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看起来没有摄影不能吞下的东西，任何不能被拍下来的都会变得不那么重要。

如果照片是我们与历史的联系，那么那是一种非常独特、脆弱、感伤的联系。你在毁掉什么东西之前拍一张照片。照片是死后的存在。

——苏珊·桑塔格

小镇上的人们和别的地方的人们一样，到照相馆去留影。而且，小镇上只有一家照相馆。照相而入“馆”，顺理成章，这样的场所不大不小，半家常、半神秘，不单规模、形制上端庄含蓄，其幽暗也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高贵感，牵动人心，令人神往。自上中学后，我曾和多位好友去照合影，进到这个面积不大的地方，交钱、开票、整理衣服，就要坐到照相的凳子上了，大家经常会发出这样的问话：我脸洗得干净吗？眼睛亮吗？牙齿露出来好，还是藏着好？我们男孩平时不大谈到的问题，照相的时候会一下子涌上来。不过没关系，旁边总会有别的人提醒：你脸上粘了个东西，你头发乱了，你牙上有韭菜。那时，小镇上的孩子们不可能

拥有照相的条件，只得依赖照相馆存放和停留我们少年时代过往的青春、温情、期待。照完相，我们会依然惦记着这件事，甚至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迫不及待地想看到照片上的自己，等待在取相单上所标的“某月某日下午三点”或“某月某日上午十点半”那个时候看到照片。在我的记忆中，取相片这件事从来没有出现过滞后或忘记的情况。照片即将从简陋的纸袋里抽出来的那一刻，我们经常心脏狂跳不止。有次我去取与伙伴的合影，但抽出来的却是一位陌生姑娘的照片，戴副眼镜，冲镜头甜甜地笑着。

照片确证身份，仔细想想，人的一辈子可能需要不了几张身份证照片。我的第一张身份证照是1988年在天津读研究生时候拍的，我对自己二十六岁时的样子已经完全没印象了，直到补办第三张身份证的时候，才从派出所的电脑上看到——黑白色，头发凌乱，形容仓皇，狼狈不堪，是我起居无定、营养不良的忠实记录。第二张身份证是2018年初秋时节在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丢的，上面的照片我曾洗印出来供填表格用，2005年照的，四十三岁，我在照片上精神饱满、干练自信，一头短发里发现不了多少白发的踪迹。目前这第三张身份证照片里的我，满头黑白参半的头发，完全是年过半百的中老年人样貌。不拍照不知道自己有多老。年龄渐长，却迎来了影像泛滥的时代，外出学习，到重要场合开会，朋友见面聚餐，大家趋向于拍照发到群里，每逢此时我总是积极不起来，照了几次，发现只要有笑容就找不着眼睛。听说苹果手机里有个自拍证件照程序，有天晚上试了几次，越试越失望，成像的我眼睛几乎找不到。老得简直可怕。

摄影是挽歌、黄昏艺术，摄影将被拍照的一切留给未来，正如桑塔格所说，拍照参与一个物体或一个人的必死性、脆弱性、可变性，所有的照片切割下一个特定的时刻，并将之冻结，从而去见证时间的流逝。现在餐厅吃饭，一俟菜品上齐，年轻人喜欢拍个照发朋友圈，半小时后，桌上必定杯盘狼藉，好吃的被吃掉，不可口的被剩下，人生大概如此吧，一切都在减少，直至消失，拍照记下这一切。

A

人生在世一辈子可能会不断缺少许多东西，缺少穿戴，缺少食物，缺少呵护，但绝对不会缺少合影。每逢会议、会见、入学、毕业、研讨，必合影，常有几百人参与，场面壮观，组织周密，蔚为壮观。话说有一年，我随一大拨人在长春一汽参观，厂工会领导带参观者走进一老工人位于厂区平房区的家。家门打开后，除了满屋的旧家具，迎面映入眼帘的，是墙上一张足有一米长、一尺宽的巨大合影。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劳模表彰大会的纪念品，上面的人头如黄豆大小，起码不少于五六百人，整齐有序，神态严肃，第一排的中间坐着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人，自豪的主人举起颤颤巍巍的手示意大家，他本人坐在第五排左边的哪里哪里，大家凑过去，努力去辨别眼前这位昔日的劳模，感受这个平房长期居民灵魂里充溢着的崇高感。这样的合影想必有过相当严密的组织协调调动，过程一定较为复杂，当时不像现在，每个参与拍照的人都可以拿着一张示意图去按图索骥。

