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进行一系列的纪念、研讨活动，以此来总结历史经验，思考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改革开放40年，不仅改变了百年以来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社会整体面貌，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走到了富起来的新阶段，而且是二战之后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最大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是二战后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果进一步思考，我们就可以跨越政治经济，走向文化层面，就会看到一个更加恢弘壮丽的文明、文化与文学景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以来，中国从各个层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加强了当代文化建设工作，即在国家层面上，从“文化软实力”“文化巧实力”的角度，来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当代中华文化、文学的繁荣发展。

而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复兴、转化与建设，不仅需要在国家层面推进，更需要从各个地域层面推进。在某种意义上，各个地方文化与文学的建设、发展与繁荣更为重要、基础和根本。中华文化的复兴，一定是各个地方文化发展、繁荣和复兴，是各个地域文艺创作大面积繁盛与质量大幅度提升。唯有如此，当代文化建设工作才有一个坚实的、宽广的、无比富饶的文化地基，才能从中熔铸、升华、聚合为一个具有根源基础性、内在生命力和精神辐射力的中华新文化。在各个地方文化发展、文艺繁荣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泱泱大中华才会涌现出一大批，而不是仅有几个人或数十个人的顶尖作家，而是有着数千人、数万人的庞大地域文化精英群体的出现，聚合为成百上千的、特色各异的、风格不同的具有“地方色彩”的地域文艺流派群落。而这些，尤其是各个地级市和县域的“地方文化精英”才是属于这个“本乡本土”的“在乡、知乡、爱乡”的自己的文艺人才。正是这些“本土”大地生长出来的作家，才最具有本土精神气质，最能够传达与传承本土文化，同时也是最能够灌溉、滋润、营养与反哺、回馈本土大地的“地方文化精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各个地方，尤其是地级市和县域，乃至更广大基层乡镇与农村的作家。他们的“本土性生长”极为不易与艰难，也极为珍贵和稀有，因而亟需我们更多的关爱与呵护，以从最根本、最基础的地域文化建设做起，来推进当代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地方文化与地方文化精英之间，地方性文学刊物是一个极为重要、宝贵、稀缺的精神园地，是地方文化建设的一方精神堡垒，是地方文化精英成长的最重要文化平台，是沟通地方与国家、文化与作家、历史书写与未来建构的文化桥梁。抓住了地方文学刊物就抓住了地方文化建设的“牛鼻子”，就能够以此来统领各个文艺门类，聚合“八路神仙”，推进地方文化，乃至是当代中华文化的发展。

《红豆》编辑部邀我写一篇回顾2018年该杂志刊发文章的述评，我欣然同意，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结合这几年来参加山东、江苏、云南、安徽、湖北等地域文学活动的感受与心得，我就以2018年的《红豆》杂志为样本，在述评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地方性文学期刊与地方文化精英、地域文化、中华新文化建设的关系，以求教各位方家，推进当代中华文化的整体性与地域性发展。

存在困惑与自我定位：《红豆》对时代困境的回应与突围

文学边缘化的时代，地方性文学期刊何去何从？在时代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对文学生产机制、文学期刊的生存提出了新的问题与难题，亟需对此作出回应。

改革开放40年，当代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与文学、创作、生产机制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剧变。从1980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到1990年代市场经济兴起之后“新意识形态”下GDP的“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诗歌、哲学、爱情开始变得一钱不值”。新世纪一个更大规模、更大幅度、深入穷乡僻壤每一个角路的城市化、多媒体时代到来，网络、影视、视频、图像等自媒体充斥每一个角落，文学作为一个以语言文字为阅读媒介、借助于读者想象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整体性的、框架般的精神危机之中。文学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受其波及、影响最大的就是传统的文学期刊。

