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批评的智慧与担当——关于刘艳的文学批评

刘艳是个难得的有性情的人，这当然是从我的个人经验中得出的印象。日常交往中很少见到像她这样心直口快的人，遇事褒贬全都一吐为快，有时不说到极端还不算完，爽直的性情可谓一览无余。在我们这种待人处事必须越来越谨小慎微的社会关系中，她的这种个性恐怕难免是会遭个别人误会的。连我自己也有几次感到尴尬，但我很快也发现，她的心直口快其实印证的是她的胸无城府甚至还很有点天真，她并不想真的冒犯你，或者说，她对面对的人足够信任，才会和你滔滔不竭对谈如流。她的性格就是在可信赖的朋友面前会充分地表达。所以，你大可不必以世俗的、苛刻的眼光来看待之。如果你风清云淡地看风景状，她也就一闪而过了。除了从小中正而苛严的家教，我很怀疑她的这种性情和她的编辑职业有关，至少，编辑职业恐怕是多少有点强化了她的性情表现。每天要面对错误累累的稿子，编稿的页面无一不是补丁累累，没有眼尖手快的灵敏度和足够的耐心，真揽不下这编辑的瓷器活啊。我自以为几乎无错的稿子，经她编辑后，居然每页都能挑出毛病来，除了佩服她的职业素养和文字能力外，真是还非常感谢她的宽容和谅解，首先是她的责任心。那么，放下稿子后，她在这个世界上也更容易看到满眼的错误或疑似错误的标点符号和别字烂句，出于职业熏陶的本能，心直口快又非常敬业，这样想，也就不难理解了。她还年轻，编辑的辛劳付出，文学熏陶下作为学者的自觉担当，双肩挑乃至多重的压力和责任，亦可理解，故待之，且谅之。

这么一说，你就会觉得刘艳的个性和性情也确实适合做评论家，尤其是文学评论家。批评家需要敏锐的洞察眼光，这无疑是刘艳所充分具备的；文学批评家需要敏锐而细腻的感性，有时甚至还得有异于常人的敏感和敏锐，这几乎也是刘艳之所长。而且同时，文学批评家至少要有点理论的兴趣和抽象思维的禀赋，对此她也并不缺乏，或许还更有点爱钻牛角尖的劲头。当然，写作的才情也是少不了的。可见她的个性、擅长和职业都支持了她进入文学批评领域的正确性。她的专业出身又是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恰是本色当行。这样，她若不从事文学批评就该是辜负了文学批评家的一切天赋条件了。

但这些只是她进入文学批评的优势特长，并不保证她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若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文学批评家，还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精神条件，或者说是心理条件，那就是对于文学的热爱。视文学为生活和人生的满足，是自身价值实现的寄托，而不仅是一种职业或专业的选择，这是一个优秀文学批评家的精神条件，也是他\她的职业或专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我从刘艳的文学批评实践中，看到的正是这样一种难得的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真诚。她向文学彻底输诚，并以文学的方式展开自己的日常人生，这也许就是她以自己全身心的生命体验努力去贴近文学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吧。了解这一点对理解刘艳是很重要的，你就不会只把她看作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小女子了。她正在以文学批评的方式体现一种人生的姿态，表达对于文学的亲切感情及寄托在这种感情中的满足感和自信。这才使她能够做到全力以赴。她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全力以赴、以诚信和诚心相见的文学写作行为。

正因如此，她的文学批评能够体现出真诚的人心温度。她是一个能够让人体验到人心善意的批评家。别以为她的批评文字会像她的某些谈吐那样率性，相反，她下笔极为小心，极为专注，而且非常愿意放低自己的姿态，她看到的都是文学中的暖意。紧贴着文学落笔，像是要抱团取暖。很体谅作家的苦心和用心，总有点惺惺相惜。看她评论严歌苓、迟子建而到萧红的文章，既有了解之同情，更见出心心相印的独到睿智和独特心证。显然，她是一个愿意且本能地把自己放进批评文字里的评论者。所以，她面对的不仅是作家和文学，她也同时面对自己。更恰当的说法是，她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倾吐欲望，并且真的把自己的体温刻度也带进了文字中。她在文学批评中实现自己、完成自己。