场合隆重的合影亦非全部出于有言在先的安排。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5月开了三次，最后一次会议朱老总讲完话，摄影家吴印咸提议趁落日余晖尚存照张合影，毛主席欣然同意。当时并没专门安排座次，前排坐小马扎，二排坐长凳，三排站着，四排站长凳上，五排六排站到会议室外狭窄的台阶上，一百零六人的合影就这么随便坐、随便站着拍成了，没有严格的领导群众之分，没有职务的排序。这一百零六人还不是参加座谈会人员的全部。因为有的跑到正在施工的中央大礼堂工地参观误了拍照，有人去了厕所，也有的人对拍照不感兴趣，没有参加。毛主席旁边坐着田方。我见有人写文章说，毛主席先坐下招呼大家，环顾四周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坐在前排靠中的朱老总身边，这才放心地坐下，还笑着开了一句玩笑：“对嘛，照相坐前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了！”吴印咸刚要按下快门拍照时，不知从哪里跑来一条狗闯入镜头。主席站起来，一边轰狗，一边对康生喊：“康生，管好你的狗！”人们都笑起来。康生任部长的中央社会部就是负责抓特务、抓“走狗”的。正拍侧面照时，坐在第一排的刘白羽个子大、身体重，一不小心把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人们一阵哄笑，目光都转向他。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摄影师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吴印咸的相机镜头很小，胶卷也已过期多年。为确保拍摄效果，他就先从前侧方拍了一张，又从正面用三张底片拍了接片，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留下珍贵的合影。五年一次的文代会作代会曾经有过大合影的辉煌，每次开幕前都有数千文艺界人士毕集于一堂，在大会堂等待接见与合影，某次有位老文艺家由于劳累过度在合影架上摔倒，于是接见和大合影废止，省去了麻烦，也留下不少遗憾。任何战争年代的照片都格外珍贵，这种照片经历了风雨，保留着一切，诉说着一切。不管后来年代的人们什么时候拿出来看，都会给人历久弥新的感觉。

B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照相是稀罕事，小镇上的照相馆照相很少有一个人单独去的，去那里毕竟太奢侈。再说，除了证件照，单人照用处不大，我只在小学、初中、高中毕业时各照过一张，到照相馆照的，除了与朋友、班干部的合影，大多数是集体合影。

学校里的孩子们能够遇到的最隆重的事情莫过于合影。我人生的第一张集体合影是小学集体毕业照。从照片上看，我站在最后也就是最高一排几乎正中间，穿着白衬衫，戴条红领巾，短短的小平头，微微倾斜着身子。父亲说我像模像样了，可能就是指我有了讨好镜头的朦胧意识了。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已不自觉地拥有了自我意识，知道了怎么才能“臭美”一下，至少知道照片不单给自己看，要分发给众人，被许多人凝视，被熟悉或不熟悉的男男女女们指点、议论。这种念头促使我反复调整表情，我微笑，而且露齿，努力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别人，或者表现给那些可能会关注或垂青自己的人。为了这次合影，班主任要求我们把脸洗净，无论男女一律穿白衬衫、蓝裤子，穿新鞋、新衣服。其实新裤子只对第一二排的人才有意义，第一排蹲着女生，第二排坐着老师和学生，后面几排人的腿露不出来。我记得，为了迎接这样一个大场合，我和两个小伙伴还到小镇上唯一的浴池里洗了澡，浴池的水每逢加热便发出巨大的声响，搞得我们心惊肉跳。洗过澡后，身上顿觉轻松了不少，味道也好闻了许多。

第二天，站在高高的架子上的时候，我是蛮自信的。环顾四周，我发现四周弥漫着一种刻意的庄重，掩盖着大家的惴惴不安，昏暗的室内让大家变得更一本正经。我那时大概还没有心仪的女生吧，我也不清楚，但我总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会被女孩们观看。平心而论，漂亮的女生是顺眼的，再说，她们的味道好好闻，但我并没有想搭理她们的心思，至于有没有想接近她们的愿望，也还不清楚。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里有几个小毛孩子曾经在照相馆“抢”班上合影里的女生，划定了让照相馆放大，而且为此还发生争执、扭打在了一起。他们才多大啊，也就二三年级的样子，即使没有和女生说过话也要划出自己所“心仪”的女生，这种背后公开自己“所爱”的做法，难道是男孩的天性？我照合影时的那种矫揉造作，那种想穿得好，让身上有好味道，希望在女孩跟前有面子的念头，大概是与这些小男生一样的，该是荷尔蒙在起作用了。