《红豆》等地方性文学期刊受到的冲击尤为剧烈。如果说《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全国性知名文学期刊，还可以凭借已有的文学影响力、读者群以及来自政府等层面的大力支持，那么，《红豆》等地方性文学期刊则处境较为艰难。地方性文学期刊不仅面临财政的危机、读者群萎缩的危机，而且还存着着“再生产”的危机，即如何获得优秀作家的青睐，如何获得高质量文学作品的危机。曾一度，很多文学刊物转型、“改头换面”或干脆停刊，而更多的是刊物销售量、订阅量一降再降，有的千本，甚至更少。即使一些所谓的文学大刊，都对刊物的自费订阅量讳莫如深，视为“商业”机密。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文学刊物也在渐渐回暖。但是，地方性文学期刊依然步履蹒跚，在艰难中行进。就我所在的济南市文联的文学期刊《当代小说》来看，这几年经过主编等人的努力，如开设“当代小说四季评”等栏目吸引读者、作家的关注，订阅量在逆势中增长，实属很难得。而在这种“艰难时世”中，地方性文学期刊《红豆》却异军突起，以其独特鲜明的特色而独树一帜，在刊物质量、读者订阅量和文坛影响力等方面有着突出的业绩，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与思考。

创刊于1972年的《红豆》杂志，原名《邕江文艺》，后改名《邕江》，1981年改为《红豆》，时为双月刊，2003年改为月刊，是一家社科类文学期刊。2011年以来，《红豆》杂志大力推进改革，在服务地方、服务基层，“张开文学的翅膀，红豆连接你我，连接社会与个人”的新办刊理念，定位于“南宁出品的高文化品味的文学期刊”，为南宁这座城市“撑起一座城市的文化高度”，培育“地方文化精英”“凝聚精神、集聚、表达观点、引领潮流”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红豆》从2013年起每年举办“年度评刊会、恳谈会”，邀请专家、学者、作家、读者与知名文学期刊主编、编辑、出版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精英人士，围绕刊物发展战略进行研讨。2015年始《红豆》杂志在全国率先设立地方性文学期刊奖“《红豆》文学奖”，现已举办三届，进一步扩大了刊物的传播力、知名度和影响力。2016年，《红豆》杂志又在全国地方性文学期刊率先推出年度精选“《红豆》年度精选”，先后出版了《2015〈红豆〉年度精选》（小小说、散文、诗歌的三卷本）和《〈红豆〉小说双年选2016—2017》《〈红豆〉散文随笔双年选2016—2017》，扩大了《红豆》影响力，为文学经典化传播留存史料，激发了作家对《红豆》杂志的认可度和支持度。2016年起又联合多个教育机构举办“《红豆》系列中小学校园文学创作征文大赛”，则从文学新生力量角度，来播撒文学的种子，推进文学新人的培育工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全国性影响和价值。如云南昭通地区的昭通学院创办多个文学社团，连续举办“野草杯”全国文学大赛，不仅带动了当地文学事业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像夏天敏、雷平阳、李骞、宋家宏、黄玲、潘灵、麦芒、吕翼等在国内颇具影响的昭通作家群。文学社与文学大赛对文学新人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助推作用，甚至很多文学新人就在大赛中脱颖而出。

《红豆》杂志正是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举措回应了时代的挑战，获得极大的精神活力，推动了地域文化的发展，乃至有了全国性的影响。

《红豆》的“内功”：栏目设置、

精神理念与审美功效探寻

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作家资源也被一级一级地收割，从国家级刊物、省级刊物到市级刊物，文学生产资源已经非常稀薄。这就是当前地方性文学期刊不得不面对的事实与难题。因此，要在这种文学层级化体制中获得较好的生存状态，就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期刊特色之路。武汉的《芳草》杂志就是这样的一本刊物，以其敏锐的眼光、视野和情怀，不断设置新的时代性文学栏目和新的文学话题，吸引、培育和壮大了一大批作者资源队伍，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些独特的文学文本。《红豆》杂志在外引内联、不断推出一系列向外扩展的活动、获得外界广泛关注支持之后，聚焦文学期刊内部，在文学编辑、栏目设置、作者资源等方面苦练“内功”，很好的处理了本土与外部、区内与省外、国内与国外、新人与名人等关系，以推出文学新人、培养本土文学精英、建设本土文化、凝聚华人乡愁等为杂志重点打造栏目，在获得、凝聚和巩固本土文化资源、本土文化精英的同时，得到了区内外、国内外的年轻、优质作者资源的支持与信赖。具体说来，我认为在重磅打造文坛新人、建设地域文化高地和凝聚世界华人乡愁等方面有着极为突出的、标志性的刊物风格特色。

