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最近谍战剧看多了，对手工的印象特别深刻。谍战剧也像抗日剧、宫廷剧、生活伦理剧一样，一段时间里蜂拥而起，编得多，拍得也快，演员阿狗阿猫都能上，烂剧就不可避免了。什么东西多了都不是好事，就毁了。但谍战剧确实也有好的，像《暗算》《潜伏》《悬崖》《黎明之前》，都不错。最近的《和平饭店》口碑也可以，似乎更烧脑。国外也有谍战剧，但它有它的特色，美女、猛男、大动作，干净利落，看得过瘾。国内的谍战剧很少有这样的，不是美女没有，也不是猛男没有，是意识形态不同，暴力美学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主张攻心，擅长手段，尤其喜好在手工上做文章。看时也揪心尿紧，仔细想想都是些雕虫小技，什么剪贴情报啊、字意释义啊、左右手写字啊、发报的手势及嘀嗒声辨别啊，等等，似乎不那么血雨腥风。我有时候会边看边想，这样的伎俩，我也会。这样说来，我要是生在过去，是不是也可以做个地下党，或在隐秘战线兼个职，弄不好还可以和某个女人假扮夫妻，在外面住上一段。这样的例子也不是没有，谍战剧《潜伏》《悬崖》，老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都有这样。

我小时候手工就做得很好，有两件事至今仍在我年迈的父母那里津津乐道，一件是“钉门槛”，就是把家里钉盒里的小钉用榔头都敲到门槛里去，那是我刚会走路、刚会自己一个人玩的时候，我父母也肯定试过让我玩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摸摸秤杆就让我学生意啊、摸摸皮球就让我当运动员之类，但我都不会，我只会钉门槛。我父母惊讶的不是我钉门槛的技巧，而是我拿榔头敲钉居然都没有敲到手指头，这在我开裆裤阶段简直就是个不可思议的本事。第二件是“剪图案”。稍大一点的时候，我对敲钉子就不感兴趣了，但对一些图案发了疯似地着迷，不是说我会涂鸦或设计，而是我喜欢把各种图案剪下来，瓶签上的、盒子里的、纸上的或是布上的，逮到了就剪。那阵子，我们家到处都是被我剪下的各种屑头，我父母顾不上我的手工技能了，只是拼命地藏东西，以免它们遭劫。后来，我的“手工”拓展到了隔壁，一位邻居在家里做童装加工，其中关键的技术是缝大头贴，我就被他们邀了去，专门负责剪大头贴，又快又准边缘又清爽。我父母就很骄傲，开玩笑地对邻居说，就呆在你们家算了，工资就不要了，给他几块饼干就行。好像我已经可以靠手艺自食其力了。

很快到了小学，我的手工技能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间的训练也是很多的，剪纸、画简笔画、写双线字、做一些平面玩具，还有老师指导，但对我来说这些都是小儿科。就像有些家长得意地对老师说，我儿子已经在看初中的课本了！而我那时，已经有了造假的杰作——我可以制作假电影票。那时候我们都很想看电影，但我们没有钱，尽管学生票才三分钱一张，但父母一般都不会支持我们的愿望。

我经常会去电影院门口，目光雷达一样，搜索着地面，发现整洁的票根，会毫不犹豫地捡了回来。那时候，我的铅笔盒里装的不是铅笔、橡皮、尺子，而是各式各样的票根。这些票根，有些撕在上面，有些撕在下面，可怜的检票员，他给了我一个可乘之机。我会将相同颜色的票头和票尾接在一起，不是简单的接，而是技术的接，我的手工就体现在这里。当然，票头得具备一个绝对的条件，什么条件？那就是必须有一条完好的直线。我就把这一刀切在这条直线上，两张票根，两条半边的直线，就这样严丝合缝地粘在了一起。当然要是不看背面，要是平摊在手上，再好的眼睛，也看不出这手工做在直线上。

看电影是一次次紧张又刺激的历险。去售票处选好电影，再把票的颜色和样子搞清楚，再找出绝对相像的伪造票，就可以大模大样地混检票口了。面不改色，屏心静气，把假票摊在手心，再捏住粘在一起的那条线，若无其事地递给那个心不在焉的检票员，就进来了。还不是万事大吉，还不能到处乱窜，要躲避那些打着手电的查票员，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躲进厕所，有人来了就反复装着撒尿，耳朵却竖得像旗帜一样，待影院内片头的音乐响起，知道灯光已经暗下来了，才悄悄地猫身出去……

那两年，我就是靠这样的手段看了无数的电影，雷锋、地道战、苦菜花、节振国、小铃铛、分水岭、岸边激浪、带兵的人、箭杆河边、丰收之后、家庭问题、独立大队、青年鲁班、半夜鸡叫、女跳水队员、南海的早晨、小二黑结婚、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草原英雄小姐妹，还有新闻简报。

现在看来，这种手工、造假、蒙混过关，以及像潜伏一样的实践，多少训练了我的“间谍”素质，也培养了我富于想象的应对能力，这跟我后来的所作所为还是有一点逻辑关系的。

谍战剧《风筝》里，负责内务预审的中共领导，就是利用检测字样和左右手写字的特点，确定了郑耀先既是“军统六哥”、又是隐密战线的“风筝”、又是旧政府遗留人员“周志乾”的身份的。