迄今为止，刘艳发表的批评文章并不以数量见长，但已经是脉络分明，风格突出。大致上看，她的批评文章主要以三种题旨为主，一是女性文学或女作家小说的批评，其中以严歌苓为重心，兼及萧红、迟子建等现当代女作家。刘艳恐怕是近年在严歌苓批评上用力最多、成绩也最显著的一位批评家吧。女作家批评可能构成了她的文学批评的主要基座，很多话题和批评视角都由她的女性文学批评申发、延展开去的。不过，也很显然，刘艳并不是一个一般所见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她也并不是女性主义理论的文学实践者。她不是一个在理论上选边站的（性别）批评家，她的立场就是文学批评——不是文学理论批评。这也就涉及到了她的另外两种题旨的批评文章了，即对于文本细读和学理批评的强调。应该说，在她的女性文学批评中，刘艳就一直自觉地强调并实践着文本细读和学理批评的原则与方法，同样，在她关注的诸如先锋文学的话题现象和作品批评中，文本细读和学理批评仍然是其中的基本旨趣。但刘艳关注的不是某种特定的理论，她对文本细读和学理批评的强调，恰是要求批评对于文学文本的基本尊重，不是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学文本出发，这是文学批评有效性的基本保障，也是任何一种批评之所以具备学理性的前提。在这里，学理性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对于理论的基本意识、态度和原则；这种理论的自觉应该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概括性地描述一下刘艳的文学批评特点，她是一个从女性文学批评实践中建立了以文本细读和学理批评为自觉意识与批评特色的评论者和学者。

这在她的严歌苓批评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她发表的严歌苓批评文章，近年大致有《不够暧昧——从<妈阁是座城>看严歌苓创作新质》《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及其嬗变——以<妈阁是座城>为节点》《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对严歌苓<上海舞男>的一种解读》《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从<芳华>看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新探索》等，但在其他的有关女作家小说、先锋文学话题中，严歌苓批评也经常是刘艳引证、引论的内容，可以说严歌苓批评在刘艳的文学批评中具有最显著的地位和重要性。那么——为什么是严歌苓？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或世界华文文学来说，“严歌苓文学现象”是少数几个可称为具有示范性的典型文学案例之一。同时也就成为了文学批评的聚焦对象，乃至成为更广义的文学文化再生产资源。大致说，严歌苓的小说先以尖锐的个性化的女性意识表现在中国当代女作家文学中独树一帜，引人关注。继而电影改编和多年不断的文学产出（她的小说写作和出版），使严歌苓的小说持续升温而终于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近年间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严歌苓现象堪称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一个主要话题。一方面是批评文章层出不穷，严歌苓为文学批评提供了诸多可供多方观察和议论的谈资；另一方面是在高校研究生的硕士、博士论文中，以严歌苓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恐怕应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最多涉及的一位当代作家了。同时在诸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省部级人文社科项目等立项项目中，每年总能找到关于严歌苓的课题。再加上历年来的电影改编公映及不错的票房，严歌苓一直保持了在公众娱乐领域的社会关注度和议题新鲜度。她的强大影响力已经进入了文化制度和文学专业的现实结构中，同时又弥散于一般流行文化的广阔社会空间。她的小说既获得了有效的文学阅读和专业评价，也成为文化快餐的娱乐性消费品。她的读者打破了性别、年龄、职业的人群分类间隔，几乎就是一种遍及文学社会所有层面的存在，几乎所有人都能与之发生关系。由此你就不难发现，严歌苓其实已经是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双重领域中的独一无二、独领风骚的一位具有引领性、标志性的作家。她成为文学批评的聚焦对象显然也就绝非异常了。

