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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忆的点滴

来源:人民政协报 | 张颐武  2019年06月24日07:55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正值“父亲节”,我又开始了想念,这想念是如此的漫长。

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在外调研,他就常常给我和母亲写信。信很长,信中有诗,也有他在外生活的具体感受。

记得有一封信,写的是他在四川大凉山考察时候的感受,信中详细讲述了他和彝族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情节。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生活在大凉山的彝族老百姓生活条件很艰苦,连热饭菜都没有,一盘土豆就是一顿饭,拿着土豆蘸着盐吃。看到这些,我当时就想,虽然我们自己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总还是会有菜有饭有肉吃,而父亲说对于大凉山的普通人来说,能吃上一盘土豆就已经很不容易了。那个时候,物质匮乏是社会整体状况,父亲就在信中告诉我,这其实都是人生中的常态,不管遇到困难,还是处在逆境之中,这都是人生的一部分,要想得开。父亲写的诗有好多首,都抄录下来很长,要三四页纸。他告诉我人生之路是艰难的,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麻烦出现,只有有一个好心态才能面对将来的路。路,也有夜路。在大凉山,父亲讲,他们走夜路经常会遇到野兽,同行几人老是让我父亲拿着火把把野兽吓走......父亲走夜路的故事惊心动魄,母亲时常读着读着也会被吓着。

还有很多很多父亲写的信,但可惜这些年因为搬家和家里不断地变化,这些信都找不到了。父亲写信,往往会仔细观察他周围人的生活形态,会体会别人的所思所想。

在我的记忆深处,父亲那时候常年在外,他们往往被派往边远山区进行考察,搜集民族语言学等方面的相关资料,艰苦的生活条件可想而知,但父亲永远都给人一种平静的感觉。其实那时候,我们家的条件并不是很差,但父亲吃得苦、经历的磨难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他的坦然、勇敢面对困难和生活的态度却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的信,伴随着我走过了童年生活,也慢慢开启了我的人生之路。记得父亲被下放到湖北干校,我和母亲生活在河北武清,每次回来都会给我们带一些礼物。有一次,父亲用一个小的旅行箱带回来很多鞭炮和花,然后就和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放。我们乐在其中,父亲也乐在其中。

其实长大后,我才明白,父亲为什么每次写信都会把每一件事讲述得那么详细,他是想告诉我和母亲,即使他在外,但也要时时刻刻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体会着他给我们的温暖。

十岁以后,父亲在家里的时间就比较多了。我印象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是我十岁到十五六岁期间,父亲都把定量换来的大米白面给我们吃,他一直吃着粗粮。后来,1980年看到罗中立那幅经典之作《父亲》的时候,我激动地要掉下泪来,心中充满感慨。每个人的父亲虽然不同,但他们对子女的情感却是相同的,他们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们的关怀、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责任担当都体现在那不断增长的皱纹里。

父亲从湖北干校回来后,有一段时间在连队食堂当管理员。每天晚上回来,都要在书桌前计算那一点一滴的账目,像做学问一样。还因此得了一次荣誉证,这让我们全家都记忆深刻。

那时候,几个连队一起出去种树,需要这几个连队的食堂一起来送餐。有一顿饭是包子,父亲所在的食堂包的包子出了名,因为他们食堂的包子比其他连队食堂做的包子肉要多,味道更香。这在当时包子都是素馅的年代,吃上肉包子都已经非常不错,而父亲他们做的包子却是肉多。其实,这都是父亲精打细算算出来的。在他晚年的时候,父亲的一些老同事来看他,还提起当年肉包子肉多的情况。他说只是为了让大家吃好,而为了让大家吃好,我每天晚上看见父亲坐在桌子前计算当天的账目数据,密密麻麻的纸上全是一串串数字,像跳动的音符,生动有趣。

这些“跳动的音符”也成为后来他演算傣族历法的方式。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一个人文学者,却做起了数学学家、自然科学家要做的工作了。那时候,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学者研究傣族历法,每天晚上都要面对那些庞大的算式,虽然那时候看起来并没有高等数学那么高深,但按照傣族研究的那些公式推演、计算确实非常复杂,差之毫厘,都可能谬以千里,必须精确、精细、精准。后来《傣历、公历、农历百年对照年历》出版,我也欣喜无比,因为我亲眼看着父亲对自己事业的执着和专注。父亲的认真、负责、严谨,对我是一种最大的教益,这也深深影响着我。

父亲给我另外一个教益,是他在无言中指引我走上人文研究之路。因为父亲的研究和爱好,家里有很多的书,而且这些书是对我们孩子完全开放的。父亲还会经常给我讲,比如他喜爱的唐诗,他写的很多律诗也是从唐诗中取经,他经常一讲到李白,兴致之高不亚于他的研究。有时候,我们还会在饭桌上讨论,一直到我上大学,再到我当了教师以后,我们时常讨论的习惯没有变过。其实我知道,他倒不是说希望我能够跟他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来,他是想通过我们之间的讨论得到一些新的想法,得到一些新的感悟。即使到了晚年,他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还保持一种开放、积极的心态,他的学生们经常会找他请教,他也都会认真聆听并互相交流。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把每一个向他请教的学生,都当成是一个平等的交流者;有很多时候,他也会问我,这事你怎么看?他不断追求着新知识,不断吸取着新思想,再不断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并会坚持和保持自己的这种学术定力。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三论”(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在学术界兴起。于是,父亲就把“三论”的相关理论、著作认真研读了一遍。要知道,“三论”的知识背景和他研究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觉得对他的研究是有用的,很有参考价值。后来我才发现,他晚年的时候研究了一门学问叫混沌语言学,他把这种混沌学的理念引入到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中,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父亲一方面做很具体的民族学,另一方面又对新潮理论产生着极大的兴趣,不断与人对话、讨论、吸纳,融会贯通,能有一得之见,他就觉得非常好。父亲做学问,始终专注在他的领域里,然后触类旁通不断发展,这都给了我很多启示。

父亲是我人生路上的良师益友,他的淳朴敦厚,他的底蕴深厚,每每想到这些,父亲那一颦一笑又出现在我眼前。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