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分享天山的荣光 ——纪录片《天山脚下》拍摄手记

来源:光明日报 | 祝勇  2018年06月29日07:53

吐鲁番老艺人演唱木卡姆

天山春季转场的牧民

海报设计:祝苇杭

纪录片《天山脚下》包括5集电视版纪录片和一部同名纪录电影。纪录片通过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故事,展现天山脚下自然风物的四季更迭,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真实状态,反映新疆各族人民热爱家园,延续传统,追求梦想,拥抱现代文化,多民族和谐共居的主题。

2016年7月该片正式开始拍摄,摄制组一行近20人,克服种种困难,寒来暑往,跨越四季,辗转总行程超过15万公里,历时一年多时间。

该片即将在央视综合频道(CCTV1)首播。

冰川

此刻,我早已回到北京,在剪辑机房里度过了几个月的时光,但我并不觉得自己离新疆很远。相反,我觉得新疆很近,甚至比北京的某个地方还近。因为在这硕大的北京城,有许多地方是我一辈子不曾去过的,但新疆,我几乎可以在自己想要的任何时候,安然抵达。

我和《天山脚下》剧组其他人员走出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新疆电视台司机老杨、小邵等人会照例等在出口,接过行李,放在越野车的后备厢里。然后,出发,在新疆如树叶纹脉一般错落伸展的道路网上,在冰山、草原、戈壁、沙漠的巨大布景下,展开一串车队,向大地的深处狂奔。我从事纪录片创作已十几年了,到了天高地远的新疆,才知道什么叫场面宏大。真正的宏大,不是人为的,而是天造的,地设的,是人力不可为的,甚至连想象都无法企及的。大地是真正的视觉大师,从造型到色彩,都达到了极致,既合乎美学原则,又合乎科学原则。

人们把新疆的地形归纳为“三山夹两盆”——中央是天山,南面是昆仑山,北面是阿尔泰山(基本呈三条平行线东西绵延),中间夹着两个盆地——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而两个盆地中央,又各有一个巨大的沙漠——在南疆塔里木盆地中,有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世界上第二大流动沙漠;在北疆,在准噶尔盆地中央,有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其实新疆有八大沙漠,除了这两个沙漠,新疆还有六个大的沙漠。但沙漠内部,却仍有生命在潜滋暗长。在沙漠的背景下,胡杨林犹如已在沙海里搏斗了一万年(胡杨树号称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腐)的金色军团,在沙漠上展开军阵;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也一样繁花似锦、草木妖娆,犹如地毯的绚丽花纹。那不是幻觉,是一些短命植物,在拼命争取着生存的机会,那份强韧与执着,让人触目惊心。

在这壮观的沙漠之上,是“三座大山”巨大的冰川,高悬在天际。它们并不让人感到惊恐,我想这是因为它们是白色的,白是轻的,没有重量感,像大朵的云,在蓝天里浮游。这是大地上最合理的设计了吧。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但这里并不缺水,只不过新疆的水,集中在山的顶部。冰川,被称作固体水库,仅天山在中国境内的冰川,就多达9035条,足以滋养新疆166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全中国六分之一)的土地。

我对画家冷冰川说,你见过冰川吗?你去新疆吧,到了新疆,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冰川。在新疆,冰川无处不在——不仅在蓝色的天空下,在我们视线的上方,而且在戈壁沙漠、草原山谷,在火焰山脚下的坎儿井里,甚至在人们的茶盏中,都有冰川——那是液体的冰川。有了冰川,才有塔里木河、伊犁河、额尔齐斯河、玛纳斯河、乌伦古河,这众多的河流在大地上纵横游走,逶迤穿梭,所到之处,有生命星星点点、成簇成片地浮现出来。连塔克拉玛干沙漠,都窝藏着大大小小一百多个绿洲,有野骆驼、鹅喉羚把这里当作生存的天堂,有尼雅人、罗布人、克里雅人、牙通古斯人在里面世代生息。更不用说在色彩绚烂的北疆,水草丰美、物种齐全,被称为世界的“天然基因库”……