对了，那天上学的路上，我与班上的女同学小琴相遇，搞得有些心神不宁。我出门格外早，本想出个小风头，到班上打扫一下卫生。途中有迎头而来的小风沙，我正埋头走着，忽然有股好闻的味道飘过来。是雪花膏，要不就是护肤脂之类，是和身体本身发出来的不一样的好味道，而且绝不属于男孩。我像嗅觉灵敏的小动物一样不自觉地加快了脚步，只追了几步，我就认出来是小琴。她眼睛大大的，眉毛很黑，嘴唇永远红红的，不胖不瘦。我们两家住的地方相距不远，她是我父亲一个老朋友的孩子，是当时很少见的独生女。她吸引我的，是那种不紧不慢的从容，不高不矮的正正好，不娇艳又不平庸的让人放松，她让我喜欢，是因为她还有别的女孩所少有的那种不扭捏作态。我赶上去，认出是她便想躲开了。倒不是我没出息、窝囊废，更不是有多不好意思，而是为受她那种香味的吸引而忽然感到深深羞愧。但她冲我连叫着“嗨、嗨、嗨”，飘过来的香味更浓更怡人，我的脸“刷”一下子红了，抬起头连问“怎么、怎么、怎么”，她的睫毛原来那么长，密得简直不像话，而且，她的下唇有一个很小的痦子在左边，一下子让她俏皮了不少，这是我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就是叫你！”她又喊着，显然想让我停下来。此时，我的脸很不争气地红了，至少比她的红。她的吁求很快见效，我的脚像失去了行走的功能，或像被钉住了似的，难以移动。只见她从书包里拿出一段甘蔗。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甘蔗是好吃的稀罕物，给我们生活在北方的人们带来了对遥远南方的想像。她说，给你给你，我说不要不要。她剜了我一眼，说，给你你就拿着。我嘴里说不要不要，手却很不争气地打开来伸过去，接住了这节不长的甘蔗。接过来就接过来吧，人却动不了了，依然钉在原地。小琴达到了目的，欢快地先走了，也卷走了她的香味。看她走远，确认周围没人，本想迅速将甘蔗塞到嘴里，啃开，皮吐掉，大口大口地吸食甘蔗的甜汁，三下五除二就将它消灭掉。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把它塞进书包，发现像心里搬掉了一块大石头，背上甩掉一个包袱似的轻松。我想，回家的路上一定要给她买一个小文具，尺子、果糖味橡皮什么的。到了学校，班里的地已经被人扫了。我心里一阵失落，更恨自己不争气，直后悔拿小琴那段甘蔗。直到与小伙伴们排着队，站到照相馆架子上，与旁边的吉平一起说笑，指点着他人的一个个破绽，我的好心情才重新回来。我俩发现摄影师由精干的矮个子换成了一个高高的秃子，他那稀稀拉拉的头发只围绕着两个耳朵长着，十分滑稽，前一段时间我们俩照合影时还没有他呢。摄影师的秃顶平复了我起伏不定的思绪。但我想臭美，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一直在调整自己的表情和站姿，但这也没有妨碍我观察别人。立于照相馆最高处的正中间，一切一览无余。我发现第二排居中的数学老师，即使照相也戴着那顶颜色永远含混的旧帽子，语文老师的大辫子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显得身强体壮。体育老师穿着运动半袖衫，傻傻地和第三排的男生一起站着，觉着自己挺神气。小琴呢？费了些力气才从一排头顶中辨认出来，她蹲在第一排最右边，黑幽幽的头顶，与其他女生并没有任何不同，此刻，她离我是那么的遥远，似乎与那节甘蔗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而且也与几个小时前我俩的相遇没有了任何关系。合完影，买文具的事情早被我忘到了九霄云外，那段甘蔗回家半道上也给了别人。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小镇上，照相被人们普遍推崇，作为一项隆重而稀缺的情感活动，作为婚事、友谊、团聚的见证出现。只是在小学时代的最后阶段，我才开始进入班级的“管理层”，但尚未获得组织任何拍照活动的权利。中学之后，我当了班干部，很愿意组织照相活动，初中时提议全体班干部与班主任胡老师合影，高中阶段带领班干部与班主任包老师合影。合影时我并没发现男女班干部之间有什么微妙，只觉得班主任对自己喜欢的学生格外好，他们都爱抵制摄影师的固执摆布。到我上高中的时候，照相馆里的摄影师依然是那个秃顶，但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人，背驼后，人矮了不少，动作迟缓，嗓音低沉，只是头发好像经历了十余年并没有减少。