刘艳对于严歌苓的关注主要体现或集中于专业文学批评方面。想来这既出于批评家的一种专业本行和理论的知识兴趣及思辨考量，同时或也是不乏文学生产智慧的一种批评策略的选择。在上述严歌苓批评的几篇文章中，刘艳专注于严歌苓小说的几个主要方面，目标明确地进行着案例分析式的细致探究。严歌苓小说的叙事特征是许多批评家热议的内容，刘艳对此既有宏观面的概述，更表现在以具体作品的文本细读来呈现严氏叙事的独到之处。《不够暧昧——从<妈阁是座城>看严歌苓创作新质》（《文艺研究》2016年10期）中对于严氏这篇小说的错时叙事方式所产生的暧昧气质和悬念效果，进行了十分精彩的分析和阐释，特别是由此形式的暧昧而推进到关于情感和心理表达的暧昧气质，这在刘艳看来是这部小说明显不同于严氏此前作品的创作新质，也对当代小说创作的叙事经验提供了崭新的内容。能够顽强地进入关注度极高的对象话题或领域，进行正面强攻式的批评，这在刘艳的文学批评中见多不怪，但一般应该是操作策略中的避讳吧。如果没有独出机杼的文本细读功夫和掘隐发幽的极致表达能力，这是很难胜任的。从这一点说，刘艳是用老实的笨办法体现出了一个批评家的聪明度。《叙事结构的嵌套与“绾合”面向——对严歌苓<上海舞男>的一种解读》（《文艺争鸣》2017年5期）同样是对严氏小说的形式研究，重点落在这篇作品的嵌套叙事结构和绾合面向特征上，由此形式技巧的运用分析，刘艳一方面论证该作品既是严氏小说叙事艺术的最为成熟之作，另一方面也将其置于先锋文学的流变发展脉络中予以更为充分和广阔的文学史意义的评估。显然，在她的文本细读性批评中，理论视野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形式研究，宏观面的眼光关照一直都是一种文学评价的自觉意识。而且，在20世纪蔚成壮观的先锋文学潮流看似早已式微的今天，如何理解先锋文学的流脉余绪或暗流潜涌，关乎到对于当代文学的历史认知和评价。刘艳既正面评价了诸如北村这样的先锋文学代表性作家的新作（《无法安慰的安慰书——从北村<安慰书>看先锋文学的转型》，《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3期），也在貌似充满本土传统色彩的一些文学新变中挖掘出先锋文学的精神基因和叙事技艺，如她对赵本夫长篇新作《天漏邑》的批评，着重的就是作家创作中的“诗性”和“叙事先锋性”（《诗性虚构与叙事的先锋性——从赵本夫<天漏邑>看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中国文学批评》2017年4期）。新世纪小说新制的先锋历史留痕在她的批评笔下成为一道鲜明的当代文学旅程印迹。可以说刘艳是在新世纪文学批评中自觉接续新时期文学批评资源和历史意识的一位年轻批评家。在实践路径上，文本细读向是她的不二法门，但她的目标无疑是在追求一种学理批评的境界。所以，严歌苓小说在“先锋文学—当代文学”历史图景中的文学意义及分析价值，也就成为她的严氏小说批评中的一种自觉。事实上，很少有人将严氏与先锋派文学的先锋叙事联系思考予以评价的。从中可以见出刘艳文学批评的极具个性化的观察眼光以及她对于批评论域的拓展能力。

