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9月26日下午，由《人民文学》 、《南方文坛》、绍兴市委宣传部、绍兴市文联主办的“第五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在位于鲁迅故里的咸亨酒店树人堂开幕。《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邱华栋、《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和40余名全国青年作家、批评家与绍兴作家、批评家参加研讨会。本次峰会围绕“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开展讨论，论坛的参与者都是“80后”“90后”青年作家和评论家。峰会由《人民文学》副主编徐坤、徐则臣分别主持。

“对话，一定要对话。”

邱华栋回顾了峰会的“前世今生”。他说，青年作家、批评家峰会最早的雏形诞生于本世纪初，创始人是李敬泽和张燕玲。那时自己才30岁出头，喜欢与朋友们通宵达旦聊文学，一晃十几年过去了，点滴的回忆在不断累积、放大。“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批批作家、批评家就在这种对话中成长起来了。”他鼓励在座的青年作家、批评家，不要满足于现阶段取得的成绩，要勇于挑战难度，向经典看齐。

“对话，一定要对话。”张燕玲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对话”这个词。当然，对话是需要思想能力的。她表示，举办这样的峰会，其核心就是想给青年作家、批评家建立一个对话的平台。十几年的对话交流，碰撞出数不清的思想的火花，可见文学同代人的对话是可以相互启发、相互取暖的，“我认为对话必须的。因为我特别期待青年才俊们，能够触及自我，彼此收获，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对话由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青年批评家徐勇开启，他着重分析了“80后”作家的创作变化。他以张悦然的《茧》为例，提出这部作品虽然仍旧是在表现创伤和成长的主题，但在作品中，作者不再是在静止时空中展现青春忧伤和感叹，而是把故事内容转向具体历史语境，这与早期的作品在虚化的历史背景中明显不同，显示出“80后”作家开始呈现的历史感和历史担当，让人感叹。

青年批评家李伟长则对当下的青年写作提出了隐约的担忧。“70后也好，60后也好，50后也好，他们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阶段，叫‘抽屉时间’，就是说他们很多作品发表不了，只能放在抽屉里的那个阶段。”不过，在“80后”、“90后”这里，“抽屉时间”正在丧失，互联网时代让作品发表过于轻松随意。他提到，抽屉时期对一个作家成长特别重要，那意味着漫长的、充满耐心的探索、积累、修正，并且不断建构自己的文学意识、小说意识和小说风格。只有经过这种勤奋而孤独的练习，一个小说家才能真正成熟起来。

“‘新’的对面矗立着的是传统”

“题目谈了三个‘新’，那么，‘新’对应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或许有人会认为是旧，在我看来，新的对面矗立着的是传统。”《人民文学》编辑、青年作家梁豪阐述了自己对于“新时代、新青年、新写作”的理解。他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面对伟大的传统，并在传统面前捍卫自己？他认为，作为一个创作者，目的就是要记录下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作家要善于把握新的动向、新的题材和新的个人经验的同时，也要学会挖掘事物内部新的内涵。“透过林林总总的‘新’，最优秀的小说一定是要留下一些永恒之物，这个永恒之物就像矿石一样，而非枯枝败叶。”

文学史是一部继承史，也是一部创新史。青年作家小托夫表示，每一代作家都是从前人那里学习到处理故事的经验，都是在继承，但如果只是继承而不推新，那继承二字也就没有意义了，写出来的文字也就是前人作品的复制品。文学必须创新，才有出路。他形容说，文学就像一棵树，冬天的叶子凋零了，但是来年春天又会长出新叶子来，如此循环，才是健康的。

青年批评家李壮表示，对于文学之新、时代之新、写作之新，以及写作主体的自我认同之新，它们的实现必须要有一个撕裂、痛楚、自我游离并自我辩诘、确认的过程，然后才能够在本质上抵达“新”的彼岸。李壮提到，我们今天在谈创新，谈到写新的经验、用新的手法，不断搬一些新的概念、新的词，但是痛彻心灵、能够穿透文本的力量，在今天其实并不是那么多见。“文学，首先面临着表达大量新事物、新情感、新思想的需要和冲动，此后与之相应，才出现了形式的创新、手法的创新、写作内容的创新。”他认为，“新”不应该是强行求变的结果，而是要适应时代的发展脉络，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新”。