C

没有哪家没有照过合影的。组织家庭合影是一个家长的治家必选项，这种照片毕竟保留了一个家庭里所有人的一颦一笑，可陈列，可传代，可被长久记挂。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里有个一家老小合影的桥段。这显然是一次聚会之余的正式活动，三代同堂，老幼咸集，穿戴整齐，大家都围绕着戴眼镜、坐在前面的老太太，显然，家里的老人只剩她一个了，两个年轻女性怀里还抱着年幼的孩子，旁边的成年男性西服领带、衣冠楚楚。合影完毕，一位好像是儿子的男性过来让老太太单独照一张，老太太本无意于此，推辞了一下，儿子说，好不容易来了，就照一张吧，老太太才重新坐定。老太太照相过程中，有孩子的两家主人开始聊天，一个说要搬新房子，另一个说也想搬，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诸如此类的家常，反映的是家庭生活的常态。合影，连带着日常生活诸多小段落中的一个个小举动，将永久留给未来，留给后人回味。不过，家人合合分分，所有照片、合影的归属、下落肯定大不相同。《八月照相馆》的女主人公最后看到了自己的照片被陈列在了照相馆的橱窗里，我们不禁为她感到欣慰。许多照片的命运则连主人也掌握不了，常常被冷落、抛弃，最后不知所终，令人慨叹。

妈妈六十二年前在北京展览馆与哥嫂侄女们拍的一张黑白合影是我的最爱之一。照片上共十二人，妈妈和她的哥嫂六个大人，加大哥的五个女儿、二哥的一个女儿，六个孩子。照片的背景是那座巍峨挺拔的苏式主楼，妈妈的旁边龙飞凤舞地标着“首都苏联展览馆留念，57.8.11”。照片里最年长的是我大舅，也就三十多岁，最小的五姐才一岁多，在大舅妈怀里抱着，如今已六十三岁。大家穿以白色为主的夏装，妈妈位于照片第一排最右边，侧身而立，上身那件带深色斑点儿半袖白衬衫束在黑色长裙里，脚上是带道儿的线袜，穿一双黑皮鞋，朴素而洋气。妈妈正是二十岁左右的黄金年纪，短发梳在耳后，目光炯炯，朝气蓬勃。在这端庄、美好、年轻的一家人当中，她依然显得很漂亮。更引我感慨的是她温婉娴静的神态。她和她的亲人们微露笑容、凝视前方，如在眼前。照片经不起岁月，何况经过翻拍、放大，但这依然不会减少我对这张照片和照片上的人们的爱，但我的孩子们呢？

大舅一辈子在北京园林古建公司工作，是毕生从事古建筑设计、维修的工程师，绘图、计算是他的主要业务。他的摄影爱好由来已久，待到完全具备玩摄影的条件，已经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人也步入了晚年。彼时数字化摄影尚未到来。他购买了大批相机、镜头、胶卷，过年过节，人一凑起来，他就热情地拍照，其中拍过不少一家一家的合影，也有不少大人、小孩的单人照。即使在他的四弟（我的四舅）去世举行悼念仪式的时候，他也不辞辛苦地拍照。除了拍照，他还不惜代价洗印较为满意的照片，放进相册供大家翻看。我在大舅家曾留过不少自己的照片——孩子小时候的照片，与妻子的合影，甚至结婚照，黑白与彩色的，大大小小很有几张。我与妻子的黑白结婚照是在银川一家残疾人开的照相馆拍的，大舅妈很喜欢，自己坐公交车到西四白雪照相馆给放大。今年1月4日，九十四岁高龄的大舅妈去世了。春节前，五姐说姐妹们在分家里的照片时，她把与我有关的照片全拿回来了。五姐和我走得近，她才会把我的照片带回来。照片毕竟属于私人物品，散落异地的照片，如果不是有人在意，其命运一定是谁也料不到的。

