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深夜，快递送来了一盒鲜花，十一点半，我已经躺下了，躺在弟妹为我找出来的她家富余的被子里。我百个不情愿地起来开门，从快递员手里收了花盒，还来不及跟淋了一身雨夹雪的快递员说声谢谢，这家伙已经飞快地转身下了楼梯。

我把牛皮硬纸壳做的花盒，拿到厨房去整理。最近租住的这个小一居，厨房特别小，几乎没什么操作台面，好在油烟味儿也不重，前任房客像是不怎么做饭。打开盒子后，将包扎在牛皮纸上的棉绳解开，将盒子放到地上，花儿放在台面上，这样才可以。家里只有一只花瓶，也是前任房客留下的，烟灰色，多棱角，不算太土。

一大把鲜美的花，里面没有任何卡片或者小条，我最近不过生日，还没来得及给谁留过这个新地址。花束包括：粉红色的毛莨六七枝、同色系的桔梗四五枝、蕾丝花两枝，还有桃红色的巨型玫瑰五朵，余下的，是几枝搭配的绿叶。

花修剪起来并不麻烦，只需要把枝条末梢剪成斜角，玫瑰的梗比较粗，桔梗和毛莨都软而且细，看了看，觉得玫瑰的花型太大，跟其他放在一起不合适，另外找了个饮料瓶子插到里边，余下的都插入玻璃花瓶内。

将玫瑰花摆在入门玄关处的鞋柜上，其他的放到卧室小电脑桌的一侧。

“你帮我订的花儿吗？”重新上床，我用微信问住在隔壁小区的弟妹，太晚了，她没有回复，我也就睡了。

次日，看到她的微信：“没有啊。”

这个小区叫新鲜胡同小区，真正的新鲜胡同早已不存在。这个小区离东二环朝阳门桥直线距离只有五六百米，面向东二环的第一排是银河SOHO和朝阳门SOHO，银河SOHO每天晚上亮起灯后，像短暂停靠在这里的太空飞船。

这一带除了保留南新仓那个粮仓，多数胡同都被拆了，老住户搬迁，部分居民回迁，所以邻居多是老北京，尤以老人居多。我租的这房子就属于九十年代末盖的回迁房，户型小极了，幸好厨房还有一扇能透气的小窗，我住在这里就图它离地铁近，出门方便。离弟弟弟妹家仅一步之遥，他们住在对面的东水井胡同。

这里特别难找房子，特别是整租的小一居，链家的中介说一居的房源一放出来，瞬间就没了，租客都排队等着，看上的人当时就交钱签约。我带着行李箱在弟弟家等了将近两个礼拜，每天给链家的中介打电话，催问他。中介是个理平头的山西小伙儿，人倒是不错，答应我合适房源没等挂到网上，先一步告诉我。

有一天傍晚，中介主动给我打来电话，让我火速到小区门口跟他汇合，当时我还正在吃莲雾，咬了第一口，听到这个，汤汁喷了一地，赶紧穿衣服，穿上外套冲进电梯。中介小伙儿站在小区门口，穿着黑西服如同中南海保镖。

“房东说前任租客昨天突然退租了，房东是老客户，信任我，还是交给我来帮他找下家，我赶紧就告诉您。”

我们去往对面小区，房子在三楼，虽然小，但格局方正，家具家电配套算齐全，我一看，赶紧定了下来。第二天，我就带着自己的两只行李箱入住了，卫生间和厨房都很干净，看来前任房客是个爱干净的人。我没有费多少力气就打扫好了屋子。冰箱的速冻层存着没拆封的两袋思念水饺、一袋湾仔码头荠菜馄饨，我看了一眼保质期，没有扔。

卧室里空荡荡的，床头柜上有一盏可调明暗的台灯，床头两侧残留着两根大钉子，一左一右，位置不像是挂画儿或者婚纱照的，它深深地扎入墙内，最大号的膨胀螺丝。我擦拭了一遍家具和门窗，上家在卧室外边阳台塑钢窗上贴了密封胶条，采暖季快结束了，我费了很大功夫才撕了下来。收拾沙发时，我从夹缝里拉出一只黑丝袜。之前的房客是个女性？但是转念一想，住了一对夫妻或者情侣也未可知。摸着丝袜的质地，我猜想女主人不会超过四十岁。这样的疑惑很快得到了答案，因为我在衣柜的小抽屉里发现了两盒安全套。一盒是空的，一盒只剩下半数。大概是太过隐蔽，房客搬家时忘记了。我带着好奇将抽屉整个抽出来，但是并没有发现可能用上的怪癖工具。

