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说写了社会底层几个小人物维权抗争的故事。“我”当年的两个中学同学辛苦赚钱维持生计，却因一起医疗事故卷进纠纷。强势的专家医生和弱苦的患者一方不断角力，直至发生罗生门式的“伤医事件”。“我”为打抱不平介入调查，一步步探秘医患之间的矛盾真相。故事扑朔迷离，叙述带着温度，并最终指向人性中的明与暗。

我发现，奇怪的事都没有先兆。但一件奇怪的事，却可能是另一件奇怪的事的先兆。比如这个早晨，我已经养了几年的两只鹩哥突然死了。鹩哥比八哥聪明，但再聪明也是鸟，用我姥姥当年的话说，也是畜牲。我姥姥把一切不是人的生物都统称为畜牲。这两只鹩哥不是一般的鹩哥。一般的鹩哥是黑羽，这两只却一身白。倘若放出笼子，让它们站在书桌上，简直白得耀眼。它们还有一个奇怪之处，一只会说人话，另一只只会叫，可是会叫的不说人话，会说人话的又不会叫。但在这个早晨，这只只会叫的鹩哥却突然开口说话了。它站在我的书桌上，先是瞪大两眼看看我，然后歪起脑袋说，你好吧。说完两脚一跳，喷出一口鲜血就死了。接着，另一只在旁边叹息一声，用力一跳，也死了。

我看着这两只死鸟，正愣神，电话就响了。

来电话的是安良子。安良子告诉我，丁大义出事了。

安良子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我唯一偶尔联系的小学同学。他在地铁站旁边开了一个爆玉米花儿的小食店。店很小，只有四五平米，放了机器就只够站一个人。但生意很好，在下面一下地铁就能闻到他玉米花儿的奶油香味儿。我也是偶然发现，这小店是安良子的。我从不吃玉米花儿。但这味道很诱人，一次从这小店的门前经过，无意中朝里看一眼，就认出了安良子。每个人经过几十年，都会变老，但变老和变老也不一样。有的人一老就脱了相，跟小时候的样子判若两人。也有人变老，不管怎么变也还是过去的坯子，就像一张照片翻拍了很多次，模糊虽模糊，可还是原来的样子。安良子就没太变。他当时抓过一个很大的牛皮纸袋，非要给我装一袋玉米花儿。我笑着谢绝了。这以后，我偶尔从这个地铁站上来，就过去跟他打个招呼。逢年过节，也彼此发一个祝福信息。但平时极少打电话。他在这个早晨突然打电话给我，我就预感到，应该有什么事。

果然，是丁大义的事。

丁大义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当年我和安良子，还有丁大义，我们三个人同班。丁大义那时就不爱说话。一个人不爱说话，也许是不想说，但心里都明白，也就是内秀。也有人是谨小慎微，吃不准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所以干脆就不说。还有一种人不爱说话，是迂，不知道怎么说，但偶尔冒出一句能把人噎死，或把人逗乐了。丁大义就是这后一种。所以那时，老师在课上轻易不敢把他叫起来回答问题。无论他答得对不对，下面的课就没法儿上了，全班的人能一直乐到下课。但别人乐，丁大义却不乐，不光不乐，还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好像不知怎么回事。起初，老师以为他是成心，哗众取宠。后来才发现，他是真迂，一句整话都说不利索。当时我们的班主任姓杨。后来，杨老师就把丁大义的座位调到后面去了。丁大义那时就很矮，也瘦，坐到最后面，他的存在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一听是丁大义出事了，连忙问，出什么事了。

安良子说，这回不是一般的事，他闯大祸了。

我听了心里又一惊。这几年，我偶尔也能见到丁大义。丁大义在街上卖烤山芋。他这人迂，手却很巧。当年我们的教室没暖气，取暖用煤球炉子。煤球炉子要用铁皮烟筒，但学校分配的烟筒总不够长。烟筒短了，教室也就不暖和。所以每到冬天，都是丁大义自己动手，为我们班里砸烟筒。他砸的烟筒很像样，跟学校发的烟筒插起来也严丝合缝。让我没想到的是，几十年过去，丁大义这铁匠手艺不仅没放下，还更加精湛了。我是在安良子的小食店门口看到丁大义的。丁大义就在这小店门口卖烤山芋。但他烤山芋不是用的汽油桶炉子，而是一个铁皮烤箱。这铁皮烤箱显然是他自己做的，做工很细，也很精致。安良子告诉我，当年上学时，曾学过一个词儿，叫相濡以沫，现在他和丁大义就是相濡以沫。安良子说，他也是偶然看见的，丁大义在街上卖烤山芋。但街上卖，要占路边的人行道，就经常让城管撵来撵去。丁大义的腿不好，一边膝盖的半月板坏了，走路不方便，还得整天推着车到处跑。于是他就让他来自己这小食店的门口。这门口是他的地盘儿，卫生归他负责。只要他不嫌挡生意，别人谁也说不出话。这样赶上刮风下雨，丁大义也能进来挤着避一避。安良子跟我说话时，丁大义一直闷着头。一会儿，他从烤箱里拿出一块烤山芋，硬要塞给我。安良子笑着说，他从上学就这样，现在还这脾气，不说话，只要对谁好，就是拼命塞给人家一块烤山芋。

这时，我问安良子，丁大义到底闯什么祸了。

安良子在电话里说，你没看电视？

我问，哪天的？新闻吗？

他说，《都市眼》。

我明白了，他说的《都市眼》是一档民生节目。

安良子说，这两天的《都市眼》天天有，一个伤医事件。

我想起来了。几天前，我确实在《都市眼》看到这样一条消息，说是本市的一家医院又发生了一起伤医事件，一位风华正茂的中年医生，好像还是个主任，被一个患者家属活活打死了。这条消息里还插播了一些血腥画面，很触目惊心。这两天，这个栏目几乎每天都有关于这件事的后续报道。我问，这事，跟丁大义有关？

安良子叹口气，哪是有关啊， 就他干的。但立刻又说，可我就不信，他这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在我门口做生意，赶上个脾气浑的，把烤山芋给拽的地上，他都不吭声。

安良子说着，又在电话里喘了口气。

我意识到了，安良子给我打这个电话，应该是想让我做什么事。安良子说，是啊，现在流行一句话，谁都别信，只信老同学，可眼下咱这些老同学，还能指得上谁啊。他哽了一下，就不往下说了。沉了一会儿，又叹口气，眼下实在没办法了，我也是觉着，你毕竟比我们有见识，去的地方多，认识的人也多，兴许你能帮上忙。

我说，你说吧，让我怎么帮。

他又沉了沉，我这会儿有事，回头再细说吧。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这时才想起来，应该向安良子要丁大义的电话。安良子说的这事，如果已经上了《都市眼》，就应该已闹得很大了。这几年，各地的伤医事件时有发生，这类的事也就越来越受社会关注。记得前不久，南方一个城市的医院也出了一件这样的事。一个医生被人杀了，而且是两个人一起杀的，一个用刀砍，另一个用斧剁，好好的一个人，刀砍斧剁得不成人形了。电视台记者去医院采访时，一大群医生护士围在镜头跟前痛苦流涕，满腹委屈地诉说医务工作者有多么辛苦，多么不容易，每天为患者忙得连撒泡尿的时间都没有，而这两个伤医的凶手又是多么凶残，多么丧尽天良。后来记者又去采访其中的一个凶手。这凶手是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她面对镜头拒绝回答一切问题。最后，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她只说了一句话，她说，她这辈子连一只鸡也没杀过，但这次，她不后悔。又说，如果再给她一次，她还杀。我当时很关注这件事，但后来就没下文了。不过这以后，各地医院也就更加戒备森严，还有的则干脆由全副武装的特警把守。医院的安全指数，有了明显提升。