第一，《红豆》：当代文坛新人的“成长精神空间”。地方文学刊物如何突围？《红豆》杂志把编辑的重心转移到对中青年文学新人的培育、扶持和推荐工作中，具体说来就是每期的“红豆头条”和“主编互荐”等重点栏目主打中青年崭露头角的优秀作家，尤其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出生的优秀作家和文学新人。

《红豆》2018年第1期的“红豆头条”推出1980年代出生的四川作家周李立的小说《更上层楼》。这个小说写得不急不慢，自有一番滋味。这是一篇有着浓郁忧伤、颓废气息的小说。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这种气质的小说，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小说的功力是很不错的。这是一种来自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无奈、无力、心酸，而又无处释放、无处述说的内在生命忧伤，正如我们自己生活有着很多很多明灭幽暗的隐痛与内伤，同时又闪耀着忽明忽暗的火头，以此旁证生命依然存在的体温。幸灾乐祸的小市民许阿姨及其丈夫，“回迁户”无力缴纳物业费而显得低人一等的刘阿姨及其丈夫，以及小说最后俩家的男人纷纷登上各自楼顶，做出钓鱼等怪异举动，让人嘘唏不已。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被生活钝刀子不断宰割而痛感迟钝的人，在某一瞬间就有可能爆发愤怒、绝望情绪的异化的人。《更上层楼》让我们看到了是由我们心内有着共同精神纹理的日常生活、心灵的斑驳风景。

《红豆》2018年第2期的“红豆头条”与“主编推荐”联合推出的是安徽青年作家刘鹏艳。这次读了刘鹏艳的小说《午月光》，我马上眼前为之一亮，这是一位让人“惊艳”的作家。《午月光》显现出一个年轻的女作家的惊人才气。小说一开头就有一种不同凡响、引人入胜的叙述笔法。“这都是青春已逝的女人笑容背后的应有之义，但就是绝不应该笑得像一朵娇羞的莲花，不胜幽怜”，而这就是小说中的与“我”有着千丝万缕、与我父亲有着暗恋情结的女主人公。当然，小说一定要找缝隙的话，我想就是转折得较为突兀。《红豆》第5期江洋才让的小说《达瓦赛马》以“一个身世问题”贯穿了整篇小说。“什么烦心事？达瓦的马儿白鼻梁突然问道。开个玩笑，马怎么会说话呢？！是达瓦把马数按到树上，一边的老喇嘛巴松这么问他的”，小说在一种诙谐幽默中传递了一种无法释怀的忧伤。《红豆》第6期张世勤的《女贞树》，小说以简洁利落的对话开篇，在交代情节的同时呈现出人物形象的精神气质和心理世界，以及一种很强的时代感。这是一篇与时代、与人性对话的小说。作者在创作谈中提到灵感来源于早年的一位“一生要办一百个女人”的伙计。无独有偶的是，作家王祥夫在《红豆》第9期的《镜子》中叙述了一个心受创伤而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但要把自己的精子播撒各地、有“很多孩子”的主人公形象，读来令人不胜嘘唏。而第8期中的李美皆的小说《越骑越快》也是对来自生活中的身心创伤的精神揭示。“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是一个人的战斗”，是“硬生生地独自扛着，如蝉蛹一样独自穿过黑暗的土层，也许永远没有蜕变成蝉，在树上高唱‘知了’的机会”。但正如作者所言，“我希望的‘然后’是：共同面对，尽量解脱——也只能是尽量”。《红豆》第9期刊发了新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家马金莲的作品《人妻》，依然像她之前的作品风格一样，写得很卖力、很用心、很认真，文中处处显示出一个年轻女作家对生活的犀利观察、深刻体验以及那种疼与痛而又无比坚韧的为文学品质与生命质地感。“那种刚刚离开老家，胸口一下子敞亮的感觉正被一股看不见的云翳慢慢地侵占。”小说的语言与人物心理较好地吻合在一起。《红豆》第12期的内蒙古作家赵卡的《等待许多》是一篇具有当下性的现实精神小说。我以前应朋友之约给赵卡写过评论。赵卡的小说具有某种先锋性品质，是我很期待的作家。这次依然是。