我住进来后，弟弟弟妹很放心，有时候他们吃完晚饭，会带着侄子来我家玩一会儿，三个大人各自拿着手机刷刷网店或者朋友圈，侄子看电视里贝爷主持的探险节目，偶尔聊会儿天。九点不到，他们就回去了，我关好门，早早上床，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又过了一周。

又是一个周五晚上，深夜十一点半，敲门声再度响起，同一个快递员送来了同样的花盒。

这一次的桔梗是橙色的，同色系、颜色略浅的毛莨，其余的是康乃馨，黄色乒乓菊和几枝小蔷薇，放在一起虽则勉强，分开了花瓶放，也就好了。我不得不顶着困意继续收拾，将先前的花扔到花盒里，换了新花。

我的小蓝牙音箱在卧室播放着一首哀怨的歌，但这也没能让我失眠，临睡前，它会自动停止播放，整个房间陷入无边的黑暗，阳台的窗帘加了不透光的布，拉上后，我可以睡到中午十一点多，整整十二个小时都在昏睡。

我在美国待了三年，回来后，简直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去的时候孤身一人，回来的时候孤身一人，去的时候，在北京没有房没有车没有工作，回来后也不例外。弟弟劝我找份正经工作，结束稀里糊涂的日子。他借钱给我租了这个小一居，帮我交了三个月的房租，外加一个月的押金。我试着联系出国前关系还凑合的朋友，问他们的近况，想探听一些工作方面的消息，他们无一例外都离开了原先的单位，但听起来对新工作也不太满意。

“有什么适合我干的活儿吗？”我问朋友A。

“你能干啥，你想干啥？”

“打打杂，做做行政，都行。”

“我帮你留意着吧。”

“好的。”

过了几天，朋友A给我打来微信电话。

“我突然想起来你好歹在美国待过几年，我们这里需要一个兼职翻译，你看行不行？”

“翻译些什么？”

“我们公司做外贸的，但是大老板不会英语，也就帮他翻译翻译email什么的，活儿不多，当然，薪水也就一般，你先过渡过渡？”

“一般是什么概念？”

“三千五，兼职嘛，你看？”

“不用坐班？”

“绝对不用，你在家就能打开他的邮箱，每天三不两时地查几遍，帮他翻译好了，发回邮箱，他会把自己要回复给人家的内容也发到这个邮箱，你就帮着译成英语再发给对方。”

“那我用翻译软件，他也看不出来吧。”

“他不管，你干活儿就行，照说翻译也不用那么精确啦，他又不负责业务，估计都是一些礼貌性的寒暄什么的，你应付应付。”

我接受了这份兼职，听起来还不错，不用出门，在家工作，我还可以继续拉上窗帘，没日没夜地昏睡，在昏睡醒来的间隙，查查邮箱，用在线软件随心所欲地翻译，差不多就发给他，果然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信件，除了有一个叫做爱丽丝的外国女人，会写来略有篇幅的情书，其他的都好说，大老板也不会情意绵绵地回复她，总是说自己最近特别忙，有几个新项目正在运行中，还要应付各种关系，他们也约着下次老板去西雅图时跟她碰面，到她家去。我很少出门，楼道里遇到过一次同一楼层的邻居，跟我寒暄了两句。她说这房子租出去一年多了，但是说来奇怪，他们每周只来住一次。原来真的是两个人。我自语道。

“三十岁左右，也不跟人来往的。”邻居说。何至于要一周才同居一次？我带着这样的疑惑又问，“他们都是周末来吗？”

邻居一下认真起来，她说，“那倒不一定的。我周末看见过，有时周三周四也见过。有一回我起夜，还听到他们来开门的声音。”

