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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新老上海的食与色  ——评《家肴》兼论唐颖的上海书写

《收获》微信公众号 | 刘小波  2018年05月22日16:47

唐颖长篇《家肴》:

上海的一个普通家族,偶尔在红白喜事时聚一下,既有亲情也有疙里疙瘩的隔膜。从女孩容美眼里看去,彼此的关系真是纠结。大舅元鸿刑满释放回上海,无法与曾是小老婆的宝珠共同生活,一个人搬出去住,巧遇因他入狱离开的外室阿馨,两人再次往来,却给家族带来波澜。

隐瞒让家庭充满秘密,也因此成了他们人生中的隐患。容美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一直在各种纠结中,倪家的人为什么要隐瞒亲人去世的消息?元鸿为什么会坐牢十五年?表哥知成为何突然改姓并与家里断绝关系,姐姐容智为什么远走他乡不和家里人联系?其中最大的疑问是,为什么父母都更加关爱容智。

在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书中的“上海一家门”,如一叶小舟在激流中飘摇;历史留下的伤痛在后代身上蔓延,看似无解,但亲情力量仍无处不在,就像一道道家肴,虽然普通,总是入味。

从《家肴》中走出的“上海一家门”,是两代普通的上海人。充满日常生活气息,十足接了地气。沿着小说的情节线索,作者在这部新长篇里,写出了她拿手的上海情调,更写出上海的岁月沧桑;既写出“上海人”的命运,却又超越了地域和时代。

作者刻画的老一代上海人,其中几位可说是离经叛道!是文学长廊中的崭新形象。

与唐颖以往的小说不同,从“文艺”进入“日常”。小说走的是结实朴素的路子,用接近白描的手法,直抵生活的里子,却让“絮语家常”具有书写的张力,在小说这个体裁里的“日常”具有了独特的美学价值。

作家唐颖

新老上海的食与色——评《家肴》兼论唐颖的上海书写

刘小波

一贯书写上海的作家唐颖长篇新作《家肴》继续书写上海生活,用生活的细节真实描摹了上海的深度浮世绘,衣食住行与两性关系这些最具生活底色的书写成为她小说中心主题。《家肴》以家族小说的笔法书写一个家族的家长里短,写出了一部新老上海的食色录。

古语云:食色,性也,可以说点明了中国文化的一切根源和精髓,饮食男女是人类最根本的特性。唐颖的小说则是这一观点的现代演绎,她的小说可谓现代都市食色录。在她的小说中,饮食和性爱成为两大绕不开的话题。《家肴》依旧是围绕食色展开的叙述,与上一部作品《上东城晚宴》从标题开始都已经十分相似,不同的是上东城晚宴的地点在纽约,家肴的故事几乎都在上海展开。

中国文化严格来讲就是一种世俗文化,缺少真正的宗教和对神的崇拜,素来讲求天地人和,人与天地是并列的,这正是世俗世界的本质,尤其是进入当代社会,日常生活审美化、泛审美化等观点盛行,世俗书写更成为大宗,比如王安忆关于上海书写的小说就有大量的饮食风物描写,唐颖的书写愈加具有市井气息、更加接近世俗生活。

《家肴》中关于饮食描写依旧有很多,比如酱鸭蹄髈红烧肉,以及青团年糕芝麻汤圆等,小说特别写到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上海人仍然要半夜去菜场排队买食材,费时费力地精心制作家肴,特别是过年的礼数更多更繁琐,却年年如此不敢懈怠,饮食已经充满仪式感,这种饮食文化也成为上海的底色之一,由此显现出唐颖小说的市井气息。

由于唐颖的小说惯用出走与回归的双城书写模式,使得她的双城书写有一种还乡的意味,而饮食正是这一表述最重要的道具,无论时间怎样流变,传统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仿佛亘古不变,上海作为大都市,变化瞬息万千,但有很多东西绵延不绝,比如饮食以及由饮食构成的基本生活习惯,比如《美国来的妻子》中,有不少地方都有对上海饮食的精致描写,尤其是从美国回来的汪文君视角出发,饮食成为不可或缺的道具。

从白话文学诞生前夕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到白话文学诞生以来的叶灵凤,再到海派文学的代表穆世英、刘呐鸥等,尔后张爱玲,直到王安忆、金宇澄,一代代作家描绘了五彩斑斓的上海。唐颖是上海书写的又一代表,与他们相比,唐颖有所继承,也有自己的突破。总的来说,唐颖了上海书写揭开了魔都身上神秘的面纱,展现充满人间烟火气的真实生存空间、现实的都市生活。

在唐颖的小说中,弄堂、外滩、阿飞街、Park97等上海场景不断出现。《阿飞街女生》描写了20世纪70年代南昌路上的弄堂生活。《另一座城》将龙的个人问题也归结到上海的城市品格,虽有牵强也并不过分。《家肴》中对上海的书写仍在继续,逡巡于新旧上海之间,人物性格与命运最终与城市关联起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唐颖的上海书写还在中西对比中来展现,很多小说穿梭在上海与国外大都市之间,通过域外的视野来打量上海,比如《美国来的妻子》《另一座城》《上东城晚宴》,包括非虚构的《与孩子一起留学》,上演了一幕幕双城记。