我想给丁大义打个电话，先把这事问清楚。我这时才想起来，丁大义前段时间曾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好像是问买什么药的事。在手机上查了一下，果然找到他的号码。我按这个号码拨过去，响了几声，对方好像按掉了。再拨，就关机了。我这时才意识到，按一般常理，倘若这件事已在《都市眼》这样的电视新闻里报道了，也就基本可以定性，是一起涉嫌故意杀人的事件。而如果是这样的事件，嫌疑人也就应该已被警方控制了。

我想，丁大义是不是已被刑拘了。

我在这个中午打开电视。《都市眼》是每天傍晚6点30分在新闻频道首播，第二天中午12点30分重播。果然，这期节目又有这件事的后续报道。我这时才知道，这件事是发生在本市的第八中心医院。被害医生姓杨，叫杨平，是消化内科副主任。他曾去瑞士留学，又在英国的国王学院进修，毕业后放弃国外的优越条件回来，是一位医术精湛，在学术上也很有造诣的业务骨干。报道说，杨平主任的遇害在医院的广大医务人员中引起很大震动，现在大家已自发地在医院门诊大厅为杨平主任搞起一个主题板报。接着电视画面上就出现了这个板报。板报的内容一扫而过，镜头最后停在一幅巨大的照片上。这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戴一副黑框眼镜。鼻子很高，但嘴唇有些瘪，唇角也撇向两边，这就显得自信中又有一些冷傲。显然，这应该就是那个遇害的杨平医生。有一瞬，我觉得这男人好像有些眼熟，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见过。这个报道又说，记者在深入调查时，找到一位了解内情的护士，于是在消化内科的病房进行了独家采访。接着，画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年轻护士。这护士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看得出表达能力很强，组织语言的能力也很强，所以说话简洁，用词也很精准。她说，杨平主任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医生，平时有个习惯，无论上什么班，晚上10点左右都要再来一下病房，把他负责的所有病人巡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回去。那个杀害杨主任的凶手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出事那天晚上，先蹲守在病房的楼梯间，后来也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这个小护士一边说，一边抹泪，还不时地用手捋一下头发。我注意到，她那个像馄饨皮儿一样的护士帽底下，露出一缕金灿灿的黄发，手上的指甲也染成鲜艳的玫瑰紫色。

我想不明白，如果这件事确实是丁大义干的，他又为什么要这样干？电视新闻里说，这个肇事凶手是患者家属。那么也就是说，应该是丁大义家里的什么人让这个姓杨的医生看过病。倘若这样说，这件事也就应该是由医疗纠纷引起的。

我决定，去这个医院看看。

第八中心医院过去在市中心，后来迁到了市郊。为此，很多患者在网上吐槽，说医院是给病人看病的，既然是病人，行动就都不便，况且真有危重病人抢救就得争分夺秒，否则还要救护车干什么。可现在把医院迁这么远，也许病人等不到见医生，在半路就死了。

我在半年前来过这家医院。那次也是因为一个意外事件。一家著名制药企业的一个医药代表，突然在自己家里自杀了，死前留下一份遗书。他在这份遗书里开列了一个详细的医院名单，说这些医院的采购人员和医生都已收受了他的好处费和预支的提成，却突然以上边查得紧为由，不要他的药了。而这些好处费和预支的提成都是他借的钱，就等着这些医院进了药，他再用卖药的收入去还。可现在钱借了，药却没卖出去，账主子整天追着逼债，他走投无路，只好用这样的办法了结这件事。在这份遗书里，就有这家第八中心医院。但我那次犯了一个错误。当时这个医院的医政科还不知道这个医药代表自杀的事。一听我说，立刻很紧张。可是我告诉他们，这份遗书里只提到他们医院，并没说出具体的人。医政科的人又看了我的证件，知道我不是记者，一下就笑了，说，如果没说具体人，这就不好办了，我们总不能挨着个儿地去问人家，收没收过医药代表的钱，这样问是对我们医生的侮辱。况且，医政科的人又说，现在社会上这么复杂，谁知这个医药代表写这样一份遗书是出于什么目的，他现在是死了，如果没死，我们医院还要保留对他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呢。

后来，这件事果然就不了了之了。

我在这个下午来到这家医院。医院门口比半年前更乱了，发小广告的，向外地人介绍小旅店的，推车卖鸡蛋灌饼的，摆摊儿卖煎饼果子的。几个戴黑布头盔的保安在神气活现地指挥进出车辆，但门口的车已经挤成一团。这时，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凑过来，小声问我，哪儿不好？我看看她。她又问，啥病？我听出来了，这是个外地女人。她又凑近一步，压低声音说，我是太极诊所的，我们所长刚从三青山采气回来，眼下气场正足。她见我一直往里走，又跟在后面说，在我们诊所看病，能走这个医院的医保。我站住了，回头冲她笑笑。

这女人一愣。我就转身蹅着进出车辆的缝隙进去了。

门诊大厅的迎门竖着一块巨大的像广告牌一样的木板，有一丈见方。这应该就是为那个杨平医生搞的主题板报。但这板报有些夸张，且能看出是特意夸张的，有一种明显的示威意味。我过来看了看，板报上有颂扬杨平主任救死扶伤感人事迹的文章，有呼吁保证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的文章，还有强烈谴责凶手的大字标语。在这板报最显眼的位置还画了一幅漫画，一个猥琐丑陋的黑衣小人儿，手里挥舞着一件什么凶器正砍向一个身材伟岸且一身正气的医生。而最醒目的，是挂在这板报上方的一串白纸花。这些白纸花制作得很精致，应该是出自护士们之手。她们把对杨平主任的哀思都寄托在这些纸花上，朵朵相连，从板报的两边垂下来。再配上杨平主任那幅加了黑框的照片，看上去就有了些灵堂的味道。

这时旁边有人问，您能签个名吗？

我一回头，才发现旁边有个小桌，桌上摊着一张很大的黄纸。跟我说话的是一个戴馄饨皮儿的小护士，手里拿着一支签字笔。她又说，请您签个名吧。

我问，签什么名？

小护士朝旁边指了指。我这时才看见，在小桌旁边还立着一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鲜红的大字：“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万人请愿签名！”

