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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党建的一次大推进 ——上世纪八十年代军队整党二三事

来源:解放军报 | 董保存  2018年08月17日08:13

在参加《余秋里传》写作过程中,接触到上世纪80年代全军整党的许多史料,今天读来,依然令我醍醐灌顶,感慨系之。

1983年10月11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标志着“文革”结束后全党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全面整党工作的开始。同时,中央确定,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的领导下,总政治部负责全军整党的日常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紧张的拨乱反正还来不及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等各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的、细致的整治。

在思想理论上,不少党员对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还有着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还有着不同的看法;由于拨乱反正工作的开展,一些党员干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共产主义事业的前途认识模糊,思想混乱;在作风纪律方面,有的党员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弛,根本起不到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还有不少党员领导干部贪污腐败,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党中央认为,必须对党的思想、作风、组织进行一次认真的整顿。

十二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在军委座谈会上,余秋里讲到了军队整党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还有一个值得重视的情况,就是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一些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以及封建残余思想渗透到部队中来……有些党员欣赏和宣扬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的思想,追求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混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界限,有的甚至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和动摇。‘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少数党员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对这些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消极东西,不可低估。”

军队的整党工作究竟怎么搞,怎样才能真正达到整党的目的,是余秋里反复考虑的问题。在军委常务会议上,余秋里提出:在当前党的思想路线大转变时期,有些人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想不通、不满意等问题,这是难免的。但不要随便说这是反对,要把一时想不通的同志和有意攻击现在政策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在整党的第一阶段,北京军区党委进行了探索。他们坚决不搞过去那一套“左”的做法,明确这次整党中实行“四不”和“四个允许”——对整党中暴露的问题,一不抓辫子,二不树靶子,三不打棍子,四不装档案;对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允许收回,允许改正,允许申辩,允许保留。这样就广开了言路。北京军区党委率先垂范,党委常委广泛开展谈心活动,沟通思想,促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

这一做法引起了余秋里的高度重视。在1984年早春召开的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会议上,余秋里介绍了北京军区的做法。他说:“北京军区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们整党的目的。”

3月初,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向全国转发了北京军区的经验。按语中指出:只有努力造成良好的民主氛围,广大党员才会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真正相信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已彻底摒弃过去在整党和其他政治运动中的一些错误做法,才会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圆满完成整党的各项任务而奋勇前进。

军队的整党工作首先是纯洁组织、清除派性,在这方面,全军各级党组织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整党全面展开以后,余秋里和总政党委按照邓小平关于“端正党风,首先要从高级干部整起”和时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关于“各级领导同志在整党中要带好头,要像打仗那样冲锋在前,指挥靠前”的指示,认真检查总政在党性、作风、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总政领导之间开展尖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对揭露出来的问题进行严肃处理。

各大单位的领导多数都起了表率作用,但也有的机关、有些领导做得不够好。有人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自上而下层层喊”,下联是“自下而上层层看”,横批“基本如此”。这引起了余秋里的高度关注。他把这副对联拿到军委派出的第二批联络员会议上,他说:“这副对联当然有些偏颇,但它反映了一些同志对某些领导只喊不做的不满和批评。不要以为这都是怪话,而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一定要增强整党的信心。增强整党的信心靠什么?就要靠我们的模范带头作用。”

在接下来的一次整党工作汇报会上,中央军委领导指名道姓地批评了几位高级干部身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在余秋里看来,群众最不满意的就是你的不正之风,就是你的官僚主义,就是你的特殊化。因此他提出,这是关系到党风能不能好转的大事。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率先垂范,边整边改,对有些腐败问题要认真追究,严肃处理。

北京军区党委抓了人们最关心的房子问题。军区党委常委带头对超标准住房按规定补交房租。常委一带头,机关动了起来,共腾出770多间房子,改善了300多名干部的住房。余秋里要求整党办公室把此事作为边整边改的一个动作进行通报。