青年批评家丛治辰指出，新的时代呼唤着对它的书写，但这样的写作不是轻易的，不是把新时代的新事物写出来就算新写作了，也不是随便一个青年就能够完成的，那需要去艰苦地“经验”才有可能。他引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里的观点：我们经常会错误地认为现代是新的，但实际上现代比古典要年迈。我们比柏拉图和孔子多看了2500年的历史，当我们今天洋洋自得地以青年自居，认为自己和这个新时代是站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的眼光其实是非常浑浊和苍老的，我们的思维也是。

丛治辰以《左传》为标杆，认为它饶有兴致地投入当时的时代，生动、准确地写出了作者所了解的关于那个时代的一切。生动、准确，这其实是比什么花哨的文学理论都更高的文学要求，它建立在对写作者所处时代的强烈兴趣和精熟了解的基础之上。

面对传统，小说家、鲁迅文学奖得主肖江虹有着更深的体悟。他曾去贵州做田野调查，因为村里的年轻人全部跑到城里去了，他就问一个老唢呐匠，如果有一天不吹唢呐了，你那个唢呐该怎么处理？因为已经没有了传承。老唢呐匠说，唢呐可以没有、，可以死掉，但是这个曲子是死不掉的，这个调子是在的。然后，他摘了一片树叶马上就吹出了《南山松》，声音嘹亮高亢。老唢呐匠对肖江虹说，这个死得掉吗？这个死不掉吧？这件事对肖江虹触动很大，“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事物消失，下一个事物就诞生了，这种精神的东西会附着到下一个即将诞生或已经诞生的某一个器物的身上，因为这个东西的内核是在的，永远都是在的，唢呐可以死，可以消失，但曲子是死不掉的。”

“我们是大时代”

从事媒体行业多年的青年作家王姝蕲坦言，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小时代，只有小悲伤、小确幸，没什么可写的。直到几年前因工作关系采访严歌苓，王姝蕲说：“我们这个小时代啊……”严歌苓却打断她说：“不啊，我们是大时代。”

“她没有具体说这个时代到底大在哪里，但‘大时代’这三个字令我印象太深刻，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自己找答案，这是一个大时代吗？”当她意识到互联网时代的存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如果从遥远的未来看互联网时代，也许就像我们今天看新石器时代、看蒸汽机时代一样，一定是伟大的时代。但因为我们刚巧站在这个时间点上，处于互联网时代的起点，我们得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复杂性，它的迷茫、疯狂、荒唐。“作为这个时代的写作者，我乐于记录下这些，也有义务记录下这些。”

青年作家郑在欢也提到了新时代下我们如何写作的话题。他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与生活肉搏的”。从16岁到19岁的三年中，郑在欢做过许多职业；他甚至当过童工，在一个小作坊每天工作大概十四五个小时，那种堪称“黑暗”的生活经历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同时，“野路子”的写作方式也使他不拘泥于现有的文学规范。峰会上，他提出了“多媒体写作”的概念。“小说的竞争力是故事，但是当我们在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时候，人家已经把故事讲成阿凡达，讲到3D、4D、VR了，特别带劲。”他表示，如果我们把最新的传播媒介里的东西吸纳到写作里面来，比如说出本电子书，题材上有图片、音频，结合文字，一定会很有意思。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总结发言中提到，新时代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我们是在新时代生活的人，每个人都带着新时代的中国印迹、经历、经验、思考、想象。中国最早的哲人，比如老子，让我们有了对于宇宙和人生的整全性的基本认知。再看中外文学大人物，我们会惊讶于他们对人与一切的整全性发现和对人的精神整全性构筑的神往和实践。施战军希望当今的青年作家、批评家可以做足功课，一个有整全性自觉的作家自然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创造出新意。

参加研讨的还有曹启文、何俊杰、金一波、李唐、庞羽、宋阿曼、王苏辛、江汀、傅小平、曾攀、马小淘、金燕馨、李兰玉、张楚、吴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