D

春节是家庭合影的集中高发期。

在这个中国人一年一度的固定盛节里，人们大吃大喝、无所事事，休息着、闲耗着，暴露着国人所有的优点、缺点，让自己的希冀与失落任意滋长。身份、活法不同的家人们凑齐了，大家来自四面八方，在团聚、年夜饭、看电视、拜年之余，在比较活法、窥视秘密，以及掂量各种关系轻重、琢磨不同利益优长之余，往往将合影列入春节活动议程，为纪念、为维系亲情，但不少时候照了也就照了，没人真当回事儿。

我父亲有位老朋友每年大年初三带全家老小在当地的建平照相馆照全家福，十几年前我上门拜年时就谈起这事儿，他说坚持好多年了。那么，二十几年间对比下来，该会发现多么惊人的变化啊。照片最不会撒谎，最能见证人的衰老。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不禁百度了一下“巴彦淖尔建平照相馆”，发现这个照相馆已经不存在了，倒有了名为“好莱坞”、“巴黎风情”、“皇家”之类的所谓婚纱影楼。好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们还合影吗？他们在哪儿合影呢？

我们全家与父亲拍的最后一张照片，同样是合影，同样是春节全家福。那是踏入21世纪第一年的春节，病入膏肓的父亲从北京回到家里，去过一个不得不过的春节。春节照例是一个又一个聚会，一次又一次你来我往地走动与吃喝。无论场面多么热闹，对万念俱灰的父亲来说，已没有了任何意义，问候、吉祥话再多，也难以驱散他脑海里的阴云。一场数家在一起的大型聚餐之后，照相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父亲始终神情阴郁、默不作声。以往，一直是父亲在张罗和出钱让亲戚们合影，现在却只能听任别人摆布。照相整个过程中他已失去交谈的兴趣，不再留意别人的穿着，不再品评照相馆的奢华、不实与价格虚高。在摄影机前安顿好之后，大家才忽然间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这不大不小的隆重，这家庭成员悉数到齐的步调一致，大家整衣服、调表情、一心一意迎合镜头的配合，以及我的两个未上学的孩子的格外听话，会不会加重父亲的不祥之感呢？此时，我的一个儿子偎依在爷爷的膝间，听任爷爷握着他的胳膊。我不敢说大家都能感到哪儿有些不对头，但至少父亲脑海里此刻一定正在演绎着翻江倒海的往事，他的内心必定五味杂陈，他会不会想到这是全家最后一张合影呢？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我在岳父家经历过多次全家合影。两个老人，先是加三个子女及我，后来是两个老人加全部子女及配偶，再后来两个老人加三个子女带子女的家庭。近三十年间，照片确定无疑地告诉我们，一切变动不居，只有时间最忠实地履行着职责，绝不放过任何一个人——最初襁褓之中的孩子，如今已建立了家庭，刚刚退休的岳父如今已步入不得不立遗嘱的风烛残年。今年春节全家照例拍了合影，岳父母二人也单独拍了合影。

我与父亲在拍照这件事情上的交集非常之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们父子一场，合影居然只有一次！这个结论让我大吃一惊。而这唯一的一次合影却要归功于二姑。在我上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二姑一家从北京到小镇来看我们，时值初春季节，万物萌发、百草初绿，光彩照人英姿勃发的二姑提议到小镇的街心花园和小动物园去游玩一次，我抢着坐上了自行车，妹妹则没有赶上。等大家到了小动物园，我才知道有照相这个环节，当时，家庭照相机是奢侈品。当人们把我和父亲安排到一起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俩是被动的，连爸爸也没有想到。合影是对关系密切、时机吻合的确证，但照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和爸爸之间仿佛隔着厚厚的坚冰，是熟悉的陌生人，而此时，坚冰并未因为亲人的到来而有所融化，我被推到爸爸跟前，勉勉强强地让不自然的笑浮上脸庞，我俩一前一后如此近距离地蹲在一起所形成的气场，也让爸爸感到别扭了，照片上的我穿着一件中式棉袄，左腿跪在地上，右手放在腿上，很勉强地笑着，父亲大背头，同样穿着中式棉袄，眼睛微微眯着，好像在躲阳光，我们背后有一株带着些针叶的小松树，照片聚焦很好，很清晰，遗憾的是早已不知道流落到哪儿去了。不过，这幅画面所展现的一切，永远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E

