战部空军技术处的一位少校参谋，与军方中将、上将和大将同堂听课，记下了那激动人心的一幕。钱学森是一位撬动地球的人物，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大决策，让毛泽东和周恩来有信心上马中国的“两弹一星”工程。

第二位大师是钱三强，他是中国核物理学界旗手般的人物，登坛一呼，响应者众，他请出来的人物，一个个都是响当当的，可震烁中国百年，甚至千年。

王淦昌，两次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曾就读德国柏林大学，在迈特纳教授门下，寻找电子、质子，想借师兄云室一用，被导师否决了，结果英国学者按他的思路找到质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抗战时，在战乱浙江大学的迁徙路上，他又一次与诺贝尔物理奖擦肩而过，他关于质子、粒子，又称金色小子的论文，被外国学者实验印证了，再次饮憾诺贝尔物理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任副所长。祖国一声令下，奉召回国，改名王京，任原子弹实验部主任。

彭桓武，爱丁堡大学薛定谔的门生，在薛定谔传中透露，他在与爱因斯坦通信时提到彭桓武，称中国来的彭聪明极了，数学尤其好。他的英国式的贵族爱情故事令人唏嘘不已，令人难望其项背。他被钱三强请来做理论部主任。

郭永怀，美国加州理工毕业，与钱学森同出一个师门，1954年归国后，参与导弹、原子弹试验，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一次飞机失事，与警卫员抱在一起，中间揣着原子弹的绝密文件，身体烧焦了，遗体扯也扯不开。他的夫人李佩，中年丧夫，带着女儿，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英语教师，晚年办学，99岁时仙逝，被称为中国科学院最美的玫瑰。

还有邓稼先，杨振宁的发小，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九院院长，美国普渡大学毕业，归国后，参加“两弹一星”试验，身体直接抱过未爆的核弹，后来得了直肠癌，做手术时，国防部部长张爱萍上将拄着拐杖，坐在手术室门口等候消息，最后力主对他的开禁，曝光核物理学家身份，向中国乃至世界宣传。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发布命令，升为国防科技委副主任。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上红旗专车，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感叹地说，再过10年、20年，还会有人记得我们吗？

天地英雄就在身边

英雄未名，英雄无语，真正的英雄可能就在你身边。我的老司令员李旭阁，就是这样一位天地英雄。我26岁时，在他麾下当党委秘书，只知道他是一代封疆大吏，中将军衔。然而，他离休后，1994年之夏，他忽然写了一篇《首次核试验前后》的文章，经张爱萍副总理审定后，让我拿去《人民日报》发表，读后骇然，老司令员原来是中国首次核试验办公室主任啊。这个秘密经历，他守口如瓶，保密一生，妻子不知道，原单位总参作战部不知道，他个人的档案里也未填写半个字，一段辉煌的历史就这样被格式化掉了，几乎隐匿一生。

1956年元旦，天降大雪，李旭阁聆听了钱学森给全军高级将领上的第一堂课，讲的是导弹武器概述，岂料正是这一堂课，竟使他与导弹核武器结缘，最终走上第二炮兵司令员的位置（中国火箭军的前身）。30年后，连钱学森也始料未及。

此后，李旭阁参加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许多高层决策会议，起草重要的绝密文件，甚至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直陈毛泽东的信，也是他起草的。毛泽东如椽大笔一挥：原子弹既是吓人的，就早响！于是全程启动，他还奉命与几个秘书一起，编写了核试验密码。

1964年10月10日，两架专机接力，送一个密使归京，这个密使就是李旭阁。他的公文包里装着中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张爱萍呈送周恩来、毛泽东批准的绝密报告，他从核试验场出发，穿越罗布泊，前往马兰机场。途中，司机将一个嘎斯69吉普车的轮胎跑飞了，居然没有翻车。到了机场，天色将晚，空军值班飞机飞不了夜航，只好中途转至包头，再转乘另一架专机，连夜飞回北京，报告毛主席。

