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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在知青返城潮中，仍有两万余人扎根在北大荒。在这本口述纪实作品中，作者深度展现北大荒留守知青的生存真相与生活图景，北大荒留守知青用50年的生命提供了某种独特的人生坐标——让更多人懂得什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什么叫承诺，什么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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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华：人活在世上总得干点事情，我不愿这么默默无闻地活一辈子。我是学农的，专业是育种，回到上海专业不对口，总不能回去混日子吧？我要是18岁或20岁，也就走了。我已经29岁了，离开专业就成了废人。我想拉倒吧，别走了。

临回来前，给立文拍了电报，她正好放假，去车站接我。她挺为我惋惜的。

她是孙绍斌老师的女儿。孙绍斌是农业专家，我读中专时的老师。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老西北农大毕业生，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农业部工作，1953年响应党的号召来到北大荒。

有一次考试，我得了87分去找老师。坐在一边的孙老师说：“行了，给你87分不少了。”我说：“87分少了，我没有低过95分。”95分怎么来的？图书馆里泡出来的。我读到初二就没能继续，总觉得这书没念够，整天泡在图书馆里，自学了遗传学生物统计等。

就这么，孙老师喜欢上我。毕业的时候，他找我谈了一次话，想把他的大女儿孙立文介绍给我。我说行，处处看吧。

孙立文：我爸爸看中他这个人的钻劲，学农学挺没意思的，能学进去不容易。我老高二的，比他大两岁。我也挺坎坷的，受父亲影响，中学时入团都很困难，考上大学时已二十九岁了。学校的领导劝我别念了，把最好的房子分给你，把你男朋友也调到学校。我们那时主要靠通信了解。

胡国华：我觉得她要强，我也要强，感觉我俩志同道合，一辈子要想干点事业，两个人必须志同道合。我对她说，你念吧，我等你三年。

我是1979年调入红兴隆农科所的。这个农科所是我岳父参与创建的，所长是岳父的老同事。所长当时挺矛盾，问我：“学农学特别辛苦，你能不能当成事业来干？”

我说我还是能干好的。这样就把我接收了。把我分到了大豆组，大家对我不是特别看好，“一个上海人，到这里来搞大豆，他能干长么？”

孙立文：搞农学一年四季风里来雨里去，没有消停时候。早晨起来先到地里遛一圈，看看庄稼长得怎么样。春天，数豆粒，装袋，写上什么品种，然后将成百袋种子，一粒粒地分区人工播种。种下去后，天天上地里看，出没出土啊，东拨拉一下西拨拉一下，天不下雨赶紧浇灌，好不容易小苗长起来了，又查病又做杂交，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特别紧张。

胡国华：红兴隆离友谊县二三十公里，离鹤岗师专就太远了。我对立文说，友谊不是成立教师进修学院了么，你转过来读不好吗？就这样，她跟许多同学都转了过来。

孙立文：离得近了，我周日就过来看他，有时去地里帮忙，他在前面播种，我在后面拿着小本本按着顺序记。他见到我带来的课本就看，就这样他自学了大学的课程。我学的是数学专业，到后来他的高等数学比我都强。毕业后，我本可以去哈尔滨或佳木斯，见他离不开红兴隆，也就去了管局中学。

1981年初我们结了婚。他有一个行李，我也有一个行李；他有一个大破木头箱子，我也有一个大破木头箱子；他有一个暖瓶，我也有一个暖瓶，这些就是我们的所有家产。我爸爸给我500块钱，他给我一个存折，上面有40块钱。他一个月工资32元，每月给下乡到江西的妹妹寄10元，还要回上海探亲，钱都铺火车道了，存下这么多。

“你们在这儿待不长，早晩得回上海。”

没有人相信我们在红兴隆能待长。

从安家那天起，我家的日子不像日子，墙皮掉了就掉了，没时间去管它；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两把折叠椅，还是结婚时他从广东花20元一把买的。我说他，你笨不笨啊，在上海买不一样吗？一个小板凳，是我爸爸过来看我们，见家里连个凳子都没有，就从劈柴堆里捡了块板皮，锯三块，一块当凳面，两块当凳腿，拿大钉子钉了这么个板凳，它跟了我们好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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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国华：日头越晒大豆的花粉越多，授粉的效率越高，我比较胖，在地垅沟坐着，两条大腿插到垅沟里头去，脖子晒得像起疮，孙立文给我淘弄了多少药都治不好；二十多天下来，手肿脚肿腰直不起来，晚上翻身都得孙立文帮忙；手裂得都是口子，一秋天一大卷胶布都不够缠，手贴得像戴个手套似的。常年在地里干活，能穿什么好衣服？孙立文给我买双鞋，下地回来像飞了一样；穿条新裤子下地，回来刮个大三角口子。

豆子结荚了，我下班回家吃饭，老远就见个小伙子在地中间撸毛豆荚，扔了自行车冲过去，可把我气完了，真想揍他。他吓得跪下了，说再也不敢了。我的眼泪下来了，培育一个品种要10年时间，你撸两袋子毛豆，我前功尽弃了。打那以后，我下班不回家吃晚饭，直奔向地里。白天看地的工人下班了，我得守在那儿，孙立文做好饭给我送过去。

孙立文：我妈说过，我这几个姑娘，一个学农的都不找。为啥说这话？嫁给学农学的女人太苦了。我爸爸1953年到北大荒开荒建场，我妈1958年才带我们从沈阳过来。我爸爸每天半夜才回来，用手电在窗子上晃一晃，我妈知道他回来了。我爸爸不回来，我妈睡不着。那时候跑地号哪有车，先是骑马，后来骑摩托。我家一大帮孩子，都是我妈一个人带大的。