小护士又说，如果不想签真名，随便写一个也可以。

我笑笑问，签个假名，也可以？

小护士愣了一下，大概觉出这个说法有些可疑，立刻改口说，倒不是这个意思。

我又朝那张黄纸瞥一眼，上面已经密密麻麻地签满了人名。我问这小护士，你也是消化内科的吗？小护士的脸唰地一暗，刚才的表情没有了，翻起眼看看我问，你签不签？

我说，我总得先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然后才能决定，签还是不签。

她这时就有些警觉了，盯住我问，你是哪儿的？

我又冲她点点头，笑了一下说，我不是来看病的。

她立刻本能地朝后退一步，又上下打量了我一下。

我说，我是看了电视新闻，才来的。

小护士显然不想跟我说话了，见旁边一个男人在看板报，立刻又凑上去。这男人显然是个患者，手里抱着一堆药。他回头瞥一眼这小护士，嘴里嘁的一声就转身走了。

我来到四楼的医政科。医政科科长已经换了人。我上次来时，科长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忘记姓什么了，只记得挺漂亮。在生活中，尤其在医院这种地方，长这么漂亮的女人还不多见，所以有些印象。现在的科长是个五十来岁的矮胖男人，长着一张瓜子脸。男人长瓜子脸的很少，但他这瓜子脸却是倒着长的，脑袋看上去像个扎着口儿的包袱。我问他贵姓。他没接茬儿，皱皱眉反问我，你哪儿的，嘛事？我拿出证件。他接过看了看，立刻有些警觉，又抬头瞄了我一眼。我说，我想了解一下最近发生的这起伤医事件。他哦了一声，掏出手机。他打电话很简短，喂了一声说，我马科长，又来了一个了解那事儿的，你让小周接待一下，懂了？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又回头对我说，你去消化内科病房，找李护士长。说完没再看我，就转身回办公室去了。

住院部是在医院后面的B座。我来到七楼的消化内科病房。一个四十多岁，戴馄饨皮儿的女人从护理站里出来，看看我问，您是来了解情况的？我想，这应该就是马科长说的李护士长。她点头说，我姓李。又回头招了下手。一个年轻的小护士从里边出来。我从她馄饨皮儿底下露出的那一缕金灿灿的黄发认出来，应该就是在“都市眼”里接受采访的那个护士。

李护士长说，这是我们病房的小周护士，您要了解什么，问她吧。说完又冲这小周护士看一眼，就回护理站了。

这个小周护士不等我问，就说，这事发生得很突然，谁也没想到。又说，杨平主任是一个责任心很强的医生，平时有个习惯，无论上什么班，晚上10点左右都要再来一下病房，把他负责的所有病人巡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回去。那个杀害杨主任的凶手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出事的那天晚上，先蹲守在病房的楼梯间，后来也就发生了这样的惨剧。

我发现，这个小周护士不光是组织语言的能力强，肺活量也大，说话可以不喘气。

我问，这件事，是发生在晚上？

她说，是，杨主任平时有一个习惯，无论上什么班，晚上10点左右都要再来一下病房，把他负责的所有病人巡视一遍，然后才放心地回去。

我又问，当时，凶手用的什么凶器？

她说，凶手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

我问，这个凶手，是患者家属？

她说，那天晚上，凶手是事先蹲守在病房的楼梯间。

我看看她，又问，出事的那晚上，杨主任在班上吗？

她说，杨主任每天晚上10点左右，都要再来一下病房。

我意识到了，再问也没什么意义了。这个小周护士现在对我说的话，跟她接受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的几乎一字不差。看来关于这件事，这个小周护士是院方的发言人。她说的每一句话应该都是事先规定好的，所以无论接受采访还是介绍情况，永远就是这几句话，多一个字也没有，最多是把这几句话重新拼接组合一下，但绝不超出这个范围。

我冲她笑笑说，谢谢你。

我总觉着这两只鹩哥死得有些蹊跷，就找个鸟把式问了一下。所谓鸟把式，也就是专门训鸟的师傅。这师傅姓李，唐山人。据这李师傅说，鹩哥的聪明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它们学说话，也像小孩子开蒙。这两只鹩哥很可能是一会说人话，突然明白了很多事，经不住这刺激才死的。我问李师傅，它临死时说的这句，你好吧，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从没教过它们这句话。李师傅想了半天，也想不明白。但李师傅不明白，我却突然明白了。这只鹩哥说的大概只是半句话。它说，你好吧。可能还有话没说出来。这没说出的话也许是，你好好想想吧；或者，你好好问问吧；又或者，你好自为之吧。而另一只鹩哥，应该已经明白了它的意思，知道它是有话说不出来，所以才叹息一声，也死了。它应该是急死的。

现在有宠物殡葬服务。我想，我真该厚葬这两只鹩哥。

丁大义这次确实闯大祸了。但闯祸和闯祸也不一样。同样是闯祸，闯的是一样的祸，不同的时候，也许后果就不一样。譬如在医院，因为什么事跟医生发生争执，这本来在所难免。人在争执时就会冲动，一冲动，争执也许就成了争吵，争吵起来也就难免做出过激的事，甚至有肢体冲突。患者和患者家属是人，医生当然也是人，人和人发生肢体冲突肯定是双方的。没有任何一个患者或患者家属，也不可能有任何一个医生，会老老实实地等着挨打，至少也要本能地自卫。但既然是肢体冲突，既然自卫，也就可能有伤害。倘若伤害重了，把对方打死也有可能。这也就是法律上说的过失伤害过失杀人或故意伤害故意杀人。但眼下这样的时候，社会舆论的主流话语都一边倒，只要在医院，只要是患者或患者家属与医生之间发生这类的事，就一概统称为伤医事件。一伤医，也就无话可说了。

显然，丁大义这回要有大麻烦了。

我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特意去安良子的小食店弯了一下。小食店关着门。我给安良子打了个电话。安良子一接电话就说，你这一下午去哪儿了，打几个电话都不接。我这时才想起来，下午在医院时，故意把手机放静音上了。这时一看，果然有一串安良子的未接电话。我说，我下午去医院了。他立刻问，是看病，还是为大义的事？我说，我去的是第八中心医院。安良子没再说话，显然已经明白了。我又说，他这回这祸，看来真闯大了。

他哼一声说，是啊，杀人，这祸能小吗？又问，医院那边怎么说？

我说，要命的是，医院现在不说话。

安良子没听懂，不说话不是好事吗？

我说，没用的不说，就一句话，强烈要求严惩凶手。

安良子又不说话了。在电话里沉了一下问，你在哪儿？

我说，就在你小店门口。

他说，你别动，我去找你。

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地铁站的旁边有个麦当劳。我进来要了杯咖啡。

刚才在安良子的小店门口，我隔着玻璃看见了，丁大义的山芋烤箱也放在里面。安良子从上小学时就很义气。但他的义气也分人。一次我们班的副班长拿丁大义找乐儿，差点儿让安良子一巴掌拍死。这副班长叫高杨，平时穿得很干净，还留个小分头。小学生留分头，在当时很少见，看着也就很生色。这高杨的口才也很好，经常代表我们班在全校大会上发言。那时还不叫讲演，叫讲用，他的讲用很有煽动性，总能博得全场一阵一阵的掌声。一天放学，大家正在教室做卫生，高杨走到丁大义的跟前说，有个绕口令，你能说上来，我这自动铅笔就归你。丁大义平时不买铅笔，只买铅芯，插在苇子管上用线绑一绑，当笔用。这时，他看看高杨，又看看他手里的那支自动铅笔。高杨也不笑，说，就两句话，我爸是我爸，我是我爸儿，连说十遍。说完看着丁大义，说吧。丁大义试着说了一遍，说对了。但高杨说，这不行，太慢，得快说。于是丁大义就开始快说。但说到第五遍就乱了，一乱，就说成了我爸是我儿。当时班里的人都围在旁边，知道丁大义就得说乱，一听他说成了我爸是我儿，立刻都拍着屁股乐起来。但谁也没注意，这时安良子已经走到高杨的跟前。安良子和丁大义一样，都是小个儿，也瘦。高杨却是高挑身材，肩膀也宽。这时高杨也正歪着嘴乐，小分头在前额一颤一颤的。安良子来到他面前，突然猛一下跳起来。安良子那时的弹跳力就很好，虽然个儿矮，在全校运动会上经常参加跳高比赛，还总能拿名次。他这一跳蹦起三尺多高，然后右手抡圆了就拍在高杨的头顶上。这一下拍得很重，也很准，有些像篮球运动员上篮时的“盖帽儿”。高杨的头顶立刻发出啪的一声，不是响亮，是清脆。大家一下都愣了，没人能想到，安良子能在高杨的头顶上拍出这样的声音。高杨晃了晃，一屁股坐在地上，底下一湿就尿了裤子。从这以后，安良子的这一蹦也就成了他的招牌动作。后来又有外班的一个学生班长也拿丁大义找乐儿，安良子又这样蹦了一次。但这次出手重了，把这人拍成了轻微脑震荡，在家里躺了十几天才缓过来。再后来，也就没人敢拿丁大义找乐儿了。