因此我说,大地的设计,是合乎科学原理的,譬如冰川,不仅有“审美价值”,更有“实用价值”。在这距离大海最远的大地,依然可以受到水的惠泽。冰雪也是水,可以永久保存的水。洁白的冰川,在大地上变幻出神奇的图案,有如不断翻转的魔方,让生命的奇迹,轮番出现。

但我并不准备把这部纪录片拍成风光明信片的集锦,那太外在、太肤浅。我希望这部纪录片具有“文学性”。啥是“文学性”?简单说,就是要有人(尤其是普通人),去表现他们的情感,触及他们的灵魂。在我看来,人,才是新疆最美的风景。

担任本片总制片人之一的颜占领老师在后来的主题阐述中写道:“不预设主题或立场,进入那些最普通的人的日常生活,只因生命的价值都精妙地镌刻在日常生活的纹理和节奏里。新疆因为自然环境,因为众多民族,因为生活方式,因为传统,那里人们的日常生活自带光泽。去过新疆有深入体验的人想必都会感受到这一点,那种独特的‘新疆味道’即便在你离开新疆很久之后,仍让你魂牵梦绕。”

二十多年前,我就从新疆军旅作家周涛先生的散文里,领略了新疆人的魅力。它的名字叫《过河》,是说作者曾经骑着一匹青灰色的马过河,但湍急的河水让马畏惧,踯躅不敢前行。作者找到最近的一个毡房,想请当地人帮他驱马过河。但一掀开毡帐他就暗自叫苦,因为里面躺着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仿佛重病在身。“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而那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八十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意外的是,老人答应了他的要求,一骑上马背,她就像换了一个人,就像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那马也像换了一匹马——“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

散文很短,也就千把字,文字质朴无华,却有一种刀斧般的力量感,把马背民族的精气神,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二十多年不曾泯灭。写人,其实就是写这片土地。写好了人,这片土地才有了灵魂。散文的结尾只有一句话,却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此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可以说,周涛先生这篇《过河》,就是一部微型纪录片——我理想中的纪录片,而且,刚好切合了我们的题目:《天山脚下》。

我们的纪录片,就从人与马的故事开始,刚好也是哈萨克族,只不过我们的主人公,不是年逾八旬的老妪,而是4岁的儿童夏依布兰。地点不是巩乃斯草原,而是伊犁河谷,著名的杏花谷。春天来临时,满谷的野生杏树林全部开出粉白的花朵,在山谷中,如海浪般起伏汹涌。就在这如仙如幻的世界里,哈萨克牧民的春季转场就要开始了,父亲要夏依布兰在转场开始前学会骑马,以便让他单独骑上一匹马参加转场。我们记录了夏依布兰学会骑马的过程——包括马不听他使唤,带着他狂奔时,坚硬的树枝在他的小脸上划出深深的口子,还有从马上掉下来,个子不如马高的夏依布兰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骑回到马上。哈萨克人对马的亲近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无须任何大人的参与,4岁的夏依布兰,几乎是自己教会了自己骑马。或者说,只有自然,才是最好的老师。感谢勇敢的夏依布兰,因为在他的身上,人与自然的那份和谐与默契,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在天山南麓,风景如画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我们则拍摄了一个蒙古族牧民由夏季牧场向冬季牧场转场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题,已不是一个哈萨克牧民马背人生的开始,而是蒙古族老人闹日甫阿拉西与一匹老马的告别。闹日甫阿拉西是土尔扈特人。土尔扈特部,清代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8世纪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领17万族人自伏尔加河流域东归,终有4万多人返回祖国的那段激荡人心的史实。闹日甫阿拉西,就是他们的后裔。闹日甫阿拉西家中养着一匹老马,伴随他家四代人走过近40年的岁月。闹日甫阿拉西的孙子朗才生下来时,这匹马就是家中的一员。这匹马还救过朗才的命,朗才小的时候曾跌进山谷,是这匹马找到了他,用嘴叼起他的衣襟,把他安全带回到家里。但是这匹老马,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无论如何熬不过这个冬天了。按照土尔扈特人的习俗,闹日甫阿拉西要把老马放生,让它在大自然中死去。当我们拍到闹日甫阿拉西一家与老马相别的一幕时,不仅闹日甫阿拉西流出了眼泪,连老马的眼角,都溢出了泪水。