1964年10月16日惊天第一爆，第一朵蘑菇云冉冉升起。首次核试验次日，李旭阁与一位摄影师飞临核试验场爆心上空，观看铁塔的扭曲变形，天上地下，皆是核沾染和辐射，可壮士不惧死，英雄不眨眼。一周后，他又陪张爱萍等高级将领和科学家徒步穿越爆心。那是一代中国军人生不惧死、死亦坦然的至高忠诚，他将一个大写的天地英雄壮举，留在了西部天空。

将军暮年，战争年代的耳疾发作，几近失聪。我与他，一块小黑板、一支笔，将他在核试验场的两本工作日记，还原为一部《原子弹日记》。

邓稼先罹患直肠癌去世之后，其夫人医生许鹿希，此后一直追踪记录核试验场功勋之臣的健康状况，发现他们大多患癌症而殁。唯剩一条漏网之鱼就是李旭阁，可2001年，李旭阁在301医院查出肺癌，切除了一叶肺。许鹿希感叹，最后一条漏网之鱼也未能幸免。

2012年“八一”，在北戴河海滨，最后一次采访结束，我请李旭阁题一首诗，他欣然答应，写在小黑板上的居然是大清顺治皇帝，题在北京西慈善寺白墙上的七绝：“来时糊涂去时悲，空在人间走一回，不如不来亦不去，亦无欢喜亦无悲。”一个老八路，一位高级将领，如此看淡生死荣衰。

亚洲第一营老营长，老八路李甦。“两弹一星”工程启动时，他原是炮兵司令部的军务处副处长，师职干部，上校当营长，担任长辛店炮兵教导大队导弹训练营营长。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便率队铸剑西北，往武威满城子兵营驶去，人走家搬，家人从北京举家迁去。1963年发射，他率部完成了1059中国第一枚国产“东风”导弹的发射，打出第一枚争气弹。大国长剑，国有重器。中国人的头颅从此仰了起来。但李甦的女儿却站不起来了，皆因他在女儿高烧不退时疏于照顾所致。那段时间，每天清晨，起床号未响，李甦就用背包绳将女儿的小腿捆在自己小腿上，像出早操一样，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训练女儿走路，校正她的趔趄之姿，然而一天天过去，女儿还是因为延误了最佳治疗期，而留下了终身残疾。

晚年，李甦以第二炮兵工程学院顾问之职离休，赋闲西安灞上，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将女儿嫁了村里一个哑巴，可是女儿第二天早晨便跑回来了，说哑巴耍流氓，还是与爸爸一起过吧。

这些悲怆故事，怎能不让人动容？

还有杨业功。一生为官，两袖清风，被称为儒将、廉将、战将。他最大的遗憾是一生未遇上战争，关于他的两个故事，让我记忆深刻。一个茶杯，老式的搪瓷杯，上边写着“从唐山到黄山”，用了20年；另一个是乒乓球拍上的电插座，用到生命终结。来北京开会，闻知老司令李旭阁患癌症，他到301医院看望，送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工资条还在信封袋里。

将军远去，杨业功走后，导弹部落群仍旧是一个英雄的天空。孟祥斌在妻女面前纵身一跳，救浙江金华投水之女；汶川大地震，陈大桂小两口本已经跑到了外边，却冲进余震坍塌的房里救乡亲，结果双双壮烈牺牲。

谁道英雄不怜情？！英雄已随烟云远去，成为激荡人心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时代余韵。

文学的落点对准小人物

文学的落点须对准小人物，唯有小人物，才是文学书写的永恒坐标。我有一个写作宝典：伟人平民化、平民伟人化、名人传奇化。

我提笔开始写作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作家圆梦是一条通天大路，而当下的书写，因为有网络，作家梦的入口宽了、门槛低了，各种粗制滥造、文学泛娱乐化严重。这样的文学当下，感动我们的依然是小人物的故事。