但我们的班主任杨老师，偶尔也在课上拿丁大义找乐儿。其实杨老师是个很拘谨的人，拘谨的人一般都不开玩笑。杨老师拿丁大义找乐儿比较含蓄，且不动声色，如果用相声的话说就都是“蔫包袱儿”，倘若不仔细听，还真听不出来。但有一次杨老师就有些肆无忌惮了。当时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经很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出于备战需要，小学也开了外语课，当然学的是俄语。我们的杨老师不知怎么也会说俄语，他的舌头能发出一串嘚儿噜儿嘚儿噜儿的声音。杨老师说，这是一个俄语字母，叫舌颤音。但这个舌颤音也需要生理条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出来的。其实在当时，我们班有一多半人念不出这个字母。可杨老师在课上却偏把丁大义叫起来。丁大义当然也念不出来，脸红脖子粗地嘚儿的一声，又嘚儿的一声，一下把全班的人逗得哄堂大笑。但全班人笑，杨老师却不笑。杨老师从讲台的抽屉里拎出一块肮脏的抹布，抖了抖说，丁大义啊，你的舌头就像这东西，给你提个建议吧，回去把舌头洗一洗，再找个熨斗熨一熨，熨平整了，就能发出这个舌颤音了。杨老师这一说，全班的人就更笑了。我当时无意中朝安良子看了一眼，发现他的脸是黑的。我立刻有一种预感，杨老师可能要有麻烦了。杨老师当时三十出头，虽然那时流行的衣服都是蓝灰制服，但他总是搞得很硬挺，衣领也熨得像西装一样翻起来，很洋气。据同学私下议论，当时杨老师正搞对象，所以每天一放学，立刻就油头粉面地蹬上自行车飞快地走了。

那天放学时，杨老师果然出事了。

我们学校的门口有一眼污水井。由于学校厕所的下水道总堵，不知为什么，污水就经常从这个井里冒出来，臭哄哄的，在路边积成一个水洼。在这个下午，安良子和丁大义放学出来，并没立刻走。安良子一直拉住丁大义在这个水洼旁边说话。过了一会儿，杨老师就骑着他那辆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兴冲冲地从学校出来了。就在他从安良子和丁大义的跟前经过时，安良子突然推了丁大义一把。丁大义一下失去重心，立刻朝后仰过去。这一仰，也就仰在了杨老师自行车的前轱辘上。而就在这一瞬，安良子又一把把他拽住了。但丁大义这一下在杨老师的前轱辘上撞得很重。杨老师的车把晃了几晃朝旁边一歪，一下就摔在那个污水洼里。污水一下溅得老高，顿时弥漫起一股令人作呕的臭气。杨老师也被压在自行车底下，手脚并用地挣扎着却怎么也爬不起来。后来还是旁边的人捂着鼻子过来，费了很大劲，才把他从这摊臭水里拉出来。我们杨老师一向是个自视很高的人，在学校门口当众摔了这一下，又是摔在臭水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但事后，他把安良子叫到办公室，据安良子解释，当时是丁大义突然头晕，直打晃，眼看就要摔倒了，所以他才一把拉住他。安良子的话，杨老师当然不会信，于是又把丁大义叫来。可丁大义迷迷糊糊，支吾了半天也说不明白。

其实杨老师的心里很清楚，这个叫安良子的学生一直是人小鬼大，虽然才十来岁，可干出的事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孩子能干出来的。安良子刚上学时，叫安心良。后来杨老师偶然得知，安良子的父亲是在街上崩玉米花儿的。一次在课上，就对大家说，其实每个人叫什么名字，都有道理，比如高杨，他父亲是一个木雕艺术家，而在木雕中，杨木与紫檀相配最好，所以他才叫高杨，再比如居丽。杨老师说的居丽，是我们班的女生班长。杨老师说，居丽的母亲是胸科医院的著名医生，而居丽，又和居里谐音，居里夫人是世界上第一个两次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所以她才叫居丽。杨老师说到这里，又回头看看，就说到了安良子。他说，安心良，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这应该是一句话，或者是提出的一个问题。杨老师说着，就在黑板上写下了“安心良”三个字，然后指着，一个字一个字地讲解说，安，是如何，怎样的意思，心，当然不用说了，良，也就是好的意思，安心良的父亲是在街上崩玉米花儿的，给他取这样一个名字，也就是如何让自己更有良心，崩玉米花儿不要蒙人骗人。杨老师这一讲，全班的人就都笑了。接着，杨老师就又说到丁大义。杨老师曾在街上看见，丁大义的父亲是卖烤山芋的，有几次来学校开家长会，也带着一身的烤山芋味儿。杨老师又在黑板上写下了“丁大义”三个字，然后指着讲解说，丁，有遇到的意思，大义，则是相对小利而言，丁大义的父亲是在街上卖烤山芋的，所以才让他叫丁大义，也就是不贪小利，寻求大义的意思。接着杨老师又说，我们中国古时有一句俗语，叫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杨老师说，将来高杨和居丽会从事什么职业，还真不好说，但安心良和丁大义两位同学，应该是可以预见的，他们一定会子承父业，一个去崩玉米花儿，另一个去卖烤山芋。说着又点点头，不过将来，他们崩的玉米花儿和卖的烤山芋肯定和今天不一样了，应该更好吃。杨老师这一说，全班的人就更笑了。但别人笑，安良子却没笑，只是用两眼盯着杨老师。杨老师当时还不了解这个叫安心良的学生，所以对他脸上的表情，也就没当回事。但当天下午下班时，当杨老师又把自己收拾好，推上那辆崭新的自行车准备去见女朋友，却突然发现，车轱辘没气了，而且是前后两个轱辘都没气了。杨老师心里起急，赶紧扛着车去学校门口的修车摊儿补胎。修车老头叫于麻子。于麻子把他的前后胎扒开一看说，你这胎没法儿补了。杨老师听了又一惊，忙问为什么。于麻子把车胎扔的地上说，看来你有仇人啊，这胎不是扎的，是让人用手挒的。杨老师伸头一看，果然，前后两个内胎，都已经被挒开几寸长的大口子。于麻子又说，不过挒你车胎这人，看来也不是一般的人，他能把内胎扒出来，挒成这样再装回去，还不让你知道，一般人干不出这种事。说着又看看他，你想想吧，这人是谁。杨老师立刻想到安良子。但再想，又不敢相信，这样大的一个孩子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这以后，安良子也就不再叫安心良，给自己改名叫安良子。