结果呢，我爸爸看中了他，也有让他接班的意思。我妈妈对我说，行吧，这个人挺老实，你跟着他一辈子不会犯错误。由于我爸是学农学的，我找对象脱离不了农学这个圈儿，我接触的也都是搞农学的。

1981年10月30日，我的女儿出生。临产前一天，我还挺着大肚子，拄个棍讲课，学生见我这么费劲就给我搬个凳子。有个女孩儿不知吃了什么东西，哇哇吐得满桌满地。我用撮子收拾了，这时羊水破了，才请假回家。他在外面出差，我知道自己要生产了，见天儿冷了，窗户缝还没糊，我知道指望不上他，不说别的，我家房子前边有片园子种点儿油菜，我说那油菜都冻了，你看人家的男人都知道盖一盖啥的。可是，他就不知道盖。

我打了些糨糊，裁了些报纸，站在凳子上，把家里前后的窗缝都糊上了，这才通知他们单位。羊水破了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我那时也不懂啊。当时他们办公室里只有两个老太太，是两个著名农业专家。她们叫了一辆吉普车，把我送进医院。

他听信儿赶到医院。我生了三天，最后侧切，才生下女儿。

孩子生下来，我跟他说，东北坐月子要吃小米粥，让他回家去熬。家离医院十多里地，等他把小米粥端过来时，我已吃完了。我生完孩子饿得够呛，听走廊上喊：“开饭了!”我就让邻床帮忙打饭，吃了。吃什么？冰凉大麻花，一碗冰凉白菜汤。

再看看他送来的小米粥，水放少了，干成一坨，熟都没熟，拿筷子都能夹起来。里面还放了几条小鱼干，是我花一块钱买回的一大盆小鱼，吃不完串起来挂在那儿，他见了，扯下几条放进粥里。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星期，他出差了。出院时，还是两位老专家把我接回家。我后来控诉他说，你知道我穿什么出的院？里面穿着你的中山装，外面穿着你下乡时穿的军大衣，戴着你下乡时戴的狗皮帽子，脚上穿着你劳动时发的42号大棉胶鞋。两个老太太拿着两条麻绳把我棉裤腿儿系紧，怕透风啊，连点人样儿都没有。一个老太太抱着孩子，另一个老太太扶我上了车。

产假还没休完呢，我抱着孩子坐在炕上，领导找上门了，说没有数学老师，课开不了。我说，我们家老胡天天往外跑，我连吃都吃不上；托儿所的孩子满了，没有人给我带孩子，我上不了班。谁知领导早已做好了托儿所的工作，我只好上班了。

孩子4个月时，我中午把孩子接回来，说好了他回来做饭，结果他上午接到任务去南繁，让人过来告诉我。我气得不得了，校长说：“你千错万错，就不该找这么个人！”

3

胡国华：1987年我去了加拿大，先在私人种子公司，后到加拿大农业部农业科学院大豆部进行10个月的大豆育种学习，师从世界遗传学会主席帕什和加拿大著名大豆育种专家诺姆·沃丁。你得表现出来中国人不比他们差，他们才能尊重你。过去往往派外语好的出国，可外语好的往往专业不好，人家专家和你一唠就露馅了，人家就不理你了，让底下的技术员领你去干活，等于你去打工了。

10年来，我参加了红丰3号、红丰4号、红丰5号、红丰6号、小粒豆1号品种的选育工作，成为中国最早一批接触数量遗传育种先进技术的科研人员之一。

我的英语跟专家们交流完全没问题。靠初中和中专学到的那点儿英语肯定是不够的。我每次出差都带很多英语书回来，还订了大量英文杂志，我和她平常非常节俭，她总说：“我连一件50块钱的衣服都没穿过。”可是，买书非常舍得花钱，我的床上，枕头底下，到处都是书。

开始我也没有引起专家的重视，我跟着他们去地里，他们认为这个事该这么干，我认为该那么干，我就说出来。他们很高兴，国外他允许你提意见，你若说得对，他就按照你说的做，他们的思想相对比较开放。

几次下来，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了：“你需要什么资料？只要你提出来就行，都可以给你。”他们的资料库向我开放了。我完成了论文《从加拿大豆系谱分析谈大豆产量育种》，受到世界同行的高度评价。

很多人出国后想方设法留在国外不回来了，我回来不回来？

回国前，加拿大专家挽留，希望我留下来跟他们一起从事研究。这个机会很难得，有人去加拿大就不回来了，有的按要求回来了，下了飞机又飞回去了。我动心不？说不动心是假的。

我还是从加拿大回来了，带回两大皮箱资料，600多份。不是别的，是那些正在研究的课题把我拴这儿了。

胡国华：2002年，我调到北大荒育种中心，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是50岁读的博士，单位说，我们花点钱，送你走吧。我说拉倒吧，我还是参加全国统考吧。考试时，跟小孩子们在起，他们跟我女儿的年纪差不多，考得还可以，考上了。50岁读博士的人很少，毕业后，东北农业大学让我留校，房子都给我准备了，我没有去。给他们带硕士生和博士生，培养了多少人才？我们家光学生的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能拉一车。

1995年后，我的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国家的大豆课题，中国农科院、中国农大、省农科院的大豆课题都集中到我这儿来了，忙得要命。知青这代人往学术这方面走不容易，很多人当了领导就把专业扔了，我不论干什么，专业都不会扔的，否则就捡不起来了。

（《大国粮仓：北大荒留守知青口述实录》朱晓军、杨丽萍/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