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说来也巧，我是1978年的春天从部队到天津群众艺术馆，一晃，整整四十年。也就是我到天津群众艺术馆的那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开了序幕。四十年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到曲阜道77号报到的那天。群众艺术馆就坐落在那里，原先是犹太人俱乐部。据说，群众艺术馆在1956年成立的那年就在这里。我去的是《天津演唱》编辑部，是一个闻名全国的曲艺刊物。我在那儿前前后后呆了七年，认识了一大批全国知名的曲艺演员和作家。那时，冯巩到编辑部来还显得很青涩，我们一起聊作品，他还显得很拘谨。编辑部很活跃，经常邀请一些学者和演员到编辑部座谈，我在那儿听刘立福的评书《聊斋》，听众就我们几个编辑，他说得十分精彩。加拿大一位研究中国曲艺的人士也总来，那时他在街上走会引来很多人观看。我经常跑相声大师马三立的老宅子，帮助他整理小段儿。他说，我在旁边记录，整理了有影响的《追》《找牙》等十几段。那时马三立还住在南市一个巷子里边，我每次出来都看见他站在我身后看着我。现在，南市已经焕然一新，过去的面貌全无，我每次路过时还能依稀记得那个院子的位置。

上个世纪80年代，天津的曲艺市场很繁荣。我总到延安小剧场去看曲艺和相声，每个礼拜能去个两三次。后来，我创作的一段京韵大鼓在那里演出。我看见我的作品在舞台上展现的时候，竟然湿润了眼睛。

我没上过大学，在部队时看到有战友被推荐去了清华北大羡慕不已。1983年，我在新华职大的考试榜上有名，好几百人考了个三十多名。当我坐在课桌后面，环视四周的时候，我惬意地笑了。因为班里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有比我大十多岁的，也有比我小十多岁的。到了快毕业的时候，班上的七个男同学成了“竹林七贤”。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谈，谈得更多的是思想。我应该算是比较能说的，可在这几个人面前都插不进嘴，他们都比我有学识，我说着说着就露出文化底蕴不足的怯。1987年，毕业前的考试复习，我们在一起温习功课。书本上的事放在一边，议论的都是国家大事，改革发展、市场经济……闹不清楚的还以为我们在开什么大会。有时候也谈艺术，谈得最多的是京剧，还有相声。时不时地还谈书法，一谈书法我就傻眼。陈骧龙已然是著名书法家，他帮助我最多，可惜前几年驾鹤西去。毕业的时候，我们七个商量怎么唱毕业歌。刘学仁同学提议去北京潭柘寺。他精通书法理论，也算京剧的知音。他和陈骧龙谈书法，我听着都跟天书一般。后来，佟有为同学也受其传染，舞文弄墨，动不动还给别人写个字。他现在是一位有名气的相声演员，他后来总跟我说，幸亏那时咱们几个人上大学，要不然现在肚子里什么也没有。那晚从潭柘寺出来，我们住在袁培冀同学的哥哥家，几个人聊着唱着到了半夜。记得我透过窗户，看到西山夜色模糊的轮廓，听鸟在歌唱，有风在吹动树叶哗哗作响。

说起来，我写的第一篇小说是在《天津日报》的副刊上发表的，当时的编辑们对我都很呵护。我每次去都颇受益，他们对我说什么我都觉得是收获。我在《天津文学》的前身《新港》发表的第一部短篇小说《小车司机》，是在1980年的夏季。那年我才27岁，其实我不认识《新港》什么编辑，就是自己投稿。这篇小说发表后，我内心那颗文学的种子在发芽，在迅猛生长，而且逐渐郁郁葱葱。我小说创作的转折点是在1984年，我遇到了人生重大的坎坷。在我对自己困惑的时候，甚至对生活失去热情的时候，我写出了《春天的毒日头》给了《天津文学》。记得是老大哥吴若增给我写了一篇评论，然后在头题发表。几年后，冯景元担任小说编辑组长时，发了我的头题中篇小说《断弦》，著名作家张石山给我写了评论。那时代的天津文学青年，大家互相扶持，气场很好。大家对我这篇《断弦》聚在一起“评头论足”，使我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提升期。我很怀念那个时代，冯景元老编辑和文友们经常聚会，畅所欲言，说好说不好，都是一针见血从来没有含糊过。《天津日报》和《天津文学》就是我两个温暖的家，有事儿没事儿都过来坐坐，谈笑风生，往来无白丁。当时天津的文学创作是一拨儿人，都是二三十岁，风华正茂。我知道了，小说创作不是单枪匹马干的，也不是你有天赋就可以畅通无阻，是需要一个心心相印的团队，一个浓烈的气场，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几年前，天津作协给我开研讨会。我看到那些人如今已经两鬓白发，但说的话依旧那么锋利和睿智，让我释怀了不少。

1998年的秋天，天津群众艺术馆从曲阜道搬走。搬走那天，我在门口徘徊许久，恋恋不舍。曲阜道在我去的时候还是逼仄的小路，搬走的时候已经成为大道。2003年，天津群众艺术馆迁到了睦南道，那是一条浪漫而优美的路。睦南道路面不宽，但两旁的绿树却十分茂盛，使得整个街道安静而和气，仿若浪漫之境，在春天和秋天更是如诗如画。我自认为睦南道是五大道中最美的一条路，而且经不断地修复，越来越有味道。为了看这个美景，我每天上下班都骑自行车。晚上下班时慢慢骑过，那真是一种享受。安静，树阴成伞，不重样的楼房接踵而来。我欣赏的是那种充满立体的文化气氛，油画般的，有很多层次。现在的楼房多数都是一面，让你一览无余。我从睦南道走过，所有楼房都是远近重叠的，很多地方都被树木遮掩着，似有似无。在黄昏，慢慢地散步在睦南道，会觉得周边都是多姿的彩绸，一会儿在地上，一会儿又在天上飘游。夕阳西下，当我在橘黄色的光韵里有滋有味地走着，会发现街面灯光斑驳而富有彩色，好像走在图画上。我外地的一些朋友经常来看我，我就带他们在睦南道闲逛。他们惊呼，说，你天天在天堂啊。去年，我去英国的伦敦。在某条街道上行走的时候，恍惚就在睦南道。2013年，天津群众艺术馆又迁到了小围堤道口，从睦南道的不到两千平方米，在新馆到了九千平方米。这个数字的变化，可以看出文化在这座城市的影响和提高。

2014年的春天，我退休了。我告别天津群众艺术馆那幢大楼的时候，春暖花开。我是一个人悄悄走的，没想到离开时看见了很多同事送我。从1978年到2014年，我在这个单位工作了36年。看着它一天天地变化和成长，成为全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龙头。当年和我在一起编辑《天津演唱》的人剩下的不多，大家建了一个群，还是当年那样子聊天。说不尽的四十年变化，道不完的文化情结。今年，我居然领着两个“80后”女编剧写了一个现代京剧的剧本《正气歌》，天津青年京剧团准备搬上舞台。有人说，你还能写京剧，你还有什么不能写的。其实，四十年的发展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我解放了思想就有了这部戏。也算是一个四十年的“抖音”，尽管很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