我在麦当劳等了一会儿，就见安良子骑着一辆电动车来了。安良子的头发已经灰白，一上岁数更显矮了。但远远看着身形还挺灵活，骗腿从车上跳下来像个小伙子。他把电动车在自己小店的门口锁好，回头看见我，朝前一指说，走吧，旁边有个“麻辣烫”。我平时不吃麻辣烫，但还是跟着他来到这个小店。在一个角落坐了，他对我说，我和大义晚上歇了生意，经常来这儿，来这儿是为喝酒，我请他，要不喝酒，就去对面的“豫南板面”，他请我。

我说，今天就别喝了。

他说，是，得说事儿。但想想又说，还是喝点儿吧，少喝，要不说话不痛快。

我笑笑说，听你的。

安良子一喝酒，说话果然痛快了，不光痛快，也感慨，一说起丁大义只是叹息着摇头。我知道他跟丁大义的感情，用这个城市的土话说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当年安良子的父亲在街上崩玉米花儿，丁大义的父亲卖烤山芋，俩人经常凑一块儿。凑一块儿还不光是为说话，也为互相借火儿。那时两人做生意有个固定地方，在路口一棵大柳树的底下。安良子的父亲崩玉米花儿是一个挑子，一头儿是炭火炉，另一头儿是崩壶和麻袋，可以挑来挑去。丁大义的父亲烤山芋，炉子是用汽油桶做的，有半人多高，放的那儿就不能动了。所以每天都是安良子的父亲挑着挑子凑过来。两人有个默契，倘若丁大义的父亲先到了，已经在烤山芋，安良子的父亲再来，就从丁大义父亲的炉子里夹一块炭火儿点炉子。而如果是安良子的父亲先到了，已经在崩玉米花儿，丁大义的父亲再来，就从安良子父亲的炉子里夹一块炭火儿点炉子。所以啊，安良子一边喝着酒对我说，现在跟大义也是这样，我让他把烤箱放的我小店门口，可以用我的电。说着又噗地笑了，一开始，大义还过意不去，非要给我电钱，我说，当年我爸用了你爸十几年的炭火儿，现在你用我点儿电，也算一还一报儿吧。

安良子这几句话，说得我心里一热。

我问，大义这事，到底怎么回事。

安良子叹口气，他这辈子，就没好过一回。

安良子说，丁大义这次出事是因为他老婆。他老婆叫马玉兰，是山西人，比他小二十来岁。当初也是在街上认识的。那时第八中心医院还没迁走，丁大义就在医院门口卖烤山芋。来这医院看病的外地人居多，外地人花钱都省，赶上中午晚上，买块烤山芋就是一顿饭，生意也就好做。有一阵，总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来买烤山芋。起初丁大义没注意，后来这女人来多了，一次就问她，总买烤山芋谁吃。这女人说，自己吃。丁大义就说，这烤山芋吃个一回两回，三回五回还行，可不能常吃，吃长了胃受不了。这女人看看他，没说话就走了。后来也就不常来了。可有一天又来了，对丁大义说，有点儿破烂东西，要是不嫌就留下，嫌脏，就帮个忙找地方给扔了。丁大义这才注意，她手里拎着两个大编织袋。打开看了看，里边都是些日常用具，锅碗脸盆，半新的电磁炉，还有已经洗过的床单被罩。虽都是旧的，可看着还能用。丁大义再问，才知道，这女人是山西长治人，陪着男人来看病，一直在个小旅店里住着。现在男人死了，这些手使的东西虽还能用，可看着腌心，就不想要了。丁大义问这女人，这就打算回山西了？这女人低下头，不说话，看出眼泪在眼里打转。丁大义就明白了，于是收了摊儿，带着这女人进了路边的一个小面馆儿。吃着饭，这女人才说，发送了男人，现在兜里的钱刚够买张回去的火车票。可回去了也没办法，给男人治病这一年多，家里的房子都卖了，回去连住处也没有。丁大义想想说，要不回去了，他可以帮着想想办法。丁大义总在街上卖烤山芋，认识一个扫马路的。扫马路这行里也有门道儿，有那正式的清洁工自己不想出来了，就把负责打扫的路段包出去，几条街道从哪到哪儿，扫一个月多少钱，这样剩下的工资，自己待在家里也就白拿。丁大义对这女人说，如果她愿意，就帮着问一下。这女人一听立刻说愿意。丁大义就把这女人领回来，让她在家等着，自己去找那个清洁工。一说还就成了，正好有个机会，扫几条街道，每月一千二。丁大义住的是一个“独厨”。独厨是这个城市的说法，也就是跟别人合住一个单元，只住一间，自己有个厨房。丁大义就对这女人说，眼下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先住他这儿，凑合着中间拉个帘儿，等有了条件再出去租房。这女人就答应了。可当天夜里，这女人就从帘儿那边过来了。这女人说，其实早就看出丁大义是个好人。别人卖烤山芋，都是想着法儿地说自己的烤山芋怎么好，可丁大义却劝她别总吃，吃长了胃受不了。这女人说，既然丁大义也是一个人，如果他不嫌，以后就一块儿过。丁大义年轻时有过一个老婆。可丁大义有病，生不出孩子，后来这老婆就离婚走了。这些年也就没再找。现在见这女人挺老实，模样也周正，也就同意了。当晚俩人就住在了一起。

安良子说着，已经不知不觉喝了半瓶白酒。

我提醒他，别喝大了，还得说话。

他笑笑说，放心，我有量。

我感觉到了，安良子确实有量。但喝酒和没喝酒，说话还是不一样。没喝酒说话，话是从脑子出来的，从脑子到嘴，说的话就清楚，也明白。一喝酒话就深了，是从心底出来的，从心到嘴，中间不过脑子，说出的话只有自己清楚，别人听着就有点糊涂。好在安良子的确有酒量，虽然越说越感慨，话还算清楚。他告诉我，丁大义自从有了这个叫马玉兰的女人，也过了几天好日子。这时丁大义已经来安良子的小店门口卖烤山芋。但他这些年卖烤山芋，自己却不吃，说吃了醋心，每天宁愿吃烤饼夹酱豆腐。自从有了马玉兰，她每天扫街是在凌晨，天一亮就回来了，在家做好了饭，中午就用个保温罐热乎乎儿地给丁大义送来。安良子还跟丁大义开玩笑，说他自从有了老婆，人也胖了，哪天说不定再生出个儿子，小日子就更美满了。可就在几月前，马玉兰突然总说胃疼。这时马玉兰才告诉丁大义，她当初的男人就是从胃上走的，所以她很害怕。前不久的一天上午，马玉兰没来送饭。丁大义不放心，中午就收摊回去了。到家一看，马玉兰正趴的床上吐血，于是赶紧送她来到第八中心医院。当时来这医院，也是因为认识这里的一个大夫。丁大义当初在医院门口卖烤山芋时，曾见过我们小学的杨老师。杨老师这时虽已满头白发，但仍然精神矍铄。他从丁大义的炉子跟前走过时，没认出丁大义。丁大义却一眼就认出了他，立刻叫了一声。杨老师站住看了半天，才哦的一声笑了，说想起来了，看来真是子承父业啊。丁大义立刻抓起一块热乎乎的烤山芋要塞给杨老师。杨老师用手背挡着说，我不吃这东西。然后又自豪地说，他是有事来找他儿子，他儿子是这个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叫杨平。说完就进去了。丁大义也就是那次，把这个叫杨平的主任记住了。这时丁大义想起这个杨平主任，就赶紧把马玉兰送到这个医院。杨平主任正好在。丁大义本来嘴就笨，这时看着马玉兰一口一口地吐血，一着急说话就更前言不搭后语，他拉住杨平主任说，他认识他父亲，他父亲曾是他的老师，就在前一年还在这医院门口见过他，他们还说过话。又说，是杨老师告诉他的，说他儿子是这里的主任，有事可以来找他。其实杨老师并没说过后面的这句话，丁大义从小到大也没撒过谎，可这时一急一慌，就把这句谎话说出来了。但杨平主任听了只是点点头，面无表情地对丁大义说，无论他认不认识他父亲，他都会一样认真地给病人看病，在他眼里没有认识不认识的人，只有病人。