从以上这些作品，我们不难看出《红豆》的身边已经凝聚一批很优秀的中青年作家群，刊发出来一批质量很高的文学作品，即使在一整片当代中国文学的森林之中，也是郁郁葱葱、卓然独立、毫不含糊、绝不雷同，有一番自我面目。

第二，固本立人：建设地域文化高地、培育地方文化精英。本乡本土，是我们生命的根源，是生命的来处，也是文学的根源和来处之所在。书写本乡本土，培育文化精英，建设本土文化高地，是《红豆》作为地域文学期刊的使命、责任与担当之所在。

《桂香十记》是2018年《红豆》杂志常设的一个以地方文化为主题的栏目。作者朱千华先生在当代中国地理文化方面卓有建树。他的系列散文《桂香十记》就用生动呈现了来自桂地的独特桂香文化。

《灵香草》是《桂香十记》的开篇之作。作者讲述了他到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来借一本1933年出版的世上仅存两本的《西江上》民国旧书籍，惊讶地发现夹在书中的灵香草，从而引出自己在岭南和大瑶山所见到的灵香草。作者在讲述灵芝草在岭南、广西的生存形态之后，引用费孝通的《四上瑶山》的话，对一个具体的瑶族山寨进行更微观考察。“这是一个遍地香花的瑶家山寨。当地瑶民称此地为香草山，把种灵香草的瑶家女称为香草女。有一条源出大瑶山的小河，叫金秀河，水里出产的一种小鱼，吃起来有一股芳馨的香草味儿，当地人爱把这种鱼叫做香草鱼。”灵香草与大瑶山民、大瑶山水、大瑶山鱼都有这样一种“精神同构”的关系，一概以“香气”含蕴之。而事实上，灵香草的香气有着独自的精神性格特征。“这是灵香草的奇特之处，生无香气，需烘焙后才有。一经干燥，香味越浓。此香草之所以为珍稀之宝，实因香之恒久，非寻常香料可比。它留香能力强，长年香飘、久存不散，可维持30余载。”大瑶山的灵香草，不仅含蕴了大瑶山所有生灵，而且对中国文明、文化赖以维系的文献书籍的保存，具有莫大的功效。就如开头提到了浙江图书馆的古籍。灵香草在今天的大型图书馆、档案室，如宁波天一阁等仍在使用。灵香草在保护文化书籍，守护文明之魂的同时，也成为中国文人挚爱的一脉袅袅的沉香。“一部《中国文学史》，有一半以上的文字离不开炉香静袅做背景的烘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灵香草与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构成了一种幻觉的、灵异的、脱俗的精神内在呼应。即在袅袅氤氲的沉香气息之间，中国文人士大夫开始了精神的一呼一吸，蕴藉着生命的、灵魂的、情感的文字得以激越飞扬。“缠绕在文人心头几千年的香草情结，何时才能解开”。

