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题目的名字取自《雨花》的老主编叶至诚《假如我是一个作家》中的一句话：“你的灵魂你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就真正的有了百花’。”以此来描摹江苏“探求者”四杰的魂灵应该是不错的选题。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江苏的一批青年作家就很不安分，不仅想从文学创作上搞一点与众不同的新花样来，而且想从文学理论上提出新的概念与口号，以展示出江苏作家雄厚的实力，于是乎，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探求者”自发地亮出了自以为漂亮的底牌。的确，这个主张一俟亮相，得到了不少好评，甚至后来许多人在半个多世纪以后还时常提起这个事件，有人还以此来作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但是，今天我在这里并非是探讨“探求者”在文学理论上的主张，以及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更非是作甚翻案文章，只是想写这四个已经去世的“探求者”在我脑海中的片断影像。我尽管是在江苏作协里担任理事时间最长的“五朝元老”之一，但是与“探求者”们交往并不深，有的虽然每一次作协开会都能够见面，但是绝无深交。但是，距离产生美感，往往拉开距离的观察反而会更加客观一点。当然，我也会采信与之过从甚密者的说法，比如，我时常听叶兆言绘声绘色地谈论这四位“探求者”的一些趣闻逸事，从一个孩童的眼光去观察他们的举止言谈，一直到他用青年和中年的目光亲自送走这四个亲如“兄弟”（“多年的父子成兄弟”）的长辈，显然，他的回忆与一些充满颂词的悼念回忆文章有所不同，而我却更相信兆言的口述版本，因为许多人物性格中最深层的东西在平时是难以捕捉到的，只有在生活中才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似乎聊天中的闲言碎语更加可靠真实一些。

作为一个与“探求者”四杰保持着一段距离的晚辈二流作家和学者，我写下的生活片段和印象，或许与别人的不太一样，但是，我的意图却十分明显，就是试图从他们的侧影中看出他们在大起大落时代的种种生活行状，或许能够成为今天文人的一面镜子。所以，我试图用素描的方式来勾勒一下我所接触和观察到的“探求者”中已经仙逝的这“四大名角”。也许我的素描在许多人眼里并不是那么传神和准确，但是，倘若有可能让人们看到他们性格的另一面，以及另一种深藏在心底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也就算是我的最大愿望了。

一

对陆文夫的印象倒是十分深刻。他的身材是四个人当中最好的，眼睛十分大。若不是常常瞪起眼睛看人，让人感到一丝畏惧，他倒是一个轮廓分明的标准帅哥。看上去他是一个慢性子的人，说话不紧不慢的，那夹杂着浓重泰兴方言的，让你不觉得他是一个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苏州的作家。然而，一旦他激动起来，眼睛睁大，并斜睨着看人，细长的脖子上血脉偾张，青筋暴突，就让人陡然恐惧起来。当然，这样的时刻极少，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一个温文尔雅的“陆苏州”。

“陆苏州”每天没有酒是不行的。即便是会议上没有安排酒，他也会拿出自备的酒来邀人同饮。实在没人陪喝，他就独斟。无酒不饭，成为他一生不可或缺的嗜好。有人说他是酒圣，倒是有些言过其实了。据我多次观察，他喝得不多，且是慢酒，这一点也被叶兆言所证实。他分明是一个有节制的饮者，一俟到量，他就会戛然而止，所以，像我们这些常常在一起开会却与之没有深交的晚辈作家，就没有见过“陆苏州”醉过一回。

开会时无聊，我就观察他在会场上抽烟的情形：将烟和打火机搁在桌上，而不像有些人那样从口袋里摸出烟来，慢慢地抽出一支，在桌上蹾一下，点上火轻轻地吸一口，却不像老烟枪那样猛吸一大口，半天不见吐烟出来，而是在正常的呼吸中，从嘴角的缝隙边，缓缓自然地飘出一缕缕淡淡的青烟。显然，那是一种斯文的吸烟法，尽管他的烟龄很长，烟瘾也还不小——看他不时去摸烟的频率和右手食指与中指间被烟熏染的颜色来看，就可猜测他的烟瘾大小了。在一缕袅袅上升飘忽的烟雾中，我仿佛看见了苏州小巷深处的那一抹淡淡的阴郁和哀愁。