安良子叹口气，我也是出事以后才知道的，敢情这杨平是杨老师的儿子。

我这才明白了。我看这个杨平的照片时，总觉着他的嘴唇有些眼熟。他的嘴唇很瘪，且是瘪着撇向两边。现在想起来了，当初杨老师的嘴唇也是这样。

安良子又摇摇头，其实说起来，这祸还是我惹的。

他说，丁大义送马玉兰去医院的第二天，他一得着消息就赶来了。当时马玉兰还在观察室。这时已经确诊，是急性胃出血。可胃出血止住了，马玉兰又说头晕，接着又感觉迷糊，后来水也不能喝了，一喝就呛。再后来半边身子也不行了，不要说走路，站也站不住了。丁大义赶紧又去找杨平主任，问这是怎么回事。杨平主任来看了，没说话就走了。一会儿护士来了，让推病人去做CT。CT做完了，又让丁大义去办住院手续。马玉兰一听让住院，就有点儿急。但她这时已说不出话，只是连连摆手。丁大义知道她的意思，是怕花钱。其实就是不怕花钱，马玉兰没医保，来医院折腾这几天已经把手里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他也不可能再拿出住院的钱。安良子在旁边说，钱的事不用愁，他想办法，况且万把块钱他还拿得出来。可马玉兰一听更急了，挣扎着就要从病床上起来。丁大义叹口气说，她就这脾气，说了不住院就死活不会住，再说真借你万把块钱，我得卖多少烤山芋，怕是下辈子也还不上。旁边的护士一听就走了。一会儿又回来，先给马玉兰输上液，然后对丁大义说，你们如果实在不想住院，可以每天来输液，就在这消化内科的病房，算你们挂床，但不收住院费。所谓挂床，其实也是住院的一种方式。病房的床位有限，赶上病人多的时候，床位就很紧张，急需住院的病人经常住不进来。于是医院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病情相对轻，又离得近，晚上可以回家的住院病人，就只办住院手续，办了手续不在医院住，可还算住院病人，这样也就腾出了病床，两不耽误，而院方一张床可以挂几个病人，也就可以同时收几个病人的住院费。丁大义一听算挂床，又不收钱，这才松了口气，又问护士，输液要几天。护士说，这说不准，得听大夫的，也许一星期，也许十天半个月。丁大义一听又急了，立刻来找杨平主任。杨平主任一见丁大义就说，你找我也没用，就是我父亲来医院输液也得交钱，这已经不是规定的事，就像你去商店买东西，不给钱，人家能让你把东西拿走吗。丁大义说，他要说的不是交钱的事，他是想问，他老婆本来胃出血，现在胃出血治好了，人倒成了这样，还要住院，还要输十几天的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丁大义本来说话就不利落，一着急也就更笨嘴拙腮，把这几句话说得东一句西一句，谁跟谁也不挨着。杨平主任皱皱眉说，治病是我们医生的事，就是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先输几天液吧，看看情况再说。

安良子说到这里，又摇摇头。

我问，你说这祸是你惹的，怎么回事？

安良子说，当时谁都没想到，其实这事已经很严重了。这以后，丁大义的烤山芋也不卖了，每天就用拉山芋的三轮车拉着马玉兰去医院输液。那天也是该着有事，有个农贸市场的人来找丁大义，要结山芋的账。丁大义虽说给马玉兰治病，可以后的生意还得做，要接着做生意，这个山芋的账就得赶紧给人家结。那天安良子先给丁大义拿了三百块钱，让他给人家结账，自己就拉着马玉兰来医院输液。马玉兰每次要输几种药，得几个小时。安良子等在外面，闲着没事，就在楼道里四处溜达。这时，就听见几个病人家属正倚着楼梯一边抽烟一边闲聊。这几个人显然已聊了一会儿，前面说的什么，安良子没听见，就听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说，要不说呢，眼下谁的话也甭信，大夫的话就更不能信。另一个岁数差不多的男人说，是啊，有句俗话，叫马尿上坟，骗鬼呢，现在的大夫不光骗鬼，连人都骗。旁边一个河南口音的中年女人说，你们不信大夫，干啥还来医院看病。头一个男人说，病得看，可自己也得留个心眼儿。另一个男人说，就是，你看那边那个输液的女人，本来治的是胃出血，现在胃倒不出血了，又治成了脑栓塞，别说吃饭，连话也说不出来了。河南口音的女人立刻哦了一声说，她家属知道么？旁边的男人哼一声，知道个屁，这种不明不白的冤死鬼，医院指不定有多少呢！安良子一听就明白了，他们说的是马玉兰，赶紧凑过去问那男人，你刚才说，大夫给治错了？这男人抬头一愣，赶紧说，我们是说闲话儿，说的是外地的事。

说着几个人就起身散了。

这时，安良子再前前后后地想这事，就越想越觉着不对了。丁大义是个老实疙瘩，可安良子不老实。他虽不懂医，也有起码的常识。马玉兰得的是胃出血，可胃再怎么出血也不会跑的脑子里去，更不至于偏瘫，而且发展到连话也不能说了。安良子这天回来，并没立刻告诉丁大义这事。自己想了一下午，晚上就来找一个叫希波拉的朋友。这希波拉本名叫希友旺，是海拉尔人，四十多岁，在安良子小食店的旁边开了一个小药房。字号却取得挺大，叫“希波拉大药房”。起初街上的人都不知这希波拉是怎么回事，以为就是要个洋味儿。后来希友旺一解释，大家才明白。原来这希波拉套的是一个外国人的名字，叫希波格拉底。这希波格拉底是古希腊人，据说是西方医学的鼻祖。这以后，街上的人就都把希友旺叫希波拉。这希波拉平时有个嗜好，最爱吃安良子的玉米花儿，说他爆出的玉米花儿跟别处不一样，单一个味儿。大家都在一条街上做生意，又是街坊，希波拉每次来，安良子也就不要钱，总是满满地给他装一兜玉米花儿。希波拉也礼尚往来，安良子偶尔有个头疼脑热，就给他送些小药儿过来。希波拉的药房是24小时营业，安良子当晚就过来找他。希波拉是科班出身，专业就是学药的，且有正式的药师资质。据他自己说，当年在医专读书时，还是班里的高才生。毕业以后先在一家医院工作，只是看不惯那些戴着医生帽子穿着医生白大褂儿的人整天蒙骗病人，一边吃着回扣乱开药，才从体制内出来了。这个晚上，安良子来时，希波拉正一个人坐在灯下，一边喝着茶看书。安良子就把马玉兰这事说了。希波拉在门口的街上经常跟丁大义打头碰脸，大家都熟。这时听安良子说了，就皱皱眉放下书，又仔细问了一下情况，然后说，看来这事，确实没这么简单。安良子一听赶紧让希波拉详细说说。希波拉说，按说一行有一行的规矩，都是搞医的，这话是不能随便乱说的。可咱毕竟是朋友，平时跟丁师傅关系也不错，既然你问到我，我就告诉你。可有一宗，希波拉又说，我就这么一说，你也就这么一听，将来可别拿我的话去说事儿，你要真这么干，我就是说了也不会承认。安良子赶紧说，你放心，我就想让大义闹个明白。希波拉这才说，听你说的意思，很可能是这么个事儿，病人一开始胃出血，医院的大夫自然要给止血，止血就要用凝血的药，可能是这药用过量了，或用得不合适，病人的凝血机制就不对了，如果血液本来就有问题，就可能形成血栓，这血栓是随着血液在血管里到处跑，跑到哪儿，就可能堵的哪儿。安良子一听就明白了，问，你的意思，她现在是堵的脑子里了？希波拉说，听你说的症状，有这种可能，这在医学上叫缺血性脑血管病，说白了，也就是脑栓塞。安良子说，这就明白了，是医院给治坏了。希波拉立刻说，我没这么说，只是分析，医学的事很复杂，一句话两句话很难说清楚。