作为女作家，严歌苓小说的“女性”叙事当然更是批评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对于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女性文学叙事研究，很多文章其实只是在做同质性的重复写作，研究方法和观点在不同的女作家身上几乎都能移用。文学的丰富性和作家的个性都被淹没在了女性文学理论的老套概念和教条式操作框架中，实在是了无新意，读来常令人生厌昏然欲睡。刘艳的策略是从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方式进入严氏小说的故事脉络，分析小说女性人物如何在一般意义上的叙事中呈现出女性人物走向的必然性。在她对严氏《妈阁是座城》的女性叙事分析中（如《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叙事及其嬗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2期），就将女性人物的嬗变与小说叙事的嬗变结合而论，所谓女性叙事就是女性在小说叙事结构和叙事逻辑中的人物性格表现轨迹。她避免了这类研究中两种常见的毛病，一是理论与作品两张皮，用作品去迁就理论，文学批评成为理论的注释。二是强迫人物按照自己先验的主张来行动，将人物化为批评操纵的傀儡木偶，或自以为是，或过度阐释，人物的行动变得支离破碎，文学的神奇一经批评顿成腐朽。说到底，这都是不尊重作品、不能细读文本、批评脱离作品之所致。即便并不特意标出女性叙事研究，但在相关女性人物的分析研究中，刘艳基本上也都是紧贴着作品叙事的结构和逻辑来呈现女性的人性特征，而非将女性从作品整体中抽象出来沦为僵化的符号。《隐在历史褶皱处的青春记忆与人性书写——从<芳华>看严歌苓小说叙事的新探索》（《文艺争鸣》2017年7期）一文就如题目所标示的一样，以小说叙事为着眼点和分析路径，将小说叙事的新创作为立论的依据，进入小说内涵批评的堂奥，揭示出人物的人性、女性的独特文学意义，再度论证严氏小说创作的创新品质。从这些批评文章中不难看出刘艳对于自己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有着充分自觉的学术思考和理论自觉的。她是将严歌苓和女性文学批评当做了自己文学认知或者说文学价值观的一种实践方式。文学批评须有才气，但也不能任性。文本细读离不开感性，但也得有理论的节制。刘艳一再申说自己的学理批评主张，不是在张扬一种理论，倒是在不停地为自己的批评确立一种学术的立场和标杆。

如果说刘艳在严歌苓批评中表现出了一种欲把论题对象做深做透的劲头，她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策略是能把一些经典性的文学案例做大做广，她是一个善于整合利用批评资源的年轻却老到的批评家。看刘艳论当代先锋文学、女性文学、小说叙事等批评文章，可以发现她十分注意同时代其他批评家的观点和论述方式，尤其是一些著名批评家的文章，常是她的“交流”对象。这种交流对她有时是一种启发，促使她形成自己的新想法新思路；有时是她的一种切磋对话方式，在多向商榷中完成多视角的批评分析；有时则因观点歧异甚至对立而构成了一种“论敌”关系，她的批评会以明显的论辩性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即便是一些年久的老话题，批评积累已经非常深厚了，但刘艳也多能讲出自己的新鲜意见，并不显得刻意争强或强词夺理。她的文字和批评语调总显得比较温和，又不妨碍她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晰。