陆文夫之所以被人称作“陆苏州”，是因为他的成名作就是以苏州“小巷文学”为题材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因短篇小说《小巷深处》而一炮走红，后来这篇作品就成为“探求者”的代表作。过去，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用它与老舍的《月牙儿》比较，得出的结论就是：二者最大的差异性就是风格上的。丝丝入扣的江南水乡氤氲飘逸着的那种绵绵不绝的意绪，浸入并游弋在你若隐若现的灵魂里，酥了骨头，松了经络，寻觅不到的是痒处在哪，愁在何处。用三个字表达：奈何天！《月牙儿》虽然是老舍最富诗意的小说作品，也充满着那种淡淡的哀愁，但是它像北方的天气一样，干燥而热烈，与小巷里潮湿而阴郁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风格特征。我并没有抬举“陆苏州”成名之作的意思，而是想说明，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与作家的性格休戚相关的，所以，我一直认同布封的那句名言：“风格即人”！不疾不徐的性格最适宜江南水乡柔情似水的人文地理环境。

其实，陆文夫倒是地地道道的苏北泰兴人，虽然在苏州生活了大半辈子，却仍然是一口纯正的通泰方言。在四位“探求者”当中，陆文夫的“文官”头衔最大，官至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第六、七、八届人大代表，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席等，正说明他们这一代江苏作家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陆苏州”的创作出现了井喷的状态，其作品在文学界好评如潮，《献身》《小贩世家》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受益。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讽刺抨击官僚主义的作品《围墙》竟然被某省当作红头文件发往各县市，也成为中国文场与官场的一件千古奇闻。其《井》与《人之窝》在文坛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

他的《美食家》成为中国许许多多食客的美食指南。小说以主人公资本家朱自冶四十年的“吃史”折射出的时代沉浮本来是可以进入重大题材领域，作者偏偏就是要让小说沿着揶揄轻松的小路走下去，让其风格在各种各样的“吃法”当中走进“美食的天堂”，成为作家写美食除汪曾祺外的又一绝唱。

《美食家》使陆文夫“会吃”的名声远播文坛内外。自那以后，陆文夫每到苏州一家饭店用餐，厨师闻知陆文夫来吃饭，便有些惶惶然，大有班门弄斧之感，倘若做坏了一道菜，怕坏了自己的名声。“陆苏州”便成了吃遍苏州的美食鉴定者。

“陆苏州”中年以后在文场和官场均春风得意，其实，他平常的生活还是十分简单的。只要每天有酒，有几只小菜搭搭，他就心满意足了。晚年，他竟在苏州开了一爿“得月楼”的饭店，也是名声远扬，我们一干人去苏州开会，都要去品尝一番的。

陆文夫对各地富有特色的民间小吃饶有兴趣，走到哪吃到哪，大有吃遍天下的感觉。“行万里路，尝百口鲜”算是文人的雅癖吧。

陆文夫吃茶也十分讲究，他爱茶，当然更爱上上品的好茶，有人说“因为只有陆文夫才不致委屈了好茶”。也算是他的一桩清高文人的雅好。

烟酒茶俱好，尤其讲究其中的形式之美者，在文人作家圈里不是很多，陆文夫应该算一个吧。可是坊间传闻“陆苏州”酒量奇大无比，故有人送他个“酒仙”的雅号，用他自己应景的半醉半醒的话说，“可以列入酒仙的行列”。但千万别当真，如果是这样，“陆苏州”就不是那个慢条斯理的陆文夫了。

陆文夫先生卒于2005年，是“探求者”四杰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寿命最长者也不过八十。