暂别邻居后，我在屋子发呆。会是什么样的两个人，租了房子每周来一次。我想像他们终于见面之后，靠着门就开始亲吻。根据我丰富的想像，他们在每个房间都做爱过。哪怕厨房和浴室。我排除了是夫妻的可能，情侣也说不过去。是情侣的话，至少有一方会住在这里。能租下这样的房子，还每周来一次的，大概要中产以上。学生更不可能，附近没有中学也没有大学，而且这么高的房租学生是不可能接受的。

就连我都快接受不了了。我一个月挣不到八千，租金水电煤就得六千，我几乎没有活路了。我跟弟弟他们商量，准备租一间房出去。

弟弟想了想，答应了，他在一家做智能安保研发的创业公司上班，跟我隔行如隔山，常常工作得昏天暗地，一点儿都帮不了我的忙。弟妹是做近代史研究的，每天都在琢磨史料和出处如何规避风险，也是捏着一把汗在写文章。

我在网上发布了征分租室友的信息，很快，有几个女孩要来看房子，我跟她们通了电话，感觉了感觉，约了其中两个过来，其他的三四个，找个借口谢绝了。先到的女孩瘦瘦小小，戴着牙套和眼镜，神态有些紧张。“我来看看房子。”开门后，她说。她低头准备找拖鞋。

“请进，不用了，不用换鞋，屋里也不是多干净。”

“好，好的。”

她像一只受惊的猫一样走进客厅，她站在客厅里有些茫然地四顾。

“需要付三押一吗？还是按月，房租。”她用很小的声音说，不是故意压低，是天生如此，是体质弱，说话的声音也小。

“都行，看你自己的情况。”

“我想按月行吗，我住进来一个月后再付行嘛？”

“那你万一不满意呢？”

“这里……还行，白天客厅有采光吧。”

我指了指窗户，她走到窗边，撩起卷帘的一角，向外看了看，外边堆满了最早房东没有搬走的杂物，就在阳台空调架和窗套之间上，破纸箱、塑料瓶和一只大大的铝质澡盆，倒扣着挂在外墙一只钉子上的澡盆，在夜色中显得静默而诡异。

瘦女孩并没有对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发表意见，她主要关心房租的付法。她倒退了几步，坐到客厅沙发上。好在她不去看厨房，也不去看卫生间，更不要说我的卧室了。

“我今晚能住这儿吗？”她突然泪光盈盈地看着我。

“你定了？”

“我从我男朋友那里走的，什么也没带，我们吵架了，我连钱包、身份证都没带，他说要跟我分手，让我从他家搬走，可是我，我本来以为可以住在他那里，前几天刚辞了工作，想休息一段时间。”

“刚才还有一个女孩也来看了，她还没给我消息。”

“我就是没钱，卡里也没钱了，他说是说分手，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我明天还想回去跟他谈一谈，这样的话，今晚我能住下吗？”

一边说，眼泪都快掉出来了，我心软了，同意她住一晚上，她那么瘦小，凑合在那只双人沙发上睡也行，她说盖着自己的羽绒服就行，时间还早，我问她吃饭了没有，她摇摇头，于是我点了两粉卤味粉，外加一碟腐乳空心菜和酸笋鸡胗。

外卖送到前，她陆陆续续跟我讲了男朋友的事，男朋友是个北京人，两人交往了六个月了，她退了原先分租的单间住到他家也就一个多礼拜，那个家是他父母单位的福利房，一个又小又破的小开间，勉强有个厕所，漏风的厨房，两人得自己做饭，为了谁做饭谁洗碗吵架，男朋友觉得自己每天上班回来就应该吃现成的，她觉得自己辞职也不是为了当家庭主妇，坚决不干。

“就这么闹翻了，今天是我生日，他请我在外面吃饭，吃韩国烤肉，吃着吃着就说要分手。”

“那你是双鱼？”

“双鱼，挨着白羊。”

“我是水瓶。”

“我要是水瓶就好了，我一点也不会吵架，他说什么，我都不知道怎么接。”

“你必须不能让他在这个时候把你赶出来，你又没钱又没工作，他至少应该让你住到你找到新工作。”

“他是射手，说什么就是什么，特别任性的大男孩。”

“那你明天还是要跟他好好谈一谈。”