谍战剧《和平饭店》里也是。“钉子”老王潜入饭店，取得了王大顶的手写字样，伪造了其愿意归顺的“降书”，从而做实了这个土匪二当家和中共隐秘战线同志陈佳影的合理关系。

两剧都有在笔迹上大做文章的桥段，都起到了逢凶化吉的作用，这就是手工的魅力。

进入初中，我也经常碰到笔迹这样的问题。时值1972、1973年，小平同志已强势复出，当时最大的动作就是振兴教育。这之前，我们的学习基本上属于玩笑性质的，说得好听一点叫寓教于乐，学工、学农、学军，拉练唱着“语录歌”，一天可以走五十公里，还是在啃干粮喝凉水的情况下。后来不行了，上学不能推荐了，考试都要闭卷，每天的作业根本就做不起来，自然也就得不到家长的签字。这事难不倒我，我有手工技艺，我可以模仿家长签字。

我父母那时候是很忙的，整天在厂里搞什么会战，今天剥橘子比赛，明天扒鸡壳竞技，他们都是罐头食品厂的工人。我父母的字迹是很好模仿的。我母亲不怎么识字，让她签字，她会有天生的自卑感，要么胡乱得控制不住，要么羞答答的像一条毛毛虫。我父亲则不同，这是他难得的露脸机会，他会参照老师那时的习惯——不打分数，不计对错，只吝啬地写一个“阅”字，他不写阅字，他坐在饭桌前，喝着两毛钱一碗的生啤，看都不看，斜着身子就写给你一个“即日”，然后是龙飞凤舞的姓签，比如吴，上面画一个圈圈，下面扭几下，怎么看都像是字母“OW”的上下组合。无论什么字，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我独创了意识流签字，不是机械的描摹，不在乎点画的相称，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我父母的样子，尤其是他们当时的状态，手与笔就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痕迹效果……

《和平饭店》里对痕迹专家也有这样的描述：就是根据情节的发展，判断出哪些地方容易留下痕迹，哪些物件上可能产生痕迹，继而分析推理出事件的逻辑，找出合乎情理的走向。这说法可以佐证我那种方法，而我作业簿上的画押，我父母也深信就是他们亲笔签的。

我的学习一直是不怎么样的，但两年的初中我也混得顺风顺水，原因就和我的作业表现及我父母的签字有关。到了期末，学习成绩的好坏，那是需要个人真刀真枪的，但有些成绩老师手里还是有主动权的，比如劳动好、集体活动好、思想表现优、学习态度优等等，这些好啊优啊我基本上都可以顺利囊括。

到了1976年，我已经上班去了。那时候都没有正式工作，但要找一个事情做做还是容易的，去学裁缝，去打铁铺，在居委会烫语录袋，或在家里糊火柴盒，只要你有手工的基础，又有足够的耐心，都是可以的。我去的是罐头食品厂，跟着我父母做临时工，听起来好像要稍稍的高级一点，其实也是在做手工，批黄桃皮子或削荸荠外衣，厂里会这个手工的人太多了，因此我就是做得再好也马上被大家淹没了。

但这一年，有两件事是特别考验手工的。开始是周总理去世，举国扼腕，我们厂长敏锐，当天就到店里去抢到了一批黑纱。

厂长是一个“强迫症”，什么事都要逞好，说黑纱没有字，就不够意思，等于白戴。我心领神会，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个活。当然也离不开我父母的怂恿，说这事如果做好了，有可能临时就转为长期了。

我们中学门口的那条巷，按照今天的说法叫作特色巷，专做油印字，游行用的横幅、工作服上的厂标、运动衫上的号码等等。有一段时间，我很痴迷这种手工，放了学不回家，驻着脚趴在店堂里看。我知道这事怎么做，一张丝网，上面一张薄膜，薄膜上刻了字，再用橡皮刀蘸油漆在上面一刮，字就印在布上了。我把这手工用在了黑纱上，印了美术字“周总理，您在哪里”。这句话当时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因此，我们厂里的黑纱就显得很艺术，每个人都争着戴，我们厂长也觉得很荣光。

这年九月，毛主席也去世了，这一次就更加哀痛，地动山摇，仿佛天都要塌了下来，自然也是举国黑纱。不用说，任务又落在了我的头上，但我们厂长对我提出了新的要求，说上次的那个美术字不好看，显得呆板，最好用名家的手写体，才能充分表达出我们的情感。但名家是不会写这些内容的，我就去翻查书法字典，集了王羲之的字，不够，又集了有点类似的文徵明的字、董其昌的字、王铎的字。前面那三位写得都比较周正，就是王铎的字有点斜，这个问题不大，我在刻薄膜时把它纠一点过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油印在黑纱上，就跟名家特地题写的一样，效果出奇的好。

这两件事都涉及拼凑和再呈现，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也是隐秘战线的基本功，是吃饭的手段。谍战剧《面具》里，地下党截获了敌人的密码，但无从破译。李春秋机警地发现，保密局站长家里的一本《孽海花》不见了，从而断定它就是敌人密码破译的母本。找来《孽海花》，从字里行间筛选和拼凑，密码就顺利地破译出来了。创造性的工作，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也因此从原来的“削皮”，调到了厂部的油印室。

接下来，我也到了谈恋爱的年龄。

王手，浙江温州人，业余写小说。1981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作家》《当代》《十月》《钟山》《花城》等刊，曾获《人民文学》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非虚构作品奖、《作家》金短篇奖、郁达夫小说奖等，也分别上了2006、2007、2009、2012、2014年度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