安良子又喝了一口酒，说，当天晚上，我就把这事告诉大义了。

我说，你跟他一说，他就急了？

安良子摇摇头，他当时倒没急。

其实安良子还是不了解丁大义的性格，以为他闷，闷性子的人应该没脾气，所以跟他说这事，只是想让他知道，然后再商量看后面怎么办。当时丁大义听了也确实没急。可第二天一早拉着马玉兰去输液，把马玉兰往病房一搁就来找杨平主任。杨平主任正和几个大夫研究一张CT片子，看样子是在会诊。丁大义一进来就问，他老婆本来是胃出血，现在怎么瘫了。杨平主任回头看一眼丁大义，挥挥手说，你先出去。丁大义就出来了。一会儿，杨平主任也出来了。丁大义赶紧上前说，我老婆命苦，这些年不容易，现在刚过几天安稳日子就成了这样，再说脑栓塞是黏糊病，一时半会儿没个好，照这么下去也实在治不起了。丁大义说着就哽咽了，抹着眼角说，您可一定给想想办法啊。丁大义虽比这杨平主任大二十来岁，可称呼他一口一个您。杨平主任皱皱眉说，你听谁说的是脑栓塞。丁大义说，不是脑栓塞，怎么就不能动了。又拉住杨平主任的胳膊央求说，这病是您给治的，您可得管到底，我已经七八天没出摊儿了，再这么下去，我们两口子就没活路了。丁大义本来嘴笨，可这时一着急说得挺快，声音也挺大，嚷得一楼道的病人家属都朝这边看。杨平主任又皱了皱眉说，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去找你。说完就进去了。可这个上午，直到马玉兰输完了液，也没见杨平主任过来。丁大义就又去找杨平主任。一问护士，杨平主任已经下班走了。这以后，丁大义每天拉着马玉兰来输液，一放下马玉兰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杨平主任。可杨平主任总有事，不是医院开会，就是去外面会诊，要不大夫护士就都说，刚才还在这儿，不知去哪儿了。

安良子说到这儿，又叹了口气。

他说，这个杨平主任还是不了解丁大义。丁大义是老实人，老实人都认死理，可越是认死理的人也就越一根筋。丁大义找了杨平主任几天，一直找不着人，这下就上了一根筋的脾气，脑子也钻进了死胡同。别的事都扔下了，就是一门心思地找。原来是上午拉马玉兰来输液时找，后来下午也找。再后来，无意中听一个清洁工说，杨平主任晚上也来医院，就晚上也来找。就这样又找了几天，一天晚上就堵着杨平主任了。

安良子看我一眼，也就是这个晚上，出事了。

我说，当时出事，具体是怎么个过程？

安良子说，具体过程，到现在也没弄清楚。自从丁大义晚上也去找杨平主任，马玉兰离不开人，安良子就来替他一会儿。可这个晚上，丁大义直到半夜才回来。回来也不说话，只是蹲在地上闷着头。安良子看出他有事，反复问了半天，他才抬头说，如果他出了事，就让安良子去趟山西长治，马玉兰在老家还有个侄子，让这侄子过来照顾她。安良子一听就有点明白了，连忙问，是不是找着那个杨平主任了。丁大义只说了一句，找着了。再问，就又不说话了。第二天晚上，安良子看电视新闻，才知道头天晚上第八中心医院出事了，一个患者家属把医生打死了，事情闹得很大。安良子先是一惊，再看，这个被打死的正是杨平主任。新闻上说，这个患者家属行凶之后就逃离了现场，现在警方已经介入，案件正在调查中。安良子看完这个新闻就赶紧来找丁大义。丁大义正在家里给马玉兰做饭。安良子问他，昨晚医院的事，是你干的？丁大义还是闷着头不说话。安良子急了，说你再不说话，这事儿就更大了，事儿大了不要紧，可马玉兰谁照顾，昨晚到底怎么回事，你快说，咱好想办法。丁大义这才吭吭吃吃地说，昨晚都已说了，如果他出事，就让安良子去趟山西长治，把她侄子叫来，这个家，就交给他了。安良子说，这事儿哪有这么简单。又想了想，就让丁大义收拾一下，然后拉着马玉兰来到他家。我一听立刻问，丁大义现在人在哪儿？

安良子朝左右看了看，说，还在我那儿。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喘了口气，又慢慢坐下了，压低声音说，你这是犯法，懂吗？

安良子哼一声说，怎么不懂，当然懂，可眼下我不帮他，还有谁能帮他？

我说，你这不是帮他，是害他！

安良子看我一眼，又叹了口气。

我说，别吃了，现在就去找他！

说完，拉起他就从饭馆出来了。

安良子住的是一个老小区。老小区一般有两个特点，一是旧，二是挤，楼下到处是破破烂烂的违章建筑。当年我们中学毕业，我去农村插队了，安良子和丁大义就都分配了工作。但后来他们的厂子都倒闭了，用杨老师的话说也就子承父业，一个崩了玉米花儿，一个卖了烤山芋。安良子的住房还是当年厂子里分的，是个一居室，在这个城市叫“独单”。安良子曾对我说过，他老婆几年前病死了，有个女儿在广州，已经成家有了孩子，也就很少回来。他后来又有了一个女人，是个卖手机壳的，生意做大了，又开了个小杂货店。起初两人打算结婚，可那边的子女死活不同意，这事儿只好撂下了。平时那女的也就是偶尔过来住一下。

安良子开了单元门，我跟在后面进来，立刻闻到一股噎人的中药味儿。不到四平米的小门厅里支着一张行军床，这显然是安良子的。安良子说了一声，出来吧，是王松。

丁大义就从厕所里出来了。

丁大义本来就瘦，这时再看，脸已经窄成了一条儿，不光是黄，好像还挂了一层灰。他看我一眼，目光跟我一碰就弹开了。

安良子问，玉兰没事吧。

丁大义说，没事。

安良子告诉我，出了这事以后，医院输液不能去了，可马玉兰的病又不能不治，他就去找希波拉。希波拉说，没见病人不能开药。可丁大义这时又不能在外面露面。安良子就只好拉着马玉兰去让希波拉看了一次。希波拉也懂中医，给马玉兰摸了脉象说，她现在用西医的话说，就是脑梗，但在中医看是气滞肝郁，西医认为发生脑梗，只要在6小时之内输液，用上克栓酶之类的药物，应该还能通开，可现在早已过了6小时，所以最好的办法也就是中药调理了。希波拉给开了一些中药，又给找了个药吊子，告诉安良子这些中药怎么煎，怎么熬。这时，安良子就去厨房忙着把药吊子里的中药渣子倒掉，准备接着熬药。我看看坐在行军床上的丁大义，一时不知该怎么问他。想了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说吧。