最能显出刘艳批评资源整合智慧的是她能将自己的有限积累和特色优势进行最大化的发挥，并形成自己的批评领域和话语场。关于现代、当代女作家的研究，刘艳涉及的面向目前其实并不很宽广，她主要集中在严歌苓、迟子建、萧红三个作家的批评上。但是，其中涉及的批评内容和方式却能奠定刘艳在相关话题上的重要地位。这三个女作家是获得批评聚焦关注度最高的作家，又位于现代、当代和大陆、海外三个关键点并形成相互呼应关系的女作家，纵向可以进行文学史的贯穿研究，横向也能展开有关中国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格局中的宏观性考察，在这样一种批评资源配置的时空中，几乎所有能够想象的议题都能找到充分讨论的机会。刘艳似乎并不十分贪心，她在其中集中关注的还是有关女性表现和文学叙事问题，贯彻的还是文本细读分析的方法和学理批评的理念。但由于她的宏观视野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当代文学一隅，同样的论述对象所能呈现出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不会受到单一领域的局限，批评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就此得到应有的彰显。一个显例就是在萧红小说的探讨中，虽然此前的研究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准，而且这又是一个受到中外研究者普遍关注的话题，但刘艳的再解读依然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阐释理路。《童年经验与边地人生的女性书写——萧红、迟子建创作比照探讨》（《文学评论》2015年4期）用独特的勾连方式将两个相似度明显却又各呈异趣的女作家在比较关照中挖掘出了既深且新的文学史意义；再进一步的《限知视角与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萧红<呼兰河传>再解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6期）凭借着强大的叙事分析能力对萧红的这部文学史名著进行了独特而全面的解读和评价，同时也回应了有关的文学史争议。同样，她对迟子建的批评也在这样一种文学史系谱中彰显出了崭新的意义，将当代文学批评置入了文学史论域（《神性书写与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2期）。推而广之，她又将具体作家作品的批评推向了更为普适性的文学问题探讨，可能由于发表刊物的原因，她的《地域性、神性书写与当代文学的文学性》（《西藏文学》2017年5期）一文未能受到必要的重视，该文实际上是刘艳诸多文学批评实践的一次集约型的表达，从中能够看出她的主要批评概念和实践理路。这样连贯着看，你不能不感叹她真是一个批评策略的执行力和批评生产力都极为强大的批评家。

刘艳是“70后”批评家。粗略地说，自从《萌芽》杂志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催生出了所谓“80后”作家后，文学代际的生成就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新问题。其中，除了自然趋势以外，有关文学代际的确认依据应当如何理解，这是一个一直无法明确讨论的问题。所以我们也就只好一直使用“70后”“80后”“90后”的说法，甚至向上沿用出现了“50后”“60后”等的用法。姑且不论此中的尴尬，但“80后”的盛名凸显出了“70后”的落寞，这却是一个需要面对的现象。其实，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之交，“80后”还未成大气候时，曾经有过“70后”的一度出现，只是当时主要还是渐趋式微的纸媒时代，也没有有力的推手对于“70后”予以持续的关注，又是在一个显得比较庸俗的名目下炒作了几位“70后”作家——美女作家。很快，纸上的美女也就人老珠黄成为明日黄花了。不像“80后”获得了青春写作人力资源的强大支持，特别是很快又经过网络的二度塑造，几乎一战而定胜局，文学史上从此开创了一种文学代际命名方式，由此货真价实地诞生出了“一代”文学作家。相比而言，这对“70后”尤其是一种最大的不幸。“70后”成为被跨越、被无视至少也是被轻视的一代。现在来看，很大程度上这也是由文学批评的怠慢、无能以及对“80后”的格外助推所造成的。