“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

外卖送来了，我们在小餐桌上吃完，她吃东西特别慢，但是吃得很干净，吃饭的声音也不大，我们两个分头哧溜哧溜地吃着卤味粉，把两盒菜也都吃光了。她主动站起来收拾餐盒和一次性筷子。我让她把垃圾袋放在门边，等明天下楼再说。然后她问我能不能用一下厕所，可能要用久一点，果然，她关上厕所门在里面待了很久，用很小的声音打电话，一边打一边抽泣。期间她出来了两次，问我要不要用厕所，第二次问的时候，我盛情难却，进去小了个便，我出来时，她就站在门口没走，依旧进去坐在马桶上打电话，我也就到自己卧室待着，靠在床上查看大老板的邮件。

即便半掩着门，还是能听到女孩断断续续的说话声，她的声音虽然小，但是房子也小，无论如何都还是听得到，她似乎关上了厕所的灯，门缝底下没有亮光，就那么在黑乎乎的厕所里打电话，不知道给谁打，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我翻译完大老板邮箱里的四封新邮件，依次发还邮箱，一天的活儿又干完了，然后在哔哩哔哩上瞎看小视频，看着看着，困劲儿上来，迷迷糊糊打起了盹儿。

敲门声响起，我一激灵醒了过来，那个女孩站在卧室门外怯生生地问我：“说是快递，可以开门吗？”

“可以。”

我放下电脑，走出卧室，女孩捧着个牛皮纸花盒刚刚关上门。

“很奇怪，已经第三周了，每周五这时候都有人送来一盒花。”我告诉她，一边解开花盒的包装。

“你不知道是谁吗？”

“不知道。”

“多好啊，还从来没人送过我花儿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受之有愧。”

“上面没有快递单的贴纸吗？”

“没有，啥也没有。”

女孩把盒子拿起来，举起看了一圈儿，果然没有。

我们一起去厨房，我已经把能送花给我的人，从心里猜了个遍，前夫？绝不可能，我去美国前我们就说好老死不相往来，他已经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我们共同的朋友将他们一次聚会中的照片发在自己微博上，新老婆看起来像个财务工作者，一把头发扎在脑后，两人穿着迪卡侬买的男女同款不同色户外冲锋衣，他明显胖了，即便怀旧，送花也太不像他的风格了，他宁可送野营用的防潮垫。

我已经三四年没有追求者，在美国和一个老留学生谈了一次浮皮潦草的恋爱，世纪佳缘上认识的，还没等上两次床，互相连微信都拉黑了，他学计算机，讲起理来与编程无异。

女孩陪我一起整理那些花，照例有桔梗和毛莨，深紫色的桔梗，略浅一些的毛莨，搭配了几朵单瓣郁金香，还有紫红的康乃馨。这些花草来的次数增多了后，好像不那么新鲜了，一次比一次蔫巴，也许是天气转暖的缘故，女孩一根根摘走多余的叶子，她不小心折断了一支毛莨，想方设法想扶起它，我从她手里取走那支花，丢到垃圾桶里。

两个人干比一个人强多了，我们分头放好花瓶，时间不过十一点半，我让她早点睡，我就进屋关上门，卧室门没有锁，床头灯的明暗是可以调的，我想了想，把它调到最暗的一档，留着灯入睡。

半夜，我被一阵痛哭声惊醒，猛地坐了起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迷迷糊糊地起床开门，那个女孩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抱着正在充电的手机，紧贴着耳朵，痛哭流涕。

“你干嘛这样，你干嘛要这样。”她对手机说。

我给她取了一盒抽取式的纸巾，放在她身边，又抽了几张纸出来，递给她，她随手接过去，擦眼泪。“明天见面说吧。”我小声在她耳边说。

她哭得更大声了，近乎稀里哗啦，无论多么能吃能跑的动物，到了这步田地，就知道哭，就知道毫无节制地痛哭，我拍拍她的背，她忍不住伏在我肩上哭了起来。

第二天，女孩睡醒后就走了，连同她换下的卫生巾也用不透明的塑料袋封好带走了。临行前她再三感谢我。送走女孩，一个念头袭击了我。昨天她跟男友吵架，我就差点想到了。但是现在思路才清晰。先前住在这里的很可能是一对偷情的人。哪一方有家室呢？或者双方都有家室？不管怎么样，看来他们肯定是相爱的。否则不会费尽周折，租下房子，住在一群陌生人当中。要是通常的一夜情的话，找个宾馆就能解决。