丁大义低着头闷了一会儿，说，我没想杀他。

我说，是啊，说你故意杀人，我也不信。

安良子从厨房探出头说，我叫王松来，就是帮着想办法，他又不是外人，你有话就说。

我说，你把当时的过程说说吧。

丁大义又吭吃了一下，慢慢抬起头。他说，其实那天晚上，起初没找到杨平主任。当时去大夫办公室，别的大夫说，他早下班了。又去护理站，护理站的一个护士说，刚才好像看见他了。但另一个护士立刻说，那不是他，他上午就走了。丁大义以为这个晚上又白来了。正打算回去，就看见了那个清洁工。这清洁工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留着男人一样的短发，人挺热心，平时丁大义带马玉兰来输液，有的时候一个人忙不开，她就过来帮一把手。后来丁大义总来找杨平主任，这清洁工好像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天前就偷偷告诉他，其实杨平主任晚上也经常来，可待的时间都不长，来一会儿就走。这个晚上，丁大义正要走，这个清洁工就一边用拖把擦着楼道凑过来。在经过丁大义的身边时，看了他一眼，又朝旁边一个房间的门指了一下。这个门上挂的牌子是主任休息室。丁大义就明白了，立刻上去敲门。他也是心急，敲的声音有些大。这么敲了几下，听到屋里好像有动静，又好像没动静，再听了听还是吃不太准。丁大义虽然老实，人迂，但迂人也有迂人的心眼儿。他这么敲了一阵就不再敲了，转身朝旁边的电梯走过去。这是病人和家属用的电梯，跟这个房间隔不远。丁大义来到这个电梯的跟前却没叫电梯，只是回头朝这边瞄着。一会儿，就见这个房间的门开了，一个护士从里边出来。在她出来的一瞬，一边朝前走着又横着跨了一步。这样一来，给人的感觉就不是从这个房间里出来的，而是沿着楼道一直走过来的。丁大义立刻噌地一下扑过去。这时那个房间的门已经又关上了，丁大义用力推了推，没推开，就又使劲敲起来。但这次已经不是敲，而是砸，叮叮哐哐的声音立刻响彻整个楼道。这时已是晚上，病房里的病人已经都睡了，陪床家属有的在楼梯间抽烟聊天，有的打开陪床椅也休息了。丁大义这里这么一敲一砸，不知出了什么事，就都出来看。丁大义这时越砸越响，越响越砸，就这么又砸了一阵，这个房间的门终于开了。杨平主任果然在里面。杨平主任好像很生气，头上的白帽子也有些歪，一边系着白大褂的扣子皱着眉说，你怎么回事，这是病房，这么砸门惊扰了别的病人怎么办？丁大义这时终于见到杨平主任，已经顾不上别的，上前一把抓住他说，你总这么躲着我不行，我老婆的病到底怎么办，输了几天液一点儿不见好，再这么下去我们两口子就没活路了。杨平主任甩开丁大义的手，转身就朝外走，一边走着说，这种病哪有输几天液就好的，再说你们有没有活路是你们的事，医生的职责是治病，还管你们的活路。说着就已经来到楼道里。丁大义跟在他后面说，你不能这么说啊，我老婆可是你给治坏的。杨平主任回头冷笑一声，你们家属都爱血口喷人，你这样的我见多了。一边笑，脚底下却越走越快。这时丁大义已看出来，杨平主任是奔着电梯去的。在楼道的另一头还有一部电梯，是专供医院的人用的。丁大义意识到，只要杨平主任钻进那个电梯，电梯门一关，他就又找不到他了。可现在马玉兰还躺在家里，他已经向安良子借了几千块钱，再这么借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心里越想越急，就追上去一把抓住杨平主任的胳膊。杨平主任的胳膊很细，但挺有干巴劲，他用力一挣，与此同时又转身朝丁大义的肩膀猛推了一把。丁大义立刻失去重心，一个趔趄摔在地上。这一下丁大义就真急了。当时病房楼道里正在维修屋顶的管线和排风通道，墙角堆着一些施工材料。丁大义抬头一看，杨平主任已经小跑着朝电梯奔过去，眼看就要到电梯跟前了。他顿时脑子一热一涨，就又上了一根筋的脾气。他觉得这个杨平主任不要说不近人情，简直太不讲理了，他把病人治坏了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整天躲着不露面。现在好容易找着他了，他还敢动手打自己，这还有王法吗？眼下自己的老婆躺在家里，人不能动，话不能说，别说吃药，家里眼看连饭钱也没了。就在这个中午，马玉兰费了很大劲才说出一句话，她让丁大义去买包耗子药，她说，她吃了一死就算了。当时丁大义听了抱着她说，放心，要买就买两包，咱虽是半路夫妻，可也有夫妻情分，要活一块儿活，要死一块儿死。一边说着，夫妻俩就抱头痛哭起来。这时，丁大义看着已经快到电梯跟前的杨平主任，脑子里也就不再想别的了。他就一根筋地想，今儿就今儿吧，既然已经没活路了，就干脆谁也别想好。于是从地上爬起来的一瞬，顺手就抓起一根金属条追了上去。杨平主任一边跑着回头一看，见丁大义拎着一根铁棍之类的东西追上来，知道他是真急了，跑得也就更快。但他这一回头没看脚下，突然绊了一下，踉跄了几步就扑倒在地上。接着丁大义的金属条也就抡着砸过来。

我有些意外。我以为，丁大义会把那一晚的过程说得支离破碎，前言不搭后语，而这个过程，包括每一个细节显然都极为重要。可丁大义虽然说得笨笨磕磕，听着还算清楚。

我问，这个杨平，当时就死了？

丁大义又吭吃了吭吃。他说，当时没注意，这个杨平主任翻过身时已经满脸是血。丁大义最怕血，一见血就心跳，出虚汗，这时一见他这样子，扔下手里的金属条就从旁边的楼梯走了。丁大义这样一说，我就想起来，他上小学时就怕血。一次跟他坐同桌的居丽手被铅笔刀割破了，滴滴答答地流了很多血。居丽是女生，还没怎么样，可旁边的丁大义已经脸色苍白地趴在桌上，直到放学还没缓过来。这时，我问，这就是当时的过程？

他说，是。

他又看我一眼，我没想杀他。

又嘟囔了一句，我，真没想杀他。

说着，一张窄脸已经拧成了一团。

安良子熬上药了，这时过来叹口气说，他也受病了，这两天，就叨磨这一句话。

我看一眼安良子，又问丁大义，你老婆的事，都安排好了吗？

丁大义说，就这点事，都跟良子说了。

我说，你马上，就是现在，做一件事。

丁大义慢慢抬起头。安良子也看着我。

我说，就近找个派出所，马上去投案。

丁大义听了，瞪起眼看着我。我对他说，现在这个事，就是一边倒的事，既然警方已经立案，估计调查时间不会长，一旦把你作为犯罪嫌疑人通缉，这事就更麻烦了。

安良子说，可这事，总得先捯腾清了啊。

我说，先投案，捯腾这事，我找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