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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殊印象

来源:中华读书报 | 王春林  2018年08月25日09:08

结识蒋殊的时间在十多年之上。隐隐约约的记忆中,那个时候的蒋殊,还在太原的一家国有大中型企业太钢工作,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的具体工作岗位就在太钢新闻中心。作为一位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作家,蒋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发表在《山西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草儿的粉》。虽然是篇幅不大的短章,但作家对草儿这样一位乡村少女的描摹与刻画,却还是令我至今难忘。

但就在我以为蒋殊应该就会在小说创作这条道路上要坚持走下去的时候,她的创作道路却发生了一种重要的文体转型。仿佛在不期然之间,蒋殊就不仅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位散文的书写者,而且还以一部名为《阳光下的蜀葵》的散文集而惊艳文坛。具体来说,作为一部回忆性散文集的《阳光下的蜀葵》,分别以“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地”这样三个篇章,满含浓郁的文化乡愁,回忆书写了自己在故乡小山村十七年生活的点点滴滴。用蒋殊自己后来的话来说,就是,不管是故乡的一条狗,还是一只鸡,甚至自己曾经爬过的那一道道山梁,在很多年之后都涌入自己的笔端,成为了这部《阳光下的蜀葵》中亮丽夺目的一片片乡村风景。大约也正因为在其中有真情灌注的缘故,所以这部散文集在文坛赢得一片叫好声,便是预料中的事情。有这片叫好声垫底,《阳光下的蜀葵》后来的荣膺山西赵树理文学奖,自然也就丝毫不显得意外了。

但请注意,就在蒋殊的散文写作伴随着《阳光下的蜀葵》的出版与获奖而日渐风生水起的时候,她却又在静悄悄地酝酿着又一种由散文而非虚构文学的文体转型。但在具体谈论蒋殊的这次文体转型之前,我们却须得注意到山西文学创作近些年来发生的一种巨大变化。山西一向被称为文学大省,从十七年期间的“山药蛋派”,到1980年代的“晋军崛起”,之前所依赖的文体都是单一化文体的小说创作。进入新世纪后,当下时代的山西文学正静悄悄发生着文体变化。一方面,小说创作还保持着传统的文体优势,另一方面,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多种文学文体的崛起与多元并存。散文,尤其是非虚构文学创作在新世纪的山西文坛越来越突出,乃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这一方面,不管是长期作为中国非虚构文学重镇存在的作家赵瑜,抑或还是曾经以一部《聂绀弩刑事档案》而使得当时的《中国作家》杂志在京城一时洛阳纸贵的作家寓真,以及那位以《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等一系列长篇传记文学作品而引人注目的陈为人等,皆是突出不过的例证。多少带有一点出人意料色彩的是,在《蜀葵》完成后不久,蒋殊携带着《重回1937》这样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集,通过对武乡当年抗战记忆的书写,也加入到山西非虚构文学的行列之中。

非虚构文学作为一种文体,其本身的美学要求有特别重要的两点。除了像其它文体一样要求具备艺术性、文学性之外,一是特别强调所表现对象的真实性,要求必须建立在真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基础之上。二是要求作家有突出的理性认识能力,非同一般的思想能力。对所写的人与事要有理性的穿透力。这两点,在蒋殊的书写中皆有着突出的表现。这其中,为我所特别看重的,是她的田野调查功夫。她对故乡武乡县的抗战历史,真正可谓下到了足够的历史考古学功夫。这一点,在她的序中说得很明白:“近两年时间,我从武乡西部的南关,行走到东头的关家垴,足迹涉及了全县14个乡镇中的11个,以及襄垣、太原等30个村庄(市县),文章内容涵盖了整个武乡县。一寸一寸的丈量中,曾经的岁月在我脑中一点点明晰。这些苦难深重的老人,这片英魂遍地的土壤,为我翻拣出一段一段血迹斑斑的历史。”由此可见,蒋殊是在用自己的双脚与思想充分丈量了武乡这片土地之后,方才彻底成就了这部沉甸甸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在我看来,民族记忆的建构,与地域性记忆之间,某种意义上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小河流淌大河才能满。每一个地方性、地域性的民族记忆都很重要,如果把每一处的地方性历史记忆都有效地建构起来,那么我们的整个民族记忆就会建立起来,就会特别丰盈,饱满,真切。蒋殊的这部《重回1937》思想艺术上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书写当年战争的残酷与苦难,另一方面又把抗战老兵当下的日常生存状态展示出来。质言之,把老兵当下的生存与当年的历史记忆巧妙结合,就给读者形成了很大的冲击力。只有在拥有了历史的比较与对照之后,我们才能够站在今天的思想与文化的高度上,去重新回首事关当年抗战的民族记忆。从这个意义上说,蒋殊以对家乡的热爱与家国情怀,既写了民族的历史苦难,更书写了一种以武乡抗战为载体的民族精神。这种正能量的书写,能够让我联想到文天祥的《正气歌》。更进一步说,蒋殊以她的《重回1937》写出了武乡人的正气歌,写出了她自己的正气歌,在当下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价值。

只要是熟悉蒋殊的朋友,就都知道,蒋殊不仅是一位文坛的多面手,同时从事着小说、散文与非虚构文学这样几种文学文体的创作,而且也还身兼山西一家很有影响的文化杂志《映像》的执行主编职务,把《映像》办得同样风生水起。也因此,在结束我这篇不像样子的印象记的时候,我所寄望于蒋殊的,就是在继续办好《映像》杂志的同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更突出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