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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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清一色年轻人的天下。之前确实如此，最近悄悄地变化，至少在我眼里已经变化，大约是我接触的人年纪越来越大的缘故吧。

作为城市，四十岁确实年轻，但四十年前来深圳的年轻人，如今都退休了，还年轻吗？可许多退休的老家伙不服老，为了证明自己仍然年轻，故作活跃，变着花样组织各种活动。他们也经常拉我，但我有自知之明，能推即推。

退休之前，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组织活动，为充门面，经常请一些老领导出席。每次念嘉宾名单，头衔听起来吓人，市委书记、市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军区政委、国务院某部副部长等等，但仔细听，这些显赫的头衔前面都悄悄加了一个“前”或“原”字。说实话，若不是“前”或“原”领导，他们也没那么好请啊。比较离谱的是有次从香港请来前亚洲小姐。尽管明明写着“前”亚洲小姐，但毕竟是“亚姐”，大家仍然希望一睹风采。主持人很有经验，故意把“亚姐”藏到最后，吊足大家的胃口，直到活动临近结束，“亚姐”才隆重出场。结果，一出场就引来一片叹息。我没有责怪秘书长，相反，还嘱咐按双倍支付出场费。毕竟，不是生活窘迫，谁还愿意这么老态龙钟硬撑着“隆重出场”啊。可是，对于某些退休老领导我没那么客气，不是嫌他们老，而是不喜欢他们抓起话筒就没完没了。出于礼节，也为了让活动上“档次”，每次都要安排老领导说两句，没想到有些老领导简直就是“话霸”，一说起来就没完，你说烦不烦？于是我嘱咐工作人员：下次一定要打探清楚，千万别请喜欢当“话霸”的老领导当嘉宾。同时心里告诫自己：等我退休了，一定要知趣，任何活动能推就推，实在推不掉也绝对不能当“话霸”。

这次误上贼船属于“温水煮青蛙”。他们先是建立一个微信群，取名“老知青”，我当过知青，而且也确实老了，关键是我对那段经历蛮怀念，所以欣然接受，这下我被他们抓住了。他们先在网上热闹，后来闹着从虚拟走向现实，提议老知青们聚一聚，还让我组织。

我当然不愿意，但群里许多人资历比我老，有些是我当年的顶头上司，还提携过我，不就是安排一场活动嘛，我不能那么不近人情，更不能让老领导感觉人走心凉。

根据人老喜欢当“话霸”的特点，我决定策划一场茶话会，专门让大家说话，尽量让老领导们说个够，但话题只限谈自己的知青经历，不能没边。时间是周六下午两点至五点，地点机关食堂。之所以安排周六，一是周末下午机关食堂歇业，茶话会时间可以适当拖延，二是万一“话霸”太多当日实在说不完，第二天周日可以继续。本以为考虑得非常周全，结果还是失控，没想到老领导们几乎人人都是“话霸”，于是不得不做出补充规定——每位发言不超过半小时。可就这样也说不完，一人半小时，几十位老同志，一下午能说几个？延续一日第二天仍然说不完。这种茶话会，既然搞了，就必须保证每位与会者都有说话的机会，否则老同志有意见，好事就变成坏事，怎么办？只能继续。原本一天、最多两天的活动硬是延长至一周。整整一个礼拜，每天下午老知青们集中在机关食堂开茶话会，轮流座谈他们当年的知青经历。

刚开始我还是耐着性子主持，渐渐地，我也投入进去了。每个人所谈的“上山下乡”的经历都很特别。宣传部陈大姐，看上去那么文弱，当知青的时候居然是远近闻名的“铁姑娘”；机关副书记老董，那么正统的老领导，“上山下乡”年月居然也干过偷鸡摸狗的勾当。他谈得很在行，说偷鸡不能在本村，只能跑到外村偷，打狗不能出村子，必须等本村的母狗“起潮”，把外村的公狗吸引到村里来才动手。这样的细节，非亲身经历编不出来；政策研究室老刘，最不得志的老家伙，当知青的年代居然是公社副书记，自毁仕途的原因是放弃公社书记不当执意参加高考，辜负了组织的培养，结果……老知青们有些说得神采飞扬，有些潸然泪下，更有人委屈得痛哭流涕。

终于人人都讲完了。

不对，不是大家都讲完了，只能说大家都获得了发言的机会，如果任由每个老同志讲完，别说一周，估计一个月也不够。最后，我们用了整整一个礼拜，还是不对，不止一个礼拜，从上个礼拜六到这个礼拜日，其实是九天时间，茶话会才让机关退休的老知青们每位都获得了发言的机会。

