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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汕尾渔歌”首次进京，登上民族剧院舞台公开演出，不仅在首都观众中引起了一股“渔歌热”，而且也在音乐界、民俗界、民间文艺界等学术领域，触发了深入的思考与讨论。

长期以来，不管是“汕尾渔歌”本身，还是渔歌背后所蕴含的渔民生产、生活的历史与风俗，都似乎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不能真正地为人所知。这一次，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160多位渔民登上首都舞台载歌载舞，人们惊讶地发现，“汕尾渔歌”原来竟是如此优美，并且与人们一向听到的各民族民歌具有完全不同的风格。无论就其歌词的形式，还是乐曲的结构乃至演唱的方式而言，似乎都牵动着某种最古老的民族情感，具有特别深邃、动人心魄的感染力。而渔歌里唱出的内容，更触及到汉民族一支古老的民系——即所谓“浮家泛宅之邦”“水上人家”，在东南沿海被称作“疍家”，在江南以及内陆江湖被称为“九姓渔户”“江船户”——的生产、生活与民风民俗的演变。这些人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官府与主流社会视为“贱民”，不准上岸，不准穿长衫和鞋子，不准与岸上人通婚，不准读书与参加科举考试，等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人才真正完全地上岸居住，并通过“夜校”“扫盲班”等方式学习文化知识，逐渐融入主流社会。由于长期被禁止学习文化，他们不能够书写与言说自身，因而对于这一支民系的源流，从未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偶有相关的只言片语，基本上都是异端化、污名化的表述。因此，对于这一支特殊民系的历史与民俗，人们现在唯有通过他们长期口耳相传的渔歌来加以认识和了解了。这些与水上的生产与生活相联系的渔歌，目前在城市边缘各渔民新村的业余“渔歌队”里，得到了传承。

有学者指出，从“汕尾渔歌”的歌词来看，其形式与《诗经》及古乐府民歌似乎存在某种隐秘的联系，由此可以判断，渔歌里唱出的这一古老民系，在源头上与汉民族的主流传统文化不可能是隔绝或者对立的。事实上，渔父在传统文化里几乎等同于隐士，这一身份原本被赋予高尚的情操与优雅的趣味。苏州园林之中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园，名为“网师园”，网师就是渔父的别称，作为文人的园主需要用渔父的名称来抬高自己的文化身份，可见渔父绝对不是贱民。在《离骚》里，屈原写到他与汨罗江上一名渔父的对话，“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大概是我们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渔歌了。中唐诗人张志和，因官场与家庭生活的变故，“愿为浮家泛宅”。他写下了五首著名的“渔父词”，其形式成为名为“渔歌子”的词牌格律。

渔民是如何沦为“贱民”的？人们推测，这可能跟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海禁、海防的历史有关。我却更倾向于认为，这大概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税收制度决定并演变而成的。或者说，这实质上是我们民族从渔猎文明向农业文明转型之后，所留下的一道触目惊心的疤痕。旧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向新的文明形态转变，那些不能适应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人逐渐逸出主流社会，先是被视作隐士，而后矛盾激化，则给烙上“贱民”的红字了。

这，似乎可以给我们今天的社会带来相当的警示：我们当下正在经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过程，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与生活向规模化、城镇化转变的过程中，那些固守着自给自足小农经济形态的人将面临何种境遇呢？眼下大概多少还被当作隐士而受到欣赏，未来则千万不要沦为“贱民”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