二

高晓声刚过七十岁就离世了，同样是1928年生人，1999年便匆匆走了。他倒是苏南常州人，但却是道道地地的一副刚从田里爬上来的老农民的形象。

四十年前，董健先生让我送一封信给正在《雨花》杂志编辑部改稿的高晓声。那时的《雨花》编辑部真的称得上是“高大上”，所在地是总统府内走廊中段右侧的几间房子。走进里面的一个天井，只见一个其貌不扬、面庞黝黑的矮个老者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白色老头衫，正在自拉的塑料绳上晾衣服。我上前问道：请问高晓声同志在哪？那老者掉头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不急不慢地问：你找他干什么？我说：南京大学的董健老师让我送一封信给他。那老者操着浓重的常州方言说：好啊！我就是高晓声。当时我十分讶异：在我心目中，高晓声应该是一个十分儒雅且有书卷气的中年作家；即使不帅气，也不至于这般尊容啊。回头再想想，这可能正是他的朴实无华的品格吧。但是，后来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却让我对这位被某些评论家说成是具有“鲁迅风”的大作家有了不同的深刻认识。

在“探求者”四杰中，高晓声当右派的确是有点冤枉的，因为他是不谈理论的作家，也曾经公开说过，他从来就不看评论家文章的话。于是大家私底下议论，他真的把自己当成鲁迅了，谁稀罕去评论他呢。说归说，评论还是要写的；写出来，高晓声还是每一篇都偷偷看了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我最佩服的、他最深刻的作品就是《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前者写中国农民的奴性可谓入木三分。后来高晓声自己对塑造的形象做过一句精辟的注释：中国是不能一天没有皇帝的！李顺大为了造房子被公社民兵吊打一夜，他想到的竟然是自己的皮肉筋骨居然这么不禁打，这种神来之笔倒是他几十年探求作品主题思想深刻性的惯用手段。陈奂生在得到吴书记的特殊照顾时，跳坐沙发、不穿鞋子钻进了雪白的被窝里的细节令人捧腹，这些细节的描写，让人想起了鲁迅笔下的阿Q，难怪有人给他披上了“鲁迅风”的大氅。

其实，我个人更喜欢的是高晓声《钱包》《鱼钓》和《摆渡》那样的散文化的寓言体小说，那种寓言体小说无论从审美的角度，还是思想内涵来说，都是非常精妙的上品之作。《钱包》是揭示人性中因贪婪而形成的盲从意识，《鱼钓》则是暗示一切玩弄权术者终究会被权术所困死。由此，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是一个很有独到见地的思想者。这在高晓声《七九小说集》的前言中已经表达得十分明晰了：“摆渡人”通过渡船把人渡到彼岸，作家“不受惑于财富，不屈从于权力”！

高晓声的思想不是用理性思维的文字来表达的，而是浸润在作品描写之中的，看似内敛，其实却是发散型的。只要你有一双“内在的眼睛”，你就不难发现其作品在堂奥之后，躲藏着的高晓声那张本分老实的黝黑脸庞上露出的狡黠憨笑。

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其实学历和经历倒是挺丰富的，1947年高中毕业，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1949年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先后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在《新华日报》文艺副刊任编辑。

有人说他是起草《“探求者”文学月刊启事》的人，也有人说起草者不是他，这笔历史账是随着各个历史时期形势的变化而枯荣的，谁起草的并无什么意义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家一致赞同说“共同起草”似乎更准确一些。不过高晓声同年6月发表了探索小说《不幸》，倒是“探求者”的一次文学实践，所以他的定罪也就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受到批判，被划成右派，遣送回乡劳动改造算是从轻发落了。

看到如下的高晓声小传，我思考了良久：“一九五八年，高晓声回到了家乡武进县农村。这次真是‘回乡更断肠’，高晓声是独子，父母和他三口人。前几年他为了专心搞创作，二十八岁还没有结婚，当时那种情况下，谁肯嫁给他。乡里人闲言杂语不少，说什么‘高家要灭门绝户了’。高晓声听了，真是气坏了。有个农村妇女名叫钱素贞，竟然不嫌高晓声的穷愁潦倒，也不怕高晓声头上还戴着的千斤铁帽，就毅然地和他结了婚，一起度过了二十年艰难岁月。高晓声笔下李顺大、陈奂生的困境，高晓声是亲身经历过的。不久前，高晓声自己对他的好友说：‘在一九六○年有三个月，我一天只吃四两糠。’但三年困难，十年浩劫，梦魇似的岁月终于过去了。高晓声全家三代同堂七口人，父母俩老，高晓声和他的爱妻钱素贞，三个孩子。自从《李顺大造屋》得奖，高晓声又被选为江苏省的先进工作者，出席了省劳模大会。一九七八年夫妻俩人双双到南京，当时方之还活着。在叶至诚家中，方之见了钱素贞，他双脚立正，深深地向钱素贞鞠了一躬，说：‘谢谢您，辛苦您了！’我想钱素贞同志是当得起这一鞠躬的。‘贫贱夫妻百事哀’，心酸往事也不必多说了。再说一点高晓声最近的心情吧！高晓声说：我现在是乐观的人，是乐观派。我乐观，有四点：一、我能活到今天，就值得乐观。二、从‘四人帮’的粉碎，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四人帮’从某种意义上讲好得很，它帮助我们认识了许多问题，而且可以公开讲出来。三、我国经过这么多年折腾，极左思潮没有什么理论基础了，也没有什么精神力量了。四、我们多看看人民的生活，这几年来，人民是高兴的，我们也就应该高兴了。”显然，这是对逝者的溢美之词，死者为大的中国传统道德往往掩盖的是一个人真正的性格特征，人性的两重性被千篇一律的悼词所遮蔽。