这样的话，送花跟这个有关系吗？我想不明白。要命的是，此后一段时间，第四盒、第五盒花，照例送到，雷打不动地还都有桔梗和毛茛。有一天夜半，我摸索着从枕边拿到手机，看到微信上有一则未读信息，是那个瘦小女孩发来的。

“我和男朋友暂时不分手了，他答应我再试一个月，这个月我要赶紧去找工作了。”

“那很好啊。”我回道。

没想到她也没睡着，很快收到了回复：“男人真是靠不住。”

“你才多大，就这么说。”

“被男人赶出家门太尴尬了，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上。”

“不客气，早点睡，改日再见。”

我放下手机，在黑暗中躺着，工作台上，黑夜的黑色花朵，正静静地绽开，重瓣的黑色洋水仙、不合时宜的黑昙花、花型巨大的帝王花，它们像稀释了的墨水倒向了黑色洋流，从渤海湾一直去往太平洋，每一帧都泛起乌黑的波浪，然而，谁也不能永久存在。

第六周周五晚上十一点出头，我听到敲门声后，打开门，快递员依然戴着黄色摩托车头盔站在外面，手捧花盒，幸好楼梯间的灯泡没坏，从他身后投射来一些光，照出他的身体轮廓，不算是个矮小的男人，一米七出头。

“你知道这花是哪儿送来的吗？”我小声问他。

“不太清楚。”

“为什么上面没有快递单号？”我出去，把门轻轻掩上，这是密码锁，不怕不小心关了。

“客户要求保密，我们只负责送到就是了。”

“还有这种服务？”

“当然有了。”

说毕，他匆匆转身下楼。我冲到楼道的窗口去看那位快递，他骑上白色电瓶车，车上别无花盒或者别的要递送的东西，倒是有只户外商务两用款双肩包，那辆电瓶车车身也没有刷着快递公司的logo，看不出是哪家。正当此时，我接到一个老朋友打来的电话，他是个诗人，他显然喝多了，跟过去一样，喝多了就随意找人倾诉，把一些语无伦次的话来回地说。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看着那个快递员驾着小电瓶车离开，深夜的小区，道路两侧停满了车。

老朋友还在不停地说话，我已经快要忘记自己曾经写过诗了，我每天翻译的email文字没有任何含金量，只是往一条生锈的链条上加了更多的水，加速其锈化。我甚至有点儿搞不清楚对方是谁，就像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一样。我回到屋里，摸黑躺到床上，春末的被窝泛着潮气，热气腾腾的生活正在褪去，从脚底板到小腿肚到大腿根部，那位老朋友还没挂掉电话，他此刻正站在一座山上，一边一览众山小，一边跟我描述那灯光璀璨的城市如何虚无缥缈，这些醉话倒是挺催眠的。大概这样失意的人，也不可能有兴致给别人寄花吧？

转眼入夏，我的兼职工作没有丢，老板还交给我了一个新活儿，让我翻译他一个朋友公司的进口机械设备说明书，一份说明书得有一本书那么厚，稿费给得还不错，千字三百，还有定金，我感觉看到了一线曙光，赶紧加班加点地干，翻译这行枯燥无比。如果我想下一个房租季不找弟弟借钱，就得咬着牙一行行啃，想到这份说明书万一没翻译好，使用者连设备都启动不了，一套几千万元的东西烂在车间里，不禁增加了几分责任感。

入夏后北京居然也有了返潮的天气，那天出了大太阳，我不得不把发臭的床垫翻起来，拖到阳台上见见太阳，翻过来的那面，赫然有一大片血迹，血迹洗过，但依然清晰可辨。可能是赶上了经期，没有做好防护措施，但是这月经量也太大了吧？我又重新审视了血迹，觉得是大出血也有可能。之前我看到过一则女孩服用避孕药导致大出血的新闻。难道这个女主人死了？突发意外的死亡？那个男房客肯定疯掉了，我看着客厅里的桔梗与毛莨，心里感到一阵暖流。看来这些花会一直寄过来，除非有一天，他真的接受了女主人的死。

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是我的揣测。我微信上找到了房东，给他拍了张床垫照片，并请他换个新的。没过多久，房东发来了语音：

