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想到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心起波澜，有话要说。

从考上专业学校，到参加工作、正式走上社会，整个历程正好是四十年。所以，记述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与描画我个人的人生图景，恰是同步的过程，因此，记忆清晰，感受深刻，堪可谓历历在目，有零距离在场的感觉。

我出生在京西百花山下一个叫石板房的小山村。地理样貌，像一个封闭的瓶子，进出都从同一个狭小的山口，别无他途。生于僻地，每日都是鸡羊和猪狗，都是人工锄耪，靠老天吃饭，饱与饿，喜与悲，生与死，都是来自命运的规定动作。

据实说来，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通过考学而走出瓶颈，便绝对是自生自灭的一族。

所以，虽然考入的是一个农业学院的蔬菜专业，也像考入清华、北大，且志得意满，倍加珍惜。那样的专业，半日课堂学书本，半日田间学栽植，疑似有知识的农民，整日灰头土脸，与青春的靓丽无缘。但依旧阳光心态，书读得有滋有味，菜种得有模有样，因为身后有出路，可以“跳农门”。

因为希望在希望之中，就学的时光就特别欢悦，不仅满腹知识，还不忘出身，虽离土离乡，却培植了满脑子的庄稼情结，一句句农谚赛过诗句，记得格外真切。譬如：“立秋前后，栽瓜点豆”“头伏萝卜，二伏菜”“温室大棚，塑料盖”“立冬不砍菜，必然遭冻害”。不仅惦念人，也本能地惦念蔬菜。技术之外，多了一种悯农的人格。

记得上学的时候，校园里的白菜是由我们蔬菜专业的学生自己种的，立足于实习，却冬贮于学生食堂做饱腹之需，成就了两得之举。

因为有知识、有技术，我们种出的大白菜，就比田野菜农种出的个大、瓷实，口味也好，我们很骄傲，大白菜也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后来就分配到了蔬菜的产地——良乡。

那里有两万亩菜地，而我是唯一的一个受过专业院校系统培训的技术人员，责任和使命，便油然而生，几乎是欢叫着全身心投入。我把黑板支在瓜架菜垄之间，讲茬口安排，讲栽培要领，讲病虫防治，唇红齿白，不遗余力。菜农们求知若渴，便把我视为亲人，因为那时候刚把菜地承包到户，在他们眼里，我跟财神等同。蔬菜增收，他们便备下美食让我吃，不吃就嗔怨，斥我外道。那时节，我真是如鱼得水，每块菜地的土质、肥力、墒情，我都熟悉，因势种植，没有不增产的道理。于是，菜农们便对我生出一种依赖，种什么品种，都让我定夺；镇领导也对我生出一种信任，引进什么新技术，都要我最后决断。我美在价值实现之中。

在其间，我也得到了人性的滋养——

我所在的蔬菜站，站长姓陈。她身材中上，头发稀疏，因为稀疏，就显得慈祥。她亲自带着我下乡，虽系公干，但她把自家的自行车借给我。她骑得慢，我尾在身后，感到压抑。所以，我不希望她事必躬亲，没有她在身边，我骑得风声四起，有放飞的感觉。但她总是亲力亲为，让我感到，负责，敬业，其实是有重量的。她把我当自己的孩子，归来晚时，她会直接带我去她家里，给予饭菜和酒。我的衣服脏了，她会让我脱下来径直拿去洗，扣子掉了，她会一针一线地给缀。在她的撮合之下，我娶了妻子，为表庄重，她亲任证婚人。总之，她给我的都是不由分说的爱，一如母亲。

我推广地膜覆盖的那个村的村主任是个胖大的汉子，肚脐深陷，可以装下一个八钱的酒盅。他见我又跪又蹲地手把手教菜农堆埂苫膜，汗湿衣背，还伴以喘，便把午饭差人送到地头，并灌我以老酒。酒后他逗弄我，“敢不敢跟我摔几跤？”他铁塔一样稳重，我横竖摔不倒他，反倒被他摔得屁滚尿流。我被激怒了，不依不饶，每到午休，都要跟他摔，终于熬到把他摔倒，好强的心才得以平息。他躺在地上哈哈大笑，“我终于得逞了！”他说，“你是个好后生，但心好，还要体格好，那样才能有底气，把好事做长久。”原来他在用特别的方式表达对我的认可和关切，厚朴如土。

后来，农村的发展走上了城市化的快车道，在一块块菜地之上，耸起了一座座楼房，菜农也一拨拨地转成了市民，我原有的本钱，便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我不禁升起一层抹也抹不去的惆怅。为什么是惆怅，而不是悲伤？因为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的趋势，是农民过上文明生活的人间福祉，理应庆贺。但小我的位置毕竟会因此而迷失，自然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不适——在喜乐中忧伤，一如奢侈。