最后一天下午，也就是本周日的下午，活动结束，照例要有一个总结。我主持，还没开口说话，统战部的老部长就说不行，还有一个人没说。

“谁？”我问，“还有哪位没说？”

下面一片骚动，互相看，在找谁还没有说。

“你呀，”老部长冲我大声喊，“你自己还没说呀。”

“我？”

“是啊，你自己还没说呢。你不是老知青吗？”

其他几个老家伙跟着起哄。

关于我的老知青身份，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因为我明显比他们小一拨，从年龄上判断，我应该没资格当老知青，但我确实经历过“上山下乡”，实实在在当过知青。至于为什么比大家小一拨，因为有一段不光彩的故事，我其实不想说，但经不起大家起哄，再一想董书记连当年偷鸡摸狗的勾当都说出来了，我自曝家丑也无妨。

2

之所以比大家小，一是因为我是最后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二是因为在我们那批知青中，我年龄也最小。至于为什么最小，真不光彩。

如果正常上到高中毕业，我正好可以躲过“上山下乡”，但初中毕业那年，赶上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学校突然抓起了教学质量，不仅恢复考试，而且恢复升级留级制度。恢复考试我不怕，因为我家就住在图书馆，没事就看书，潜移默化、触类旁通，就是不上课，应付初中考试也不成问题，但恢复留级不是按考试成绩，而是看政治表现。什么叫政治表现？老师也把握不了，干脆搞无记名投票，反正每个班一个留级名额，全班同学每人无记名投票选举一名同学即可。结果，我得了十九票，尽管远远没达到半数，但仍然全班第一，于是，我留级。因为感觉很丢人、无地自容，我干脆不上学了，求父亲走后门帮我提前“上山下乡”。

留级对我的打击很大，让我第一次学会反思。既然学习成绩最好，为什么被留级呢？

反思的结果不怪老师也不怪同学，只能怪我自己。正因为我学习成绩好，所以非常骄傲，每次考试抢着第一个交卷，而且交卷的时候故意把板凳弄响，生怕别人不知道，于是我得出自己人生的第一条经验：骄傲令人反感。大家普遍反感我，当然我得票最高。

正因为学习成绩好，所以我受到班上最漂亮女同学的青睐。我真没谈恋爱，那时候也不懂什么叫谈恋爱，但眉来眼去还是有的。该女生叫毕燕，于是我经常在教室里大声朗读课文《海燕》，因为那里面也有一个“燕”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都看出来我喜欢毕燕，也看出毕燕对我有意，于是，我获得了人生的第二条经验：出风头遭人嫉妒。

从此，我时常提醒自己要谦虚，要低调，不能骄傲，别出风头，但秉性难改，未能做到，可如果没有自我总结与提醒，更糟。

除了年龄比其他老知青小一拨之外，我对知青的认识也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大多数老知青认为“上山下乡”是一个错误，甚至是一场灾难，我却不这么看，大约是因为我“上山下乡”的地方并非真正的农村，而是建设兵团吧，更因为我小时候碰巧读了一个图书馆的书的缘故，才华藏不住，因此获得重用，所以我在兵团并没有吃那么多苦，感受与大多数老知青不一样。

3

我当知青的南京军区建设兵团4师18团位于江浙皖三省交会点。站在宿舍门口，迎着早晨第一缕阳光，极目远望，除了漫山遍野整整齐齐冬青树一般排列的茶园之外，就是远处突兀在绿色之中的一扇红瓦，那里是浙江长兴泗安镇下面的一个供销社。傍晚，推开朝北的窗户，依稀看见江苏宜兴牛头山煤矿高耸的井架。此地属于丘陵地带，不同于我小时候随父母下放的江南水乡，也不像我居住城市那样山水分明，兵团境内虽然延绵起伏，却也波澜不惊。此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大约正因如此，南京军区才从战备考虑在这里设立兵团。最近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解放大军过江后，“宜将剩勇追穷寇”，国民党一个军曾在此地溃散，其中一部分散落民间，所以至今仍能听出当地人的南腔北调。稍远一点的是1937年，日本鬼子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包抄南京，中国军队仓促在这里构建防线，匆匆赶到的川军弟兄留下数千英魂，最终也未能阻止日军的铁骑。我在兵团期间，赶上“农业学大寨”，强调以粮为纲，愣是要在丘陵种植水稻，我们不得不在两丘之间蓄水造田。每年冬天兴修水利，挖泥塘、筑水坝，我们都能挖出未爆炸的迫击炮弹。不知是当年日本鬼子打过来没爆炸的，还是49年溃散的国民党军队随意丢弃的。知青们虽号称“兵团战士”，却也很少接触炮弹，出于好奇，或是苦中作乐，有人故意把炮弹藏在焚烧的灰肥堆中，引发了剧烈的爆炸，差点闹出人命。指导员立刻下令，坚决杜绝此类玩笑。