《桂乡桂花香》也是一篇蕴藉丰富的散文精品。“桂花则在民间逐渐深入人心。桂花的吉祥寓意比较丰富，各地皆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比如，在南北建筑中的植物布置，大户人家都在门前植两株桂花树，意为双桂当庭，福贵盈门。”而折桂花是桂林人的一种传统习俗，“天降黄金雨，粒粒都是钱。桂林手工挑选的干桂花每斤200元。”“五人一组，四人扯床单四角，一人持竿。晨曦中，用竿击打之后，一阵黄金雨落入床单。村民们头上身上都是桂花。之所以天亮之际上山打桂花，是因为桂花夜间吸收了露水，容易坠落，而太阳一出，即可收工。”桂地的温度、湿度比较适宜桂树恣意生长，南国的春天飘扬着早桂的花香。“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落在地上，也还是香尘一片。八桂大地正是名不虚传，处处是桂花，处处花香。”而对于擅长美食的中国人，桂花又是难得的佳肴佐品。桂花入馔，一直是民间的专利：桂花糕、桂花糖、桂花莲子羹、桂花茶、桂花酒等等不一而足。就在这些桂花美食之间，“那和惠的风情，人间的温暖，都会在金黄色的桂花里开出来。”茉莉花、海菜花、八角、西江玉桂、松脂松香等桂地风物都在朱千华的笔下摇曳多姿。

除了朱千华对桂地风物文化的书写之外，《红豆》还对桂地历史文化、桂地作家创作、“广西诗歌地理”给予大力关注和支持，促进了地域文化和地域文艺精英的培育。黄伟林的《桂林师范学院的戏剧活动》对桂林师范学院在抗战前后近10年的戏剧活动进行历史的钩沉，在还原历史场景的同时，指出其重要历史影响与价值意义。《红豆》所开辟的“绿城作家”栏目是对地域作家书写的文学专栏。秋枫《秋枫散文三题》可以读到地域的“香气”，以及作家与作家的文学交往、心灵情感往来；透透的《丝路行吟》，则把文学目光从桂地转向了辽阔的河西走廊；水纤纤的《那个时代的爱情》，让我们读到一段独特的爱情故事，改写了以往的历史“爱情悲剧”；于小尘的《月份的光芒·与君书》是对12个月的具有个人生命体验的独特言说，与汤松波的《我们的节日》正好呼应，正如“月份的光芒”中所预言的12月已经到来，“所有的鹅黄\都始于你丰腴的寒冷\所有的花开\都蹚过你幽暗的死门\我已种好鸟语花香\等待故人归来”；卢不的诗歌也独具特色，“娘”已长成一个茂盛的植物，“耳朵长出了蘑菇”“眼睛长出了棉花”“嘴里长出了青藤/见谁缠谁”。《红豆》杂志每年的第10/11期合刊“广西本土作家专号”则是对广西本土作家作品的集中展示，也是培养广西本土作家的摇篮，更是让广西本土作家走向全国的窗口。2018年《红豆》第10/11期合刊“广西本土作家专号”则以“广西风景”“钦州方阵”和“编辑方阵”的三个栏目集中构成了一个景致很深的“广西文学风景”，尤其是以丘晓兰主编为首的《红豆》编辑方阵自己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颇令人关注。编辑们都是“阅文无数”，在编辑别人的稿件之外，这些老师的稿件如何呢？我们读者不妨睁大眼睛来“阅编辑文章”。正是因为有这些热爱文学、身体力行从事文学的编辑们，《红豆》才这样有活力、有艺术品位、有文学魅力，我总算是找到了一个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了。

第三，从地方的到全国的、世界的：凝聚中国与世界华人乡愁的《红豆》。地方文学期刊如何处理好地方性与全国性关系，这是一个极为棘手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好的文学期刊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处理得当，而在凝聚地方文坛精英、培植地方文化的同时，而获得了全国性文学精神向度，得到了丰沛的作家资源。可贵的是，《红豆》不仅在地方性和全国性问题上处理得好，而且还比很多刊物多了一精神向度，即是世界性的文学资源与世界性华人作家作品的刊发。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为一个地方文学期刊的《红豆》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是从地方性走向了全国性，乃至是世界性的宽阔文学空间和精神空间。《红豆》既是南宁人自己的文学园地与故乡，又是全国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的文学园地与精神家园，更是世界华人的文学园地和精神原乡，凝聚世界华人乡愁。