事实上，“70后”作家包括批评家并未缺席自己的登场，虽然确实一直没有被有力地包装成一种集体亮相的造型。如果把“70后”笼统地作为一种代际现象考察的话，或许我们能从文学代际的历史承传中看出“70后”的历史位置及其文化面貌特征。简言之，“70后”是先天注定为当代文学历史流变段落间的连缀与过渡的一代。说“70后”是连缀与过渡的一代，本意并非是在凸显这一代的不重要或相对次要性，相反，每一代当然都有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每一代也必有最显自身独特性的意义和价值。之所以说“70后”是连缀与过渡的一代，主要就是因为相比于当代文学的传统历史变迁而言，“70后”是开始疏离甚或脱离传统的一代——只是还没有充分的条件能够及时创造自身的历史。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较为详细地分析了同一个十年诞生了两代作家的现象及原因（《九十年代诞生的新一代作家——关于六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作家现象分析》，《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3期），那是针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作家而言的。但整体性地考察，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几乎整个70年代出生的作家，就其与中国当代文学传统的关系来说，恐怕就是一个代际内的作家——他们是改革开放时期登上文坛的第一代作家，同时又是互联网时代之前出现的最后一代作家。前者突出的是“社会—政治”的维度，后者主要是“社会—技术”的维度，两者同时交叉性地决定了同一代际作家内部的“文化—政治”面貌乃至日常生活观念。但是区别或“70后”作家的不幸在于，“60后”作家在文学出道的初期，有一种紧跟上一代作家如知青、老三届作家的时势惯性，历史还没有断裂的意识，在文学行为和价值观上，他们共同接受西方、域外文学的影响，在世界文学进入中国的一边倒的情势下与“50后”作家一起建立起自身与传统相维系的纽带，并以此开始书写出了自身的历史。因此，稍晚点的70年代出生的作家就在这种历史承传的本能意识中被不幸地忽略了。“70后”作家没有及时坐在本该属于自己那班车的位置上，而好像只是挤在了两节车厢的夹层连接处，看着人来人往，打了招呼，似曾相识，却又被熟视无睹，置若罔闻。直到“80后”作家如日中天之时，“70后”作家基本上还是无人问津。但其实相对于“80后”的热闹或鼓噪而言，最有力量的“70后”作家已经诞生，小说家中就有鲁敏、徐则臣等。进入新世纪以来，“70后”作家更显出了非常强劲的生长态势。相比于经由互联网塑造的在消费文化社会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作家“80后”，“70后”整体上已经显出了在链接传统、更新传统中进入文学史的厚积薄发的力量，他们仿佛是在用一种后来居上的方式实现了对于“80后”的碾压。虽然与此同时，“80后”也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他们甚至已经更早地进入了文学史。

“80后”盛名不再，新世纪使“70后”焕发青春，正所谓天道有常，代际更新的表象证明的是文学流变的实质。“70后”进入重新评价的视野，一如此前“80后”的崛起，都是一代文学新变、一代文学新质终于浮出文学史地表，成为一代文学景观标志的表现。在这其中就有了“70后”文学批评的贡献——我在这里插叙了一大段文学代际的话题，目的就是想在这样一个特定框架内评价一下作为“70后”批评家中的刘艳，她的文学批评又如何呢？

在文学专业领域内，刘艳一身二任，既是文学批评的编辑，又是文学批评家。作为编辑，她承续了《文学评论》的一种编辑传统——职业编辑而为专业学者；作为批评家，她也传扬了《文学评论》的一种专业精神——她的文学批评成就保障并提升了职业编辑的专业素养和地位。而作为“70后”批评家，她既是文学代际景观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同时又是编辑而兼批评家的双重专业身份的一个典型人物。这意味着她能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发挥出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批评生产优势。她将自己的批评理念、文学价值观与职业关怀、“70后”文学批评即同代人的批评实践贯穿熔铸为专业眼光的考察和思考，在阐释学理的同时，也力图产生学理性批评引领或辐射的作用。比如，她在关于文学批评最新态势的评价中，既能宏观概括几代批评家的专业贡献，又在其中揭示出年青一代（“70后”）批评家的承传与成长（《学理性批评之于当下的价值与意义》，《文艺争鸣》2016年6期；《与时代同行的学理性批评——以<文学评论>看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五年来的发展》，《文学报》2017年11月16日等），可见她是把自己的职业岗位和专业批评当作一种文学的担当责任来自我要求并予以实践的。在她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她对“70后”文学研究的分析和强调，也预示了她从自身个人的文学批评实践经验中进入了力图从当代文学发展轨迹评价一代文学现象的文学史意识（《文学代际研究的尴尬处境》，《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5日）。从她这一系列批评文章中，你能看出她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乐观而紧张期许的批评家，当然，她更愿意自认为是一个青年学者。如果如她所说、事实上也如此的整个“70后”文学群体已经出现在了文学史视野内了，那么其中“70后”批评家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际上也早已经超出了代际范畴。尤其是在文学批评领域，“70后”的文学批评家正在整体上场，全面继承、发展文学批评的传统，这一代必将再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崭新历史。刘艳正处在文学批评写作的高产旺盛期，她的敏感和想象力一定能激发她在未来的时代开拓出无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