因为走了后门，我被分在2连。

其实应该叫1连，之所以称2连，估计是为了避嫌。因为，本连集中了全团所有的“高干子女”。兵团干部子女中学毕业后落实回乡，不可能留在团部，也不舍得被下到偏远连队，紧挨团部的2连就成了他们冠冕堂皇的最佳去处。

团首长其实算不上高干，因此他们的子女也算不上真正的高干子女，但在当时兵团的那种氛围下，他们比真正的高干子女更加“高干”。

真高干子女也有，他们大都来自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最不济也来自本省的合肥。家长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与兵团领导打了招呼。有些是首长夫人明确请求“尽量照顾”，另一些则是高干本人强调“严格要求”，结果都一样，团里无论从“尽量照顾”还是从“严格要求”的角度考虑，统统把他们安排在2连。因此2连被称为“干部连”。

除了干部子女之外，另一类是具有文体特长的知青。那年月强调“政治挂帅”，文艺演出甚至体育比赛也被视为“政治活动”，所以各单位都很重视。兵团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自然更不例外。但这些活动常常与生产任务相冲突，团里领导从实际出发，把所有的文体骨干集中在一个连队，需要参加兵团内部文体活动或与地方上搞联欢和友谊赛时，动用一个连队的文体骨干肯定比从各个连队临时抽调知青方便。再说，除了演出和比赛外，平常更需要排练和训练，倘若不在一个连队，而是分散在各营各连，天天排练或训练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2连更像是“代表连”，2连的篮球队代表本团的篮球队，2连的乒乓球队自然也代表全团的乒乓队，至于2连的文艺宣传队，则更是全团的宣传队。因此，除了干部子女外，2连的其他知青大都有文艺或体育方面的特长。

我算是个例外，本人既无任何文艺体育特长，更非高干子女，仅仅是因为父亲托关系走后门，我才来到建设兵团，而且被分配在2连。

今天回头看，这当然是好事，否则，我这样小地方小户人家孩子，哪有机会面对面接触这么多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和干部子弟？据我的实际接触，发觉干部子弟虽然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基本特征都高度一致——拒绝平庸，所以，2连的干部子女表现为严重的两极分化，不是“坏”得出奇就是“好”得出众，“坏”主要表现为无所顾忌。那时候知青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想早日回城，所以，知青们比较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表现，否则，将来谁推荐你上大学或招工？而干部子女则不必顾及这些，他们的父母再不济职位也高过连长和指导员，否则怎敢称干部子弟？因此他们从骨子里并不买连长、指导员的账。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普通老百姓”，少数干部子弟甚至故意做一些出格的事，以彰显自己的敢作敢为和与众不同。但有两个人除外。一个是我，另一个是陈谨夫。我是因为心虚，知道自己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更因为刚刚从留级的阴影中总结出两条教训，所以不敢造次，陈谨夫则因为其父对其要求特别严，如此，我俩就成了干部子弟中的另类，不知不觉走到了一起，成了挚友。

4

分班。有文体特长的知青分在茶叶班，无文体特长的干部子弟分在水稻班。如此，我与陈谨夫分配在一个班，成为真正的“战友”。

水稻班艰苦一些。收工的时候，我们赤着脚、提着鞋，狼狈不堪，搞得像败退下来的伤兵，而茶叶班那些“文体兵”身上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男男女女一路说说笑笑、喜气洋洋，像凯旋而归的勇士。难怪我们班的干部子弟有逆反心理，逮着机会就故意惹事。

还是我和陈谨夫除外，我们老老实实的，不惹事。我和陈谨夫比较谦虚，不像其他人那么高调张扬和肆无忌惮。班长派人赤脚下田铲秧，其他知青把脸撇向一边，装作听不见，故意不买账，我因为并非真正的高干子弟，更因为刚刚获得的两条人生经验，所以不用班长点名，主动脱鞋。但铲秧需要三个人，除了我和班长外，还需要一个人脱鞋。谁？当然只能是陈谨夫，因为其他知青根本不看班长，班长不能对着空气布置任务。

