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方的树叶儿开始泛黄的时候，传来不幸的消息，母亲得了胰腺癌，晚期。

我得知这一消息时是一个傍晚，夕阳正把它最后一点余晖洒向房间，周围的一切都变得一片昏黄。虽然在广州，窗外仍是满目葱茏，可在这昏黄之中，我却似乎在恍惚间变成了一片枯叶，在这人生陡然而至的风雨飘摇中，显得那么有气无力、难以自控和身不由己。

大姐在电话中告诉我，经石家庄、北京两家医院确诊母亲是胰腺癌晚期，而且按照医学推测生命的期限也就在三到五个月之间，并且百般叮嘱我，如果回去看望母亲千万不要透露病情的真相。

回家的路途是遥远的，一路风尘一路颠簸。也多亏这一路的周折，给予我情绪上极大的缓冲与释放，在地铁上我心急如焚，在飞机上我忍不住热泪长流，而坐在长途巴士上的我却渐渐冷静下来，开始默默盘算着见到母亲第一句话该说什么、该怎么说，该用怎样的表情和神态，才不至于让她对于我这次回家有什么异样的感觉。于是我在心中一遍遍、一遍遍演习着见到母亲时的场景，并且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能让母亲看出我有丝毫的悲伤、焦虑与不安。

有母亲的地方就是家，而家又是多么温暖多么亲切啊。当我一脚踏入家门的时候，倒是母亲先看到了我，她边急急地从坐椅上站起来，边微笑着招呼我的小名，满头的白发已被风吹得有些凌乱，看上去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原来母亲已经知道了我到家的大致时间，就早早地坐在院子里等我。看到母亲的微笑，我心中郁结的冰疙瘩不自觉地开始融化了。

就象每次回家一样，我就和母亲一起讲笑话，聊家常，谈工作，最后很自然地便扯到她的病情上，她说：“也不知怎么的，这次生病好象和往常不太一样，感觉非常不舒服。”我说：“你想啊，身体里长那么大一个囊肿，肯定不会舒服了？”听完我的话，母亲点了点头，表示对这话的信服。接着，我又说：“那个囊肿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消下去的，你要坚持喝那些中药呢。”听完我的话，母亲又重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她喝那些中药的决心。

嘱咐完母亲，重又踏上了返回广州的路程。以前，我只听说过生离死别，但我不知道我与母亲的这次离别到底是生离，还是意味着死别。

这是一段多么煎熬的时光啊，母亲在北方坚持不懈地喝着中药，我在广州牵肠挂肚地想象着她同病魔抗争的情景，这是努力拼搏的过程，也是苦苦挣扎的过程，让我想到北方秋后的叶子，在秋风中枯黄了，瑟瑟着，然后随风凋零、翻飞，最后落到冰冷的地上……

好不容易捱到了寒假，又登上北上的列车。透过车窗望去，北方大地一片苍凉，小草与麦苗干枯了，光溜溜的秃树枝毫无表情地丫叉于灰蒙蒙的天空，刺得人的心生疼。我不禁打个寒噤：母亲，你还能挺得住么，你还有多少力量与病魔抗争啊？

终于又见到了母亲，她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明显比上一次见到的时候要消瘦了许多，但值得让人宽慰的是，她的精神却很好，她依然和我讲笑话、拉家常、谈工作。但这次，她却不再一遍遍探究她的病情，而是不断说那些中药的效果多么多么好，还说等到了春天，柳树发了芽儿，她的病肯定会慢慢好起来的，从母亲的神态我能看出来她有充分的把握和十足的信心。

是呢，我不禁豁然开朗，忽然为自己一直以来的悲观而自责，怎么就断定母亲一定斗不过癌呢，我的眼前又闪现出这样一幅场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绕过敌人的炮楼，同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把鸡毛信送给远方的八路军。当年那个坚毅、刚强、勇敢、智慧的小女孩能斗得过日本鬼子，今天也一定能斗得过癌，我期待着并深信这世间，一定会有奇迹发生！