《红豆》对全国性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的扶持、鼓励和推荐，我在前面谈到的“红豆头条”与“主编推荐”中已经隐含着这个话题，如我所提到几位作家，分别来自四川、安徽、山东、宁夏等，涉及汉族、藏族、回族等民族，可以看出《红豆》杂志办刊的全国性视野与对文学高品质追求的艺术精神。《红豆》第4期的长篇小说专号发的是山东作家愚石的《天虫》，这是一部题材独特、文化丰厚的优秀作品。事实上，一本地域性的文学期刊只有一种更宽广的文学视野、文学情怀与文学品质，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成为一份受到全国文学界关注的文学期刊；而只有成为一份全国性的文学期刊，才能有效带动地域性作家与地域文学走出地域，获得全国性文学关注，即在全国性的竞争视域中锻炼成长、发展壮大。

《红豆》杂志在散文和诗歌等栏目中，秉持着同样的全国性视野、情怀与品质追求。《红豆》2018年第1期“散文空间”里的散文各有韵味，分别来自四个不同的省份。来自江西傅菲的《草木里居住着神灵》中的第一篇《隐秘的法则》，读来饶有趣味与哲理。“茫茫大地间，有一种隐秘的力量，安排着万事万物，安排着生死，不可改变。一棵树晒多少年阳光，一株草吸多少露水，一朵花吐多久芬芳，都是一种渊薮”，文章一开篇就饱润着生命哲思。在讲述马齿苋、油茶树之后，作家重点讲述牛筋草的这一“败类中的败类”，在大书特书其危害，一直牛都不吃，吃了消化不了之后，笔锋一转，讲“草有仁心”。牛筋草是预防瘟疫流行最好的草药。“生存环境越恶劣，生命力越强，抗病毒能力也越强。这就是生命的辩证法，也是大自然的法则之一”，之后，作者有讲述了故乡墙头上的“瓦楞草”，而在最后引申出其人生思考：“人活得累，不是人太聪明，而是人太愚蠢。人海如潮汐，潮涨潮落。人始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争斗。绝大多数的人为活而活，而不是为生命而活。生命成了活着的附属物。这是人的悲哀。我们要住高楼，要三餐珍馐，要洋场声色。人有定数，如植物一样，我们认清这些，其他一切都不十分重要。多数的人，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一个夺取的过程，而不是认识和体验生命的过程。一个人，一生之中，荷尔蒙、多氨酚、脑垂液、消化酶等物质的分泌量，大致是命定的。这是肉身的法则之一。”陕西的郝随穗的《父亲的面子》，开头也很棒：“陕北的古人说：人活眉眼树活皮，猫还活两个爪爪皮。一句古话，说出了人与植物和动物对面子的看重，同时点穴地道出了不同物种不同脸面的位置。陕北人拿自己的脸部称为眉眼，由此看出，脸面的重要性和自然界的动植物归到一个高度，那就是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的取向。”文章通过面子来呈现父亲的一生及其性格特征。中国煤矿文联副主席徐迅的作品《柴达木的诗意》也是诗意浩瀚，如柴达木盆地一样“灵动翻飞的苍茫而深沉的吟唱”。而来自山东作家姚凤霄的《大王的神谕》，有着来自潍河大地的生灵气息、作者个人独特的生命感悟与中西方生态哲学智者的思索，召唤人们遵从“大王的神谕”，遵从自然之道。此外，“散文空间”还编发过广东的肖建国、辽宁的王雪茜、河南的白军芳、甘肃的刘梅花、江西的顾启淋等全国各地的作家，鲜明呈现出一种遍地开会的全国性办刊倾向与文学性艺术品格。诗歌栏目同样如此。