沈阳军区抓住了一个严重官僚主义的典型。有一个油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盗卖各种油料50多吨,获利4万元,但一直作为出经验、出人才的先进典型加以宣传。在整党过程中,这里严重的贪污行为被揭发出来。对此,余秋里作出明确批示,官僚主义害死人,要把这个坏典型当做整改工作中的一件重要事情来抓。

干部的调动、提升都是人们非常关注的问题,也是整改中的重要内容。整党办公室报上来的材料中有一个典型事例,某大军区的干部部部长利用职权,把被开除党籍、已退学的儿子提升为干部。余秋里说:“对这样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手软,也绝不可以容忍。”他要求军区在整改过程中严肃处理,并举一反三,对通过不正当手段进入到军队院校的学员,非正常调动的、提升的干部,都进行了清理和查处。

管钱管物的单位是整党整改工作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单位为了弥补经费不足,用不正当的手段做买卖;有的巧立名目,滥发奖金、补贴和实物;有的挥霍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在全军整党办公室的督促下,对这些事情进行了认真清理。全军共撤销经营性的公司698个,追回因滥办公司经商被骗的资金1亿多元。

1985年初,部队的整党工作进入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整党是在全军的团以下单位展开,参加的单位多,党员的数量也多,新党员比重大。75%的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了解比较少,缺乏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锻炼。所以,这个阶段的任务也相当艰巨。

恰在这时,部队面临着裁军100万的精简整编和几项重大改革。有不少机构和单位要撤、要并,不少人的进退去留问题摆在了面前。也有一些人态度不端正,得过且过,观望等待,心思不在工作上。还有的到处找关系,为自己找后路。这也必然对整党工作产生影响。

同时,由于国门打开,商品经济的冲击来势很猛,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开始蔓延。吃喝风、钱权交易等腐蚀干部战士的思想,涣散部队的纪律,败坏军队的声誉,损害内部的团结,损害军政军民关系,使一些干部、战士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

同时,有关方面通过调研也了解到部队确实存在一些消极现象,有的还比较严重,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比如管理松懈,纪律松弛,组织涣散;追名逐利,伸手要官,毫不掩饰;目无组织,个人说了算,以人代法,以人代纪,个人代替组织等。还有贪占公物、侵犯战士利益、接受礼物、弄虚作假等问题。

针对如上的问题,余秋里提出要敢于面对现实,在整党中下决心解决。他引用邓小平说过的话:“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打仗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一个连队有30%的党员,这个连队一定好,战斗力强。为什么?就是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要大力宣传立党为公的英雄模范人物,让青年战士以他们为榜样,端正党风。

他还强调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划清什么是批评,什么是“打棍子”的界限,广开言路,让群众敢讲话、讲真话,决不允许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在整党中严格掌握政策,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通过整党,把基层搞得风清气正,生动活泼,党组织更有战斗力。

1986年7月3日,余秋里在全军端正党风整党情况汇报会上讲话时明确提出了“八个不准”。他说:“基层的问题,突出的是作风松散,管理教育不严。通过整党,要严格纪律,严格管理教育。除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外,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部队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还要明文规定:‘不准打骂体罚战士,不准接受战士的礼物,不准干部侵占战士的利益,不准对战士罚款,不准酗酒,不准赌博,不准看淫秽物品,不准弄虚作假’。对这些规定,要在部队公开宣布,教育大家共同遵守。凡是违反的,要严肃处理。要采取有力的措施,把部队中带有普遍性的不良倾向纠正过来。”

余秋里提出的“八个不准”,得到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时任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同志说:“这是新的法规,是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补充。”

“八个不准”正式在部队公布,有的在营房张贴,有的还谱成歌曲在连队传唱,在部队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战士的热烈欢迎,基层的风气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当前,人民军队正朝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搞好军队党的建设是军队建设发展的核心问题。我想,从1984年开始的那次军队整党,对于今天军队党的建设也具有参考价值。

(作者为原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余秋里传》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