小人物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凡人的梦就是中国梦里最壮美的华章。我们的时代和社会，正朝着“两个一百年”的历史时刻前行。伟大的复兴之梦，是由普通百姓的人生梦想连缀、叠加而成的。小人物之梦，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青史断章；普通人圆梦的故事，沉淀为中国故事的精神底色。唯有小人物的圆梦之旅一帆风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才会出彩。唯有基层官兵圆梦之旅精彩生动，军旅题材的书写才有持久的文学魅力。因此，我在《大国重器》中，尽管也不乏为至尊之人青史留名，但却将激荡人心的笔触对准小人物，心怀敬畏，将凡人举过头顶，淘一口深深的军事文学之井、世相之井、人性之井、情感之井，蘸着这些淘出来的清澈之水，或泼墨大写意，或工笔细绘，或白描勾勒，写出普通百姓在圆人生梦过程中的艰辛、温馨和感动。最大限度地展示他们的生存、尊严、牺牲、荣誉以及生命的代价与崇高。苦辣酸甜里有民族的正气歌，欢乐忧伤中有国家的无韵离骚。

某新型号导弹旅三营副营长沈卫明和四营长吉自国的故事，就是小人物的追求。发射场比武，只选一个导弹营发射。结果四营操作时，漠风四起，一个插头盖被风吹远了，忘了捡，被军代表捡走了，以0.44分之差惜败。

两个营长都背负着家庭的重负。沈卫明父亲患癌症，老家在江苏，结了婚，生了女，妻子和孩子在大同生活，因为部队战事忙，一家三口难归，父亲连小孙女都未见过。入发射场后，弟弟打电话来，说爸爸时日无多，念叨你呢，快回来吧。最后在发射归零的间隙，还是领导硬逼着他，才回家探望病重卧床的老父亲。

吉自国的儿子得了感应性神经耳聋，8个月大时就对人间声音没有反应，需要戴耳蜗校正，辗转了多家医院，卖房看病，甚至想转业回家。最后是部队官兵捐款20多万元，让他得以带孩子去医院治疗，然后到北京进行康复训练，终于赢得了一线希望。营里还有30名老兵与他一样，已经宣布退伍却依然战斗到最后一刻。

沈卫明刚指挥完导弹飞天，导弹发射成功之时，弟弟电话也到了，父亲走了。而那30名老兵，登车返乡，在火车站台上，脱下军装、摘下领章帽徽，叠好，悲壮归去。

五期士兵康平，人称“金手指”，一指按下去的火箭以数亿元计。这个湖南娄底小伙子，工作精益求精、兢兢业业，如今他是“兵王”，高级士官，妻子和孩子随军，享受团职待遇。因为小人物的梦圆，使得中国梦有了温暖的亮色。

历史的宿命

“宿命”一词，语出北周无名氏，《步虚辞》：“宿命积福应，闻经若玉亲。”本意星宿运行各有命令。地球在宇宙中的综合运动，以天体为坐标，归类民情，验其祸福。因决定果，前生决定后世，前因决定后果，福祸之因，皆自圆成。《大国重器》一书的副题是《中国火箭军的前世今生》，前世的命运，对来世是一个预兆和暗示，于今天是一种历史的大宿命。

钱学森“火军”之说，1956年元旦，一个甲子，2015年12月31日，军委主席习近平授旗、训词，火箭军次日成立，昂然雄姿迈向世界。

历史大命运，仿佛有上苍之手在操盘。

旭阁将军，听课之少校，最终成为第二炮兵司令员（火箭军前身）。

前世亚洲第一个导弹营，今生第一个常规导弹营。

我，1958年4月4日出身，44年军龄，手机尾号的最后两个数字亦是44。

冥冥之中，皆付与苍烟落照，付与时代的大宿命。然而，我还想要说一句，剑非剑，器非器。铁剑、木剑、龙泉宝剑、大国长剑；导弹、火箭，中国核力量，镇国重器。重器也，但非器也，大国国器是人，大写的中国人，中国士兵，中国火箭官兵，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重器。

我有重器堪干城。

（作者为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著有《大国长剑》《大国重器》《经幡》等，曾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