也许，不是二十年回乡劳动改造的经历，高晓声会在城市里过上另一种生活，而在农村，他接触到的不仅仅是农民的朴实，更重要的是，在饥荒年代里，在“文革”期间，农民性格的另一面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人格成长。人一阔就变脸的习性不只在他的小说人物中活灵活现地描写出来了，同时在其自身的生活中也有所流露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小轿车出行是一种地位显赫的标志，许多“一战成名”的作家都以此为荣，无车不行，尤其是重大场合下更是需要这样的待遇。我们的高晓声同志的出行就很讲究这些派头。据说好像是一次杭州的会议，住宿的宾馆离吃饭的饭店最多只有一公里的距离，其他人都是随会务组人员一起步行前往，而高晓声先生却非要汽车接送，这不仅让办会者难堪，他们无法对其他作家交代，同时也让其他与会者愤愤不平。或许，这才是中年以后，急于向社会拼命索取，讨回二十年欠债的心理在作祟吧。当然，这样的作家并不止高晓声一人。

别看高晓声其貌不扬，他却是新时期最早遇上艳遇的作家之一，八十年代坊间流传的他与南方的一位女研究生的绯闻并非是空穴来风，那都是有名有姓、的的确确的真人真事，但是最后无疾而终的原因，恐怕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从中，可以看出《钱包》里人性的那一面。所以，那些自传和传记中的溢美之词是不可信的，只有看到一个作家灵魂深处的东西，你才能看清楚他是在要什么。

高晓声以他创作的名声获得了桃花运，直到他临终前的那一段酷似“生死恋”的故事曾经被许多人唾骂，也被许多人羡慕和慨叹过。无论如何，那最后的一吻，既象征着这个现实主义作家心底深处藏着的那只浪漫主义的小猫，同时，也让我们窥见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对生命的渴望与“探求”。

活到一九九九年七十一岁的高晓声的确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三

兆言告诉我，方之在四个人当中基本上是不喝酒的。我倒好生奇怪，一个这么有愁苦有浪漫情怀的人，竟然不喝酒，这在我欲写的《现代文人与酒和烟的关系》一书中，显然是个意外。再仔细推敲兆言的原话“方不能喝”，不能喝，却不代表不喝，遂追问：“方下放时肯定是会喝酒浇愁的”，得到的是肯定式的回答。

好在他是嗜烟者，用兆言的话来说：“他们四个人都是抽烟的，四个人晚年都戒了。方之是临死前才戒，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戒了，当时为了去南大讲课，复吸，再戒，没多久，就病故，是不能不戒了。方之戒烟最难看，难受的时候，让我父亲抽了烟，喷烟给他闻。”哈哈，这是我听说过的吸烟文人中最有趣也是最有性格特征的嗜烟者了。或许吸烟就是夺取他生命的病理学原因，可是如果没有烟熏下的思考，一个嗜烟者方之就不可能写出《内奸》的深刻性来，叼着烟卷的方之的形象便栩栩如生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了。