我从不曾感觉到讲述的穷尽,只觉得我们的镜头忙不过来。因为在新疆,在天山脚下,这些感人肺腑的故事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只要我们沉下去,人们就会向我们敞开他们的情感世界,在每一次欢歌之后,痛饮之后,在他们明媚的笑颜里,甚至闪动着泪光的忧伤里……

企盼

在开拍之前,我花了大量时间在这片土地上游走,一寸一寸地感受这片土地。此前20年,我几乎走遍了全中国,也刚刚把一本厚厚的散文集《中国记》交给出版社,但唯独新疆,我几乎从来不曾到访(只有多年前,去过一次楼兰)。也许因为新疆太遥远,让我鞭长莫及,或者它太神秘,就像一个古老的谶言,我不敢轻易开启。后来我发现,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更好的机缘、一个更加成熟稳定的心境,去面对这片土地。

直到我不再年轻,不再以猎奇的目光打量世界,我才真正有底气走进新疆。因为只有多经历一些人事,才能在壮美、浪漫甚至离奇之外,更深刻地理解它内心的平实与坦荡,聆听到它心跳的沉实与有力。新疆是一片传奇的土地,但它并不轻浅,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那样诚实、友善,又不失激情地生活着,与他们的土地融为一体,企盼着每一个必将到来的明天。因此无论在夏季炙热的火焰山下,还是冬季冰寒的阿勒泰山谷,他们的世界都那么绚丽而丰饶,像一支支古老的歌,足以穿透所有的空旷与寂寞。

喀什是中国最西端的大城,也是丝绸之路向西进入帕米尔高原的最后一个重镇,一座在阳光下泛着土黄色泽的、充满维吾尔族情调的古城。在这里,我找到了维吾尔妇女麦合蒲来提。前两次去喀什,我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物,能够承载一个普通人在这条国际通道上的命运起伏。第二次离开喀什,天下着大雪,路上的积雪没到了腿肚子,让行走变得艰辛,似乎隐喻着调研的举步维艰。飞机延迟,我在机场百无聊赖,随手翻动杂志,就看见了一个对麦合蒲来提跨国婚姻的报道,虽然很短,却眼前一亮,立刻用手机把她的照片拍下来,发给喀什外宣办的艾克拉木,问他认不认识这个人,他说不认识,我请他帮忙找。

没想到,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小艾电话,说找到了。于是在春天里,我三到喀什,终于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麦合蒲来提的家。

麦合蒲来提人到中年,依旧保持着维吾尔族女性特有的魅力。她年轻时很美,因此后来拍摄时,我们特别拍摄了她影集里的照片。二十多年前,一个在乌鲁木齐学习的日本人江上鹤也来喀什,爱上了她。但此前,她已经历了失败的婚姻,留下了一个有病的儿子,往日的伤痛,这让她在这个异国男人面前踌躇不前。江上鹤也真心爱她,等了她很多年,终于,他们结了婚,很幸福。

说到动情处,麦合蒲来提哭了。那一刻,我的内心无比震动,不仅因为眼前这个女性迈向幸福的每一步都很艰辛,更因为在一个陌生人面前(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她能如此敞开心扉,仿佛我们是多年的老友。那一刻我意识到,在最深的情感面前,所谓的“文化差异”,真的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几个月后,趁江上鹤也来喀什探亲,我们拍摄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等待的故事——到了这把年纪,他们依然在等待团聚。我为他们生命的韧性,为他们内心不曾泯灭的对幸福的向往而感动。对于丝绸之路,我也有了新的理解——贯通这条世界上最长道路的真正驱动力,其实就是生命的韧性,和对明天的朴素向往。

因此,后期制作时,看到屏幕上的江上鹤也像往常一样默然离开,麦合蒲来提沿着他们散步的路独自回家,我写下这样一段解说词:“在宁静的外表下,她没有一天放弃过自己的梦想与渴望,一如这缓慢时光中的老城。”