刚开始，我以为陈谨夫与我一样，是混在干部子弟队伍里的假高干子弟，因此我把陈谨夫当成自己的同类，铲秧间隙，我还与陈谨夫说些小话，说还是人家干部子弟好啊，可以穿着鞋在上面挑秧，站在冰冷刺骨水田里铲秧的，只能是我们普通人家子弟。陈谨夫并没有附和我，矜持而有节制地笑笑，说也不要这么想，总得有人脱鞋嘛。后来，当我获悉在我们水稻班，真正的高干子女只有一个，竟然就是和我一样低调甚至比我更低调的陈谨夫时，我不仅十分惭愧，而且对他肃然起敬。再后来，时间久了，大家都逐渐知根知底，我才知道在我们班这些所谓的干部子弟中，有些人的家长其实就是一般干部，连科长都不是。更让我意外的是，我们班那个最喜欢摆高干子弟谱的知青，其实他父亲只是另一个团的股长，论级别，甚至还不如我父亲。于是，我找回一点小小的自信，同时发觉现实与书本相差实在太远，人怎么可以这样呢？他们不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吗？高干子女是能冒充的吗？又一想，有些人不就是喜欢显摆嘛，比如我自己，当初如果不是那么喜欢显摆，能留级吗？不同的是，我已经吃过亏了，反思出了两条经验，所以不敢那么高调那么显摆了吧。再与陈谨夫一对比，发觉做人确实是谦虚低调一点比较好。

连长和指导员把干部子弟集中在水稻班并非故意整我们，也非为了锻炼培养，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水稻班的工作是硬任务，不能耽搁，茶叶班的工作是软任务，除了春茶采摘那几天，其他时节，比如除草和施肥甚至修剪茶园的季节，早几天晚几天没关系，因此，茶叶班的知青可以随时集中训练或排演，而水稻班不行。说实话，我当时非常羡慕茶叶班的知青，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调到茶叶班，不仅每天可以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而且与那么多活力四射的文体女知青在一起说说笑笑，肯定比整天看着身边这些“高干子女”狐假虎威心旷神怡。但我调到茶叶班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既无一点体育特长，也无任何文艺天赋，怎么可能摇身一变成为“文体兵”呢？我不得不放弃幻想，埋头做自己的事。

我的“事”还是看书，习惯了。二姐给我寄来一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我至今记得它的样子，封面是一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捧着一大摞书，暗喻知识给了他力量与志气。我是留级生，通过走后门提前“上山下乡”才获得初中毕业证，此时更需要力量与志气。

除了习惯外，还有不服气。因为留级连高中都没上成，学历还不如毕燕，于是不甘心、不服气，我希望通过自学达到高中水平，至少要和毕燕平起平坐吧。因此，我没有把那套丛书当作闲书读，而是当作课本来学习。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很认真，每道思考题都认真思考，每道习题都认真做，然后对照后面的标准答案，检查自己的学习成果，发现不对，从头再来，实在弄不懂的也没关系，可以问人。我当时问的就是陈谨夫，因为他是高中生，而且好像成绩不错，凡是我问他的题目，陈谨夫都能帮我解答，偶尔当时解答不了的，过了一天也能解答。

陈谨夫自己也是喜欢学习的人，业余时间他也看书。不过，我们所看的书目不一样，我主要看那套“自学丛书”，陈谨夫则主要看文艺类，比如《奥德河上的春天》等等，全部都是我家那个图书馆里没有的。我当然知道文艺书比“自学丛书”更好看，我也想看，但一想起毕燕正在读高中，我就逼着自己忍痛割爱，强迫自己只看“自学丛书”，坚持做习题，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并监督自己按时完成。

陈谨夫也做作业，他的作业是写诗和写散文。大约是我经常向他请教习题的缘故，陈谨夫也偶尔让我看他自己写的诗和散文。我觉得他散文写得不错，因为他写的散文里面有故事，而且是我熟悉的故事，比如有一篇写我们夏天一起跳到水里堵涵洞的故事，我们仿佛成英雄了，连跳下去之前的思想斗争都写得那么精彩。其实当时我很紧张，没想那么多，只是见陈谨夫跳下去了，我也只好跟着跳而已，再说，平常遇到脏活累活都是我和陈谨夫的事，当时遇到险情，必须有人跳下去堵涵洞，不是我们跳谁跳？至于他写的那么多诗，我也看了，但水平到底怎么样我欣赏不了。除了毛主席的诗词和初中课本上的“白日依山尽”“床前明月光”之外，我对诗一窍不通，因为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小图书馆里的书，基本上全是工程技术类，文艺书都被烧了，一本诗集也没有。直到他的一首诗在报纸上发表了，我才晓得陈谨夫的水平原来那么高。

……

编辑推介：

作品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回忆那段“上山下乡”的岁月，作者没有控诉，而是用轻松平和的心态剖析、反思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人性。“第三条经验”不仅是从历史中总结出的社会人生经验，更是人对于历史不可压制的反思和倾诉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