方之是1979年10月22日去世的，而第四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隆重开幕，本来，如果不是沉疴缠身，他是应该出席这个会议的。我不知道临终前的方之有无聆听到那个被长时间的掌声打断的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会上作的重要讲话，可以想象，那时正是方之想大干一场的时刻，就像柳青在病床上哀求医生救救他，再给他一年半载时间完成《创业史》的第二部那样，可惜天妒英才，老天也没有给方之最后的时日，把自己一肚子的素材写成比《内奸》还要精彩的篇章。所以我时常突发奇想：倘若再给方之三年的时间，他很有可能红遍那个“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时代，那他会成为“探求者”四杰中坐第几把交椅的作家呢？显然，这个前提却是不存在的。

当兆言和我谈起方之在1960年代后期也做过“造反派”的时候，我先是一惊，而后也就不以为然了，“我父亲是个右派，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右派，真心认罪，认栽，认倒霉。还有一些右派不认邪理，一有风吹草动便跟着蠢蠢欲动，譬如父亲的难兄难弟方之先生，在‘文革’初期居然也成了造反派。他想为自己正名，结果被逼得真的玩了一次自杀。”（叶兆言：《很久以来·后记》亦名为《驰向黑夜的女人》）

做右派也好，做“造反派”也好，这就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作家，尤其是小知识分子（方之似乎只读过高中）的宿命，在政治运动的大风大浪中颠簸，在汪洋大海中认不清航标是常有的事情。

方之的青春并不是美丽的，因为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青春冲动，当然要受到政治风暴的无情摧残。但是，写作却是一生不灭的欲望。有人说他是“一团火，一把剑”，那“火”是创作的欲望之火，那“剑”便是直指人世间迫害人性的政治。

1970年代后期，方之从下放地淮阴老家回到南京，身体已经很不妙了，听说他给自己订了个五年的计划：“我准备再做五年苦工。”他构思出了十多篇作品，等待创作的井喷时刻到来。后来病重期间住进了医院，在并不完全知晓病情的情况下，他对妻子李艾华说：“告诉我，我还能活多久。能活三年，我就做三年的打算；倘使只能活一个月，我就马上出院，把最要紧的事情做完……”

死于肝癌的方之享年只有49岁。倘若那时他不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干另一件事情，也许，他能够留在文学史上的作品可能就不止一枝独秀的《内奸》了。

有人称颂方之把“他最后的精力花在南京《青春》杂志的创刊上。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力快要消耗尽了，他要把手里的火炬交给后面的年轻人，他要创办一个发表青年作者作品的刊物。”是的，《青春》成为当时红遍大江南北的名刊，培养了大量的年轻作家，这功绩是历史牢记住的。但是，作为一个才华迸发的中年作家，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把宝贵的时间放在许许多多琐事的办理上，甚至打电报要巴金为《青春》创刊号写稿也亲历亲为。我就不知道这是他本人选择的幸还是不幸，甚至是江苏文学的幸与不幸呢？

后来，看到方之妻子的回忆文章，却是很有感触：“‘探求者’是他们几个青年人一起讨论的，当时他们很公开地讨论，还去省委宣传部请示，当时找的是艾煊，艾煊说这些青年挺有积极性。他们自己也觉得没事。后来方之与陆文夫跑到上海去找巴金，巴金的意思就没有太同意他们。当时空气已经比较紧张，我记得方之从上海回来就跟我说，原话记不得了，意思是：嘿，他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意思是我们是小青年。

“到受批判的时候，我记得《新华日报》头条发的，标题是《探求者到底要探求什么》。于是给他们办学习班，我在单位也抬不起头。方之很坦然，觉得自己没干什么坏事，还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后来他去八卦洲劳动了三年。在那里改造，种地，住在农民家里。也写点东西，但写得少。三年后回来，不久又批判他，说方之为什么要写《出山》，就是因为他自己要出山。反正是一到搞运动，他就是首当其冲的。

“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他写了《内奸》，评了个全国奖，但领奖时他已不在了，是我去北京领的奖。‘文化大革命’抄家抄到什么程度，来我们家是带着大麻袋来的，书，写字台的抽屉里看到有字的，装。如果当时一件件看，那抄家得抄多长时间啊，反正有字的就装。最后我们家一片空白，我记得方之当时说：‘还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可我们家连个字儿都没有了。’”是啊，一个连字都没有的作家算什么知识分子呢？