而《红豆》开辟的“世华文学家”栏目，则极大拓展了《红豆》的文学精神空间，提升了艺术品质，成为世界华人文学创作的一扇窗口，慰藉着海外游子的乡愁。马来西亚钟怡雯、泰国梦莉、印尼的晓晨、德国的呢喃、澳大利亚的庄伟杰、日本的李雨潭、香港地区的何亮亮、在美国生活的张煜棪，这些来自各个国家与地区的作家，为《红豆》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异域文化风情，把这本地方文学刊物引向一个更加宽阔辽远丰富多样的文化艺术空间，大大提升了《红豆》刊物的世界化、国际性品格。

从内容上看，马来西亚作家钟怡雯的《从榴莲到臭豆》很有趣味性、很见性情，讲述自己对榴莲从挚爱到突然一夜之间无感的心理变化、马来西亚热带语境下人与物的奇妙关系，“榴莲的味道太极端，半岛的人爱它，必然源于一种神秘的土地呼唤。同样成长于暴烈的赤道，在骄阳和雨水的征敛下，人和物起了亲密的化学作用。早期南来的华人都把榴莲当检验指标。”让人读来趣味盎然。而配发的凌鼎年先生的评论也是相得益彰，“钟怡雯的散文写的是她自己，又像写的是我们读者。这就叫共鸣，这就是好散文的魅力。”是啊，这就是好散文与好评论的契合之处与美妙之处。泰国作家梦莉的《梦莉散文三题》讲述的是自己女儿与自己的情感故事，较为动人，“湄南河有沉默，但也有潮汐。正和我心中一样，我沉默，但心中有潮汐。湄南河潮汐的力量是巨大的，而我心中的潮汐，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很激动的，但是对于别人却是微不足道的。”这何尝不是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心中的“潮汐”呢？无独有偶，澳大利亚作家庄伟杰的《散文诗六章》的第一首《一个奇妙的字》恰好描绘了梦莉的这种心灵感受：“一起源自于心。心，可以容纳一切，心在，一切自然在。当心在高处，可能是另一种深渊。高不可攀而又深不可测。只有圣水沐浴过的手，才能把人间的至爱写上天堂。世间有情。”日本作家李雨潭的小说《玉荆嫂》写得很接地气，具有当代中国性，让我很是惊讶。里面的心理描写是很好的，如果叙述视角有所变换，会更精彩。我经常观看何亮亮的时事点评，读文字还是第一次，里面的信息量的确很大，凌先生的看法是准确的。这就是何亮亮先生的主持风格，也是作文的风格。

一个刊物办得好不好，就像品位一个人一样，能不能耐读，能不能耐得住岁月的洗礼，以及有多少文化的含量。这都是决定一个刊物、一个人品位的最重要的东西。事实上，我在一遍遍翻阅《红豆》的过程中，是以一种极为苛刻的、挑剔的、以阅读大刊的文学品质要求来阅读2018年的《红豆》所刊发的作品的。但是，让我一次次惊讶的是，读《红豆》的各个文学栏目的作品，就有一种一次次“惊艳”的感觉。这一篇篇小说、散文、诗歌，写得如此之棒，特别耐人咀嚼，确乎超出我的意料。这或许就是一本地方文学期刊成功的感觉，也或许是《红豆》杂志敢于出版《2015〈红豆〉年度精选》（小小说、散文、诗歌的三卷本）和《〈红豆〉小说双年选2016—2017》《〈红豆〉散文随笔双年选2016—2017》，并有很大市场的信心与勇气。而《红豆》杂志每期配发的美术作品又是那么鲜活，富有地域文化气息。隔期赠阅的《南宁名片》，图文并茂，讲述《红豆》杂志与南宁文化界每个月的文艺活动，一个地方的文化活动都历历在目，尽收眼底。

或许，《红豆》就是一张南宁的“文化名片”，就是一枚当代中国文学韵味隽永、回味悠长的“文学相思豆”，具有深刻的当代中国纯文学地方期刊的文化样本意义和价值。我祝福《红豆》、期待《红豆》美好的未来，并以一篇长文来表达对这枚南国“红豆”的由衷敬意。

2018年12月3日星期一凌晨18分

济南长清大学城常春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