坚守

梁观松说什么也不肯让我们拍摄他的故事。

但与他见第一面,我就下了决心,非拍不可。

我到龟兹研究院,见到了梁观松——一个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龟兹研究院工作的福建青年。龟兹研究院在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县,位于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研究院距离县城几十公里,周围除了层层叠叠的土黄色山峦,几乎什么都没有。但这里有世界文明史上最珍贵的宝藏——克孜尔千佛洞。库车古称“龟兹”,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被认为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几大文明在世界上唯一的交汇处。著名高僧、佛教翻译家鸠摩罗什就出生在这里,他的父亲是印度贵族,母亲是龟兹王妹。在克孜尔尕哈山谷,北依明屋达格山,南临木扎提河,自公元3世纪起,开凿了大量的佛教洞窟,里面的壁画和造像精美绝伦,比敦煌要早几个世纪(佛教就是经过这个文明的十字路口传入中原,才有了敦煌、云冈和龙门三大石窟)。在这里开凿佛教洞窟的热潮一直持续到公元9世纪,长达六百年,延续时间之长,绝无仅有。

梁观松的工作,是在克孜尔千佛洞临摹佛教壁画。工作方法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进洞临摹,就是在现场照着画;另一种是用数码技术将壁画拍成原大的照片,放在工作台上,照片下面打灯(工作台下面有灯),上面铺上纸,进行勾描。前者为临,后者为摹。我找到梁观松的时候,正值夏季,阿克苏天气最热的时候。在工作室临摹时,要把窗户都关上,电扇空调都不能开,还有大灯炙烤,整个房间,有如桑拿房。汗水顺着他的下巴,滴在纸页上,混合在颜料里,让佛的形象里,加入了人的体温。

其实最让我吃惊的,是他对寂寞的忍耐力。研究院几乎处于荒山中,离遗址很近,离人间很远(当年开凿佛窟有意选择离市镇较远的偏僻清静之地,以利于修行)。没有红尘滚滚,连超市,也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县城,一周才能去上一次。梁观松的坚守,几乎刷新了我对80后、90后的印象,因为在我心里,这代人几乎是养尊处优、不知奋斗艰辛的“小太阳”。女友在这里待不下去,要他离开,他都坚持留下来,二人几度分合,让他痛苦不堪。但一进入工作状态,他又无比愉悦。在他眼里,千佛洞才是真正的繁华绚烂之地。他是一个对色彩敏感、对物质迟钝的人,而文明从来都不失华美的色彩。在幽深的洞窟里,他看到的是一部部辉煌的文明大片,里面有武士降临(第14窟“八国骑士分舍利图”是目前最完整的古代龟兹武官画像),也有优雅的伎乐飞天(以第30窟的“八身飞天”最为著名)。

梁观松一直拒绝我们的拍摄,因为在研究院,许多人的付出比他更多。但在我看来,这个年轻人,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典型。我磨破了嘴皮,他才勉强同意了。我得寸进尺,想拍下他和女友的争执,使得这段故事的冲突感更强,但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同时无意在拍摄中加入太多人为的因素,最终还是放弃了。我们赶在冬天到来之前拍摄了他的故事,因而我们没有拍到他在工作室里挥汗如雨的状态,但许多细节是事先不曾想到的(像许多其他故事一样,我们记录了人物最真实的状态),那是在他的宿舍里修复一对淘来的茶盏——他原本是想等女友来,他和女友饮茶用的。两只精美却有点残破的茶盏,寄寓了他对女友的思念,细致的修复动作,则隐喻着他对感情和好如初的企盼。

由于内容的相似性,在调研中遇到的许多人与事,拍摄时都不得不舍弃。比如同样在库车,在森木赛姆石窟,我遇到了一批修复石窟壁画的年轻人。一千多年的风沙,以及洞窟渗水等因素,使画壁已经受到而且正在经受着自然的破坏。这群二十多岁、许多是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就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对壁画进行固定。一天完成的固定面积,最多也只有一个小手指甲那么大。如果造成脱落,还将受到处罚。洞窟附近没有水源,他们每天都要从很远的河里抬水上山,有限的矿泉水,全部用于壁画修复和固定,他们舍不得喝。他们还要自己做饭,轮流担任厨师。因此,在修复之外,他们还被训练出了做饭的技能——我没有说烹饪,因为那是极简单的饭菜。我在他们的工作站看到了他们的厨房——或者,一间被叫作厨房的屋子,地上胡乱堆放着一些大白菜、土豆,他们的三餐就像他们的工作,日复一日,鲜有变化。