方之是“探求者”中我最不熟悉的作家，只见过一回，记忆中大概不知是1978年的下半年还是1979年的上半年，中文系的包忠文和裴显生先生请他来南京大学进行一次演讲，有人指着那个比较土气的人说，那人就叫方之。我立马就肃然起敬，因为当时他的小说《内奸》在国内文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和震动。小说甫一发表，我就和董健先生热烈讨论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预言方之将会是江苏最有后劲的作家，会成为中国“五七战士”中最有思想穿透力的代表作家。像他这样下放到生活的底层，亲身经历了当时中国农村最艰苦生活磨难的作家，生活的积累如此丰厚，可谓厚积薄发之时，却遭致天妒，实乃中国文坛的巨大损失。

后来，我才得知他的下放地在我当初插队的地方的邻县，我没有能够在创作欲望十分强烈的青少年时代认识他，感到十分遗憾。

再后来，他的大儿子李潮开始创作，没有博得大名就去经商了。倒是他的另一个儿子韩东先是以一首诗歌《大雁塔》而闻名大江南北，再后来，他写了许多小说，同时也是著名的“断裂”事件的发起者。我想，他们的路数与其父完全不同，行事的风格和理念也相去甚远，但是，没有方之对他们从小的文学熏陶，他们绝对不会走上文学道路的。

其实方之是一个创作欲望极强的作家，被“罢黜”后还念念不忘要写走在时代深处的作品，《出山》就是隐喻着他本人的欲望的影射之作。

方之是“探求者”四杰当中走得最早的，许多年轻作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四十年后的今天，他至少还以一篇《内奸》活在当代文学史中，这就足矣。

四

我反反复复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把叶至诚放在压轴之篇。这绝不是以“探求者”四杰的文学作品数量和在文坛上的名声地位来排序的，如果按齿序而论，出生于1926年的叶至诚应为首。首先，我考虑的是，作为一个为《雨花》杂志开设一年“山高水长”专栏作者最后一期的煞尾篇章，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来为《雨花》的老主编“送行”并作结，也是一种本分。其次，叶至诚是“探求者”四杰中唯一长期居住在南京的人，除了去过“五七干校”外，他是省会留守者，无形中就成为一种精神和地理位置上的中心和枢纽。再者，在“探求者”四杰之中，我与叶至诚先生接触是最多的。除了开会见面外，平时接触也较多，尤其是当年我住在白下区小火瓦巷四十八村时，隔壁就是省京剧团宿舍，常常在小街上碰见笑面菩萨样的叶至诚先生，他那憨厚朴实的笑靥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之中了。

谁都知道叶至诚是一个十分谨慎小心、性格散淡且豁达开朗的人，是一个笑颜弥勒佛形象和性格的好好先生，说他是“探求者”的骨干，这谁都不相信，但他又的的确确是卷入其中者，也算得上中坚，因为那时他年纪最长。

他的人品声誉和文学光芒完完全全被其父亲、妻子和儿子盖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所以，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介绍他的时候无非就会用这三种语言表达方式：“叶圣陶就是他父亲”或“他就是叶圣陶的公子”；“他就是‘锡剧皇后’姚澄的丈夫”或“‘锡剧皇后’姚澄就是他的妻子”；“叶兆言就是他的儿子”或“他就是叶兆言的父亲”。他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自嘲。

叶至诚是“探求者”中年龄最大的，但是活的岁数却并不是最长的。他生于1926年，卒于1992年，在世也就66，按现在联合国对人类年龄的划分，他至多算是个中老年人吧。作为叶圣陶的次子，叶至诚应该在文学创作上有更大的成就，即便是从事戏剧创作，也绝不会止于这一些作品。从他与高晓声在1953年合作创作的锡剧剧本《走上新路》开始，他与别人合作出版的作品较多，让人不禁怀疑他的创作能力。殊不知，他的散文创作是非常有个性的，一如他的为人，文字朴实温润中透出的人性力量却是能让人落泪的。《至诚六种》是他去世后由叶兆言编辑的他的一本书，其中有许多散文随笔是十分动人的。