“这也不旧啊，你前面那个房客租房的时候才换的，他说自己老坐办公室，腰不好，不能睡软垫子，我特地给他换了红双喜的棕榈垫，这牌子好，也不便宜，一千多呢。”

“是男的要换的？”我问。

“是啊，反正来租房时，他就是这么说的。”他回复道。

“先不管这些了，您哪天过来看看吧，真挺膈应的。”我打字给他。

“行吧，我过几天回去交物业费，顺道看看。最近家里事情多，比较忙，走不开，您忍几天，不好意思，多担待。”他还是语音。

为了让房东把床垫换了，我没敢洗，只是晒晒太阳，阳光底下，蒸腾的雾气和灰尘掺合在一起，像千篇一律的情感和随处可见的絮叨。不远处的高楼，一些鸽子正在倒数第二层的屋檐下停歇，它们冲着这午后短暂的晴朗，要睡个午觉，一群鸽子当中，总有一两只要猛地飞起，打乱那个角落的宁静，这个小区住着不少老人，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大都在上班，下班了还要接送孩子，忙个不停，唯有我，待在阳台上，观察一群鸽子在午后起起落落。

过了两天，敲门声响起，我去开门，门外站着个戴着渔夫帽，六十开外的老头。

“我来看看床垫儿。”他说。

“请进，这些天我一直没用，就等您过来。”

“我们一家在这里住了差不多十年，对这房子还挺有感情的，过去我在楼下种了些爬山虎，一直往上蹿，整个楼恨不得都爬满了，后来物业不让，连根都给斩断了，爬山虎不好灭除，你看，现在还在长。”他一边走进来一边说，近乎自言自语。

跟他聊爬山虎挺难的，虽然墙外确实有爬山虎，而且爬满了整栋楼，入夏后，下过几场雨，这些枝蔓繁盛的植物几乎要爬到屋里来，原来是他种下的。从楼外看，有爬山虎的楼格外好看，但住在里面并不舒服，有一种阴郁感。要是拍摄希区柯克电影的话，这里倒是很合适。

“我们养过两只猫一只狗，小京巴，都死了，都埋在那花坛子底下，没事儿我愿意过来，在花坛边上坐一坐，这小动物啊，养久了也有感情，不夸张地说，一走进这屋子，我一闭上眼睛，都能听到它们叫，它们各有各的脾气，挺有意思的。”

我朝花坛里看了看，想到那里还埋着尸体，那些花花草草就不显得那么美丽盎然了。我站在床垫边，等着他认真看一看这只垫子该不该换，他低下头细看那上面巨大的，近乎一个人形的血迹留痕，拍了拍，又认真闻了闻。

“奇了怪了，那个男同志，不应该这么不讲究啊……”

“味道有点重，总觉得屋里有股血腥味。”我说。

“嗯，说不好，我得联系联系他，问个究竟，他也奇怪，退租的时候急慌慌的，租期没到，押金也不要了，我过来看过，没注意到床垫的事儿。”

“那就麻烦您给换个新的。”

“我这就给他打个电话。”

老头儿拿出电话来打，这个屋子信号不好，他走到客厅那边的小阳台上去打，但没说话，很快回来了。

“电话停机了，这是怎么回事儿。”老头儿自语道。

“也许换号了。”我说。

“要是他弄脏的，得赔钱，我再想办法联系联系他，然后给你消息，我会尽快的，好吧。”

我送走了老头儿，他的卡其色渔夫帽让人印象深刻。

下午我去见一个做出国医疗的老板，我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微凉的风从窗户外吹来，老板一直在开会，等了两个小时也不见结束，他桌上放着只真的头盖骨，头盖骨上画着北京地铁行车图，路线清晰，工艺精湛，用手触摸尤其真切可感。我等不到他，独自跑去蓝岛大厦的紫光影城看了一场电影。紫光影城破旧不堪，我有时会跑到这里来看场电影。今天热映的《暮光·巴黎》发生在巴黎，讲一个吸血鬼家族开了一家电影公司，让演员进入一个古堡面试，在这个过程中，杀掉每一个人，并吸食他们的血。想到出租房里染血的床垫，我倒吸了一口冷气，靠在椅背上，四肢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