在惆怅中思考，又很快找到了自我——我出身于农，且学于农，毕业后又务于农，堪可谓满肚子的乡间物事，满腔子的乡村情感，满脑子的乡土哲学，积淀的且久且厚，正可以写。

大地清明，文思如涌，我抻过一张白纸率然而写。写满两页，自然而止，居然叙述完整，便加上一个标题“香儿和表姐”，毫不犹豫地投进邮箱。那个故事清浅而美，就是身边两个姐妹的实生活，一个开建材城，一个搞时装店，均挣脱了土地的束缚。

一周后，市里的报纸居然在副刊的头条予以发表，再一周后，市里的大评论家竟专门为它发表了一篇评论——《好大的一股磁力》。兴奋之余，又抻来白纸而写，写满两页再次投出。一周之后，再次发表。三月之后，居然被通知去参加北京市基层作者文学工作会，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大作家。跟大作家合影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比他高大、英俊，便得意洋洋。不期就被一个编辑叫到一边，“我发现你对文学缺乏敬意。”他说，“你每次投稿都是潦草地写在大白纸上的，作为自然来稿，编辑大可以置之不理，但我还是耐心地给你誊写在稿纸之上，交工人排版。亏你还是学农的，你们种菜的时候，是不是要把种子播在畦中间，把种苗定植在穴眼里？做到规范栽培，而不任性漫撒？”听了他的话，我木在那里。

初木知羞，再木知敬。亏了有这样惜才的先生，自己才没被埋没；也多亏了有这样敬业的编辑，中国文学才日日趋好。

写作给我带来声名，遂被区里领导看重，调我到政协搞文史研究，编《文史资料选辑》。这个选辑，以书代刊，卷帙颇厚，便需要大量作者，为此我四处踏访，尽力发现并培育作者，有极为敬业的样相。其中一个作者，文质殊胜，但为人清高，轻易不出手。因为需要他的稿件支撑，我便放低姿态，虽然我对他有“发现”之功，但也每每追赶着向他约稿。有一次，一篇稿件需要他终校，紧急召他到编辑部来，他言称感冒重，不能移身。我便只好骑车到他的府上，他趴在床上定稿，我则站在地上等待。临了，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是一个以作者为上的好编辑。”我说：“你别给我戴高帽，我是学蔬菜的，知道你是一棵优种大白菜，要想让你有足量的供奉，必须特别地施肥。”

话虽然说得随意，但他不知道，这背后有持重的精神依托，便是给我抄稿子那位编辑给我的人生启示，负重者身矮，有为者守恒。

世纪初，区文联成立，便顺势担纲。主持文联工作之后，我在精品创作和群众文艺两个维度上发力，名曰：精品创作要“顶天立地”，出大作、出名品；群众文艺要“铺天盖地”，建构区、乡村、社区三级文联覆盖的工作格局，化“文化下乡”为“文化在乡”，让文艺成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在自创、自展、自演、自享中，解决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的现实课题。

之所以能这样，一是缘于我一路走来的农民情结，二是农民本身对文艺的强烈需求。人的生活元素，通俗地概括，不外是吃喝玩乐。农村的富裕进程，先是让农民鲜衣美食（吃喝），无生存之忧；之后是有闲钱打牌、搓麻、游玩，宽松筋骨，但终究是侍奉肉身，久了就嫌无聊、嫌俗；所以，一旦富得殷实了，就要娱心，就要琴棋书画（乐），喂养精神。一个养鸡大户，一边做着蛋禽的外贸，一边开办了自己的书画院。他说：“我一手握着鸡蛋鲜，一手把着翰墨香，既富且贵，自得风流，不羡神仙。”一个村子被产业占地之后，整体转为居民，成为社区，每到晚间，人们纷纷涌向楼前广场，对居委会的领导说：“快给我们请些专业老师来，我们要唱歌，我们要跳舞。”既然有这样的乡土律动，文联组织怎么能不及时到场？

于是，地区文艺工作就有了品牌和标杆效应，我本人也被授予北京市德艺双馨文艺家，并被评为北京唯一的一个全国文联先进个人。

好像我已经成为一个广有声名的文艺人物了，但冷静回望，不禁感到，我之所成，不过是不忤时序，顺势而为而已。因为我与改革开放结伴而行，与历史同源，与时代同脉，一切都是时势所赐。

一如大海凝重便不屑标榜而无波，一滴水如果不融入巨流就会干涸，感恩之下，应不忘初心，依然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