《至诚六种》共六辑，分别为“自嘲集”“拾遗集”“探求集”“忆儿时”“记双亲”“学步集”，这是凝结了他一生心血的泣泪笔墨。

让“亲如兄弟”的儿子叶兆言潸然泪下的原因很多，我以为，恐怕像兆言这样亲近的人在其生前都未必真正理解像叶至诚这一类貌似好好先生的人在历次运动中所受的心灵伤害，在他们心灵深处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感受，在他们菩萨式的笑靥背后有着常人无法解读的丰富内心世界。看了叶兆言给《至诚六种》写的序言，我似乎也看到了自己父亲十分相似的心灵世界的镜像。

父亲非常热爱写作，这是他一生的志向。整理遗作时，我忍不住一次次流泪。首先是为他的认真。父亲的字仿佛印刷体，一笔一画交代都很清楚。他总是没完没了地抄写，要仔细辨别，才能确定哪几页才是最后的定稿。我知道抄写有时也是一种被逼无奈，他想通过这种近乎笨拙的方式，进入自己要写的文章。作为一个写作者，他排除干扰的能力实在太差了，以至于大多数时间，都处在想写而没有写的状态。

父亲有很好的写作基础，少年时就出手不凡，曾获得朱自清先生夸奖。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经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到七十年代末，已是一个五十多岁小老头，他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又得到冰心先生的赞扬。这些夸奖和表扬，都有确切的文字记录在案。

父亲一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痛痛快快地写出一大堆东西。作为儿子，作为聊天对手、倾诉的对象，我常听他说起要准备写什么。想法很多，文章也写得很好，可是迟迟不肯动笔。有时候已经开了头，写着写着半途而废。他留下来的文稿，有许多小标题，标题后面连要写的字数都计算好了。我一直觉得两组文章没写完太可惜，一是记录祖父那辈的老人，譬如本书中的《记锡琛先生》，还有就是他的那拨好朋友，那些被打成右派的难兄难弟。

这本书的名字父亲生前就定下来，当时省作协有书号，答应为他出本书，父亲很认真地编，一次次跟我讨论书名。后来没了下文，为这事他一直很郁闷。父亲过世后，我屡次想到把遗作印出来，可是也碰了几次钉子。父亲生前很反对花钱买书号，觉得这是对自己文字的一种羞辱，是水平不够的表现。这当然有些书呆子气，然而这想法多少也影响了我。有一次，我对堂姐小沫说，实在不行的话，花钱就花钱吧，我必须对父亲有个交代。

现在这本书终于可以出版，没有花钱买书号，为此我感到很激动，父亲地下有知，也会十分感慨。十五年前，汪曾祺先生来南京开会，在夫子庙状元楼的电梯里，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父亲的散文，我都看了，很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很多人都跟我说过父亲的文章，常常是一种赞美语调，而我没有一次不是内疚，因为父亲的遗作还没有成书。

父亲为文和为人一样，都很至诚，都是用心血筑成。窥一斑而见全豹，收集的六种文字，虽然包括一生，更多一头一尾，大部分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而“学步集”却是一九四九年以前。感谢黄育海兄主动向我提起了这本书，更为难得的是，他也很喜欢父亲的文章。同时还要感谢杜晗，她是责任编辑，担负了大量具体工作。转眼父亲过世十七年了，谢谢他们帮我完成未遂的心愿。

2009年10月20日 河西

冰心先生说：“今天我正在阅读一本《未必佳集》，是叶至善同志兄妹三人自谦之为‘习作选集’的，里面好的文章不少，但是在‘至诚之页’中有一篇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就是《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在六十年前写过一首诗，用的也是这个题目，可是我的意境就比他的狭仄多了！我只是要‘我的作品’，能够使人‘想起这光景在谁的文章里描写过’，‘听得见同情在他们心中鼓荡’，‘当我积压的思想发落在纸上时’，‘我就要落下快乐的眼泪了’。至诚同志却要努力于做一件今天并不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在作品中有我自己’，他说‘我……你……他的作品’都以‘你的灵魂你的外貌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就真正的有了百花’。”

汪曾祺说叶至诚的文字“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虽然有所夸张，却也是他几十年来“为他人作嫁衣”的一种报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