在这个世界上，我能记得起来的平生第一次照相，是与妈妈、妹妹在照相馆里的合影，这同样是我与妈妈唯一的一次合影。不知道什么原因促使妈妈产生了带我和妹妹去照相的念头。彼时显然既非我们三人的生日，亦非置办了新衣服。是不是什么年节之类，我更不记得了，从装扮上看，也不像。只能猜测出，这次照相的时间是上个世纪60年代中后期冬季的一天。我也就四五岁的样子。我们仨穿着厚厚的棉衣，妈妈长头发，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巾。小镇的冬季永远是漫长的，当时到底是十一、十二月，还是转过年的一、二月，我哪里说得上来。即使春节后的三、四月份，小镇上的人也需要穿棉袄棉裤。

照片肯定是在小镇那家唯一的红卫照相馆拍的，与我长大后经常光顾的东风理发馆比邻而建，门脸儿小小的，坐东朝西，面对着一条炉渣铺就的南北向大马路。照相馆的窗框和门框用蓝色漆漆过，湛蓝湛蓝的，让人过目难忘。一扇小厨窗里摆了几张单人的，或多人合影的放大照片，只记得其中有一张一年四季光着屁股的小男孩照片，他咧开大嘴永远朝一个方向看着，不知道笑的是什么。照相馆门板红色，上缀一个生了锈的大铁环。进到店里，光线一下就暗了下来，眼睛稍稍适应一下才发现，左边是小小的柜台，里面有位穿着整齐、和善但并不可爱的女人，看不出多大年龄，妈妈招呼我和妹妹叫阿姨，但我和妹妹就是不肯，我俩呆呆地站着，让眼睛适应室内的昏暗。我打量周围的一切，发现照相馆右边墙上挂着几套衣服，钉着一面不小的圆镜子，墙边放着一排颇有些年头的实木板凳，是木本色，被磨得油光滑亮。往里走三四步，掀开一个布帘子，才进到拍照的地方。

背景布有蓝的和白的两种颜色，还有一种是一座楼，后来才知道叫天安门。幕布的前面，同样是条很旧的板凳，对面是架在高高的架子上的庞大照相机，威严而神秘。相机上蒙着外黑里红的两色厚布。摄影师是个说话很快、声音很高的大个子，他忙忙碌碌、在小屋子里走动不停，头上永远有薄薄的一层细汗珠子。他热情地张罗着我们过去坐定，但我死活不动弹，最后哭了起来。据妈妈后来说，这是因为我在这个时候发现屋里一个角落的笼子里卧着一只白色小兔。这小兔太可爱了，小嘴动个不停，我像中了魔怔一样，哭着闹着，死活就是要去看那只兔子，摄影师哪肯啊？他急得满头大汗，我却哭个不停。板凳摆好了，妈妈、妹妹坐好了，我死活不肯听摄影师摆布，怎么也哄不安静，最后是柜台后面那位妇人拿了块饼干，好说歹说才把我给糊弄住。我们三个人照的是半身照，妈妈在中间，她俩坐着，妹妹的头顶到妈妈脖子位置，我则脚踩板凳站着，头恰好与妈妈头顶持平，左手耷拉着拿了一块饼干。照片最初能看清饼干，经过多次冲洗，不仅饼干不见了，左手也模糊了，有个版本甚至连我的左手也不见了，只留下袖管，怪怪的。

这张照片上状态最好的是妈妈。妈妈如同所有现存照片一样放松、文静和美好，面带微笑，明眸皓齿，满脸的高兴，根本看不出是在生着病，其实此时她的病已经很重了。照相的时候爸爸又不在，这是我们一家唯一一次人数最多的合影。爸爸，你在哪里？

“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一如老照片，但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我现存为数不多有妈妈的照片里，她始终美丽、娴淑、温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