但没有人抱怨,相反,他们很快乐,永远在说说笑笑。我想,有年轻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快乐。年轻就是一个制造快乐的年纪。从洞里出来,望着横无际涯的洞窟,我想,文明的累积,靠的不只是牺牲与苦行,内部深藏着他人不知的幸福与欢乐,还有将个体生命融入历史的那种巨大的荣耀感,尽管所有人的名字,都注定将被历史隐去。

洗礼

2016年5月,中央电视台颜占领老师打来电话,把拍摄这部纪录片的任务交给我。这是一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电视台共同出品的大型纪录片,是这两家权威机构合作,继《第三极》《香巴拉深处》之后的第三部以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材的纪录片,也是第一部国家级涉疆纪录片。自从我2004年担任中央电视台《1405,郑和下西洋》总撰稿,我作大型纪录片的总撰稿已有十几年,创作的纪录片总集数也接近一百集了吧。但这是我第一次担任总导演,而且面对的是如此重大的题材,任重、道远,都不是夸张之辞,机遇与挑战并存,也绝非口号。我和剧组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这份托付,意味着什么。

多年的纪录片创作,让我对这部纪录片充满信心。当然我知道,一定有许多事,是我不曾预料的。比如最初在伊犁拍摄牧民夏季转场时,与一场大雨不期而遇,剧组猝不及防,携带的帐篷里进了水,当天晚上,大家只能穿上雨衣,坐在雨水里,瑟瑟发抖地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所幸设备没有损失。

在那拉提草原,我们更是遭遇了连续6天的大雨,剧组被困在宾馆里一筹莫展。在等待6天之后,我只好决定在雨中拍摄,摄影指导孙宇也平生第一次在攀岩教练的保护下,身系保险绳,从悬崖顶端下到湿滑的峭壁上拍摄。也是在那一次,我们在返回驻地的途中遭遇山体滑坡,假如我们的车队快了一分钟,直径十米左右的巨石就会砸进我们的车队。

我的剧组同仁,在海拔负154米的吐鲁番盆地和海拔超过4000米的帕米尔高原之间,在“凛冽的北疆严寒和恐怖的南疆毒热的轮番折磨”之间奔走,从来没有胆怯、犹疑、涣散。比如在鄯善超过50摄氏度的高温下拍摄沙漠(地表温度已接近80度),摄影师孙强中暑呕吐后稍事休息,仍然坚守着二号机位;而在冬日的阿勒泰,连航拍器都不工作了,摄影助理陈明轩突患雪盲症,就医后依然坚持工作。为期一年半的实地拍摄,全组没有一个人脱队,包括导演陈磊的奶奶去世、摄影指导孙宇的哥哥患癌去世,他们匆匆赶回料理,又迅速回组投入拍摄。在新疆,在天山脚下,在这些平凡而伟大的生灵中,每个人的内心都经历了一次洗礼。

拍摄结束时,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新疆,我们都觉得自己已成为新疆的一部分。新疆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我觉得在于它巨大的包容性——它不仅容纳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的地貌形态,而且容纳了复杂多元的民族与文化。颜占领老师后来总结说:“在我们拍摄的日日夜夜,跟当地人相处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会有这样的体验:民族身份不重要了,文化背景不重要了,那里便是故乡,处处是亲人。”“在种族、宗教与文化冲突仍然存在并且局部引发冲突或战争的今天,新疆各民族的和谐共居是值得深入解读的标本。”他还说:“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的性格和气质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和血液里。不管他是汉族、维吾尔族,还是哈萨克族、塔吉克族。”

我们因这样一次拍摄而分享了天山的荣光,我们用这部纪录片向伟大的天山致敬。

(作者:祝勇,系散文家、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纪录片《天山脚下》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