走进父母的卧室，简朴、干净、整齐。母亲非常喜欢布艺，而且也总是把房间布置得花花绿绿、富有生气，那些被罩、床单、枕套，红的花、紫的花，还有绿的叶子，绚烂着满屋子的春光，我的心也不禁春意盎然，心里默叨着：春天快来吧，春天来了母亲就会好起来。

虽然非常不愿如当初的所料，但又正如当初所料的事终于发生了，母亲的病情在日渐一日地急剧恶化，疼痛也日渐一日地剧烈。起初疼痛间隔的时间长，后来疼痛间隔的时间就越来越短了，再后来疼痛就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这时，只能靠止痛针剂度日。

当我再次赶到母亲身边时，她的神志有时已模糊不清了，但她依然坚持自己去卫生间。虽然日夜有人守护在母亲身旁，但我们还是担心不注意时她会从床上摔下来，就在她的床下铺了一块厚厚的毛毯。一天，三姐去厨房端中药，房间只剩下母亲一个人，等三姐回到房间时，竟看到母亲把从衣柜里取出的一撂撂衣服摆在毛毯上，就象平时一样，认认真真地整理着、折叠着，三姐见状赶紧把她搀扶到了床上。

母亲的病情一天重似一天，我们姐妹几个惊慌失措、如临深渊，商议着是不是应该找机会把病情的真相告诉她。有一天母亲又清醒过来，把我们姐妹几个招呼到她身边，非常平静地对我们说：“我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你们也不用说了，万一这场病我挺不过去你们也不要怕，我到了天堂也会保佑你们。”我从小就非常信服母亲，记得小时候每当身体不舒服，第一时间就会告诉母亲，母亲就会摸摸我的额头，说：“不烧，多喝点水就好了。”然后我就听母亲的话多喝了些水，而后果真就好了；或者有时她会说：“有点烧哦，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然后我就吃了她给我的药睡一觉，而后果真就又好了。有时候半夜醒来，望望四周黑漆漆一片，忽然感到好怕，就扑到母亲怀里搂着母亲的脖子喊怕，母亲摸摸我的头、拍拍我的背说不怕不怕，说也奇怪，我就真的不怕了。这一天听完母亲的话，面对从未经历过的生死考验，我们竟也真的不怕了，虽然也是偷偷流泪，却能平静而自然地面对命运的安排。

母亲也依然平静而自然地度日，除了我们给她定时用止痛针剂外，只要一醒来，她依然坚持喝那些中药。由于使用了大量的止痛针剂，她的舌根已经发硬了，舌头也不象以前那样灵活，再加上大面积的口舌生疮，不仅说话含混不清，吞咽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有一次喂她中药，中药汤从她嘴边流下来滴在花被子上，她努力伸出手无力地指了指被子，示意我们被子脏了，应该拿去换洗了。

母亲昏迷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清醒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到后来基本上处于完全昏迷状态，但只要听到她均匀的呼吸，我们心里就踏实，就安宁。在这最后相伴的时光里，我们就是倾听着母亲的呼吸默默度过的。

终于没能熬到柳树发芽的那一天，在三月的一个午后，母亲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起来，然后越来越浅，越来越浅……突然有那么一刹，骤然间，一切都仿佛冷凝。母亲就象一片坠落的树叶一样，悄无声息，再也不能重返生命的枝头。

我不知道火山是怎样爆发的，我只知道积压在心头整整五个月的悲伤是怎样撕心裂肺地穿越而出，化成利剑，刺向命运的无情。让我们哭出来，让我们喊出来，但那个简简单单的字，我们却都不曾说出来。

癌就一个字，谁都没有说一次。

母亲走了，留下一个小小的存折，还有一张薄薄的师范毕业证书。回想这五个月，与其说是我们陪伴母亲走在抗癌的路上，倒不如说是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们同母亲一起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母亲去世前，她在河北我在广州，总觉得我俩之间相距好远，可母亲去世后，我却觉得她好象时时刻刻都在我的身边，我的所思所想，我的喜怒哀乐，她都全部洞悉。

想母亲的时候，我就照照镜子，因为见到我俩的人都说我跟她长得极像，我是母亲生命的延续啊，我一定要好好地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