双城书写是上海书写的常用模式,这主要与出走逃离有关,女主人公离城出走进入另一座城市,居住场所的转移时有发生,比如叶灵凤的《时代姑娘》、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王安忆的《香港情与爱》,不约而同地将女主人公安排在上海香港之间穿梭,按照邝可怡教授的观点,城市居住场所为女主人公提供了传统道德以外开拓发展情感的空间,至于是否能真正成功为自己的情感命运找到新的出路,则完全取决于她们能否在另一个城市寄住的具体空间内,通过日常生活与异性重新建立两性关系的秩序,很明显这些转移都不是很成功,即便唐颖笔下的女性们选择转移的空间是比香港更远的纽约等地,女主人公并未建立新的秩序,在后来依旧回到既定的轨道,很明显空间的转移并不能改变两性秩序。《家肴》中继续有出走他国的书写,但是是否建构了新的秩序仍是未知的。

通过出走与逃离,唐颖的小说书写了女性的疼痛感,《另一座城》中丈夫在多年后被发现是同性恋,《上东城晚宴》的女主人公也因离婚而出走。唐颖将女性的怀疑焦虑与疼痛展现的淋漓尽致。出逃是寻求改变和救赎,却每每不能成功,最终回到上海,正如《另一座城》中,于阿宝而言,上海是她母亲的城,也是属于她的城。

上海书写与京味文学也可以对照来看,生活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北平更多的是规矩礼数,而上海则是自由散漫精致,浪漫小资。通过异域视角的回望与打量,有距离的凝视,优劣悲喜看得更为透彻。诚如周思所言,“双城”给她提供了从异国回望上海的视角。不过这种空间上的有意疏离并不仅仅制造出一种“陌生化”的效果,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成为一种时间迂回的策略。也就是说,小说试图以一种错置的、移位的方式来召回和弥补已逝的时空,使异乡成为抵达原乡的中介。

在饮食书写上,唐颖将饭桌文化与饮食传统表达得淋漓尽致,将都市风情描摹得细致入微。在性爱书写上,各种各样的性爱都有所涉及,很多时候还有对性爱的极端化书写,小说呈现出一种言情的意味。

她从女性特殊的心理出发,揣摩分析女性心理,贡献了一个又一个角色,有性爱受害者(《阿飞街女生》)、同性恋者(《另一座城,又名《如花美眷》》),有性爱放逐者(《上东城晚宴》《随波逐流》),有禁欲者(《无性伴侣》),各色人等演绎出人性的丰富以及个体在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来回穿梭和纠缠。

两性关系和爱的书写其实也是关照人性的丰富性,人性多复杂,爱就有多复杂。唐颖从性爱的角度关心女性的命运,同性、异性、无性、性放纵等都有涉及,但最终都回到中国的本土文化上来,超我战胜本我,放逐之后回归现实,回归正常。唐颖对灵与肉之间的纠缠刻画十分精到,《随波逐流》中阿兔与秦公子就是在本我与超我之间徘徊,最终理性战胜感性,超我战胜本我,小说也就展现了一种理性与官能分裂的痛苦,悲剧性结尾不可避免。《阿飞街女生》中真真亦是如此。这或许源于中国文化对本性的压抑,寻求释放的窗口,但都发乎情而止乎礼义。

唐颖还特别书写了两性关系中女性的弱势地位。《阿飞街女生》中从“阿飞街”走出的五个女生,往来于纽约和上海之间,看似生活得很好,但是青春期所遭受的伤痛令她们都无法真正过上幸福的生活。她们四十岁时在纽约再次相聚,却发现每个人的内心都一直被过去绑架。她们的心中有一个共同的不敢触碰的禁忌。这种书写更多的是源于女性作家的主体自觉。《另一座城》更号称是“强暴情感”的小说,阿宝在自己的婚姻中无性无爱,《阿飞街女生》的章霏结婚多年有名无实,等等描写,将女性的悲凉境遇书写到极致。

不过,作家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理想化的结局。比如《无性伴侣》描摹了三个女白领和一个男白领无比亲密,却丝毫没有性接触的相处共居生活。营造了一种无性的乌托邦。男女之间以闺蜜互称,看似平静,却难掩背后的忧虑,究竟是经历了怎样的性爱磨难才会选择这样的方式进行自我保护?《上东城晚宴》里约到纽约后的情感放纵让她成了失眠症和忧郁症患者。但是她沉沦之后,总有人打捞她。前夫因为关心她,及时把虚弱的她去医院治疗,高远因为眷顾她,从美国回上海向她求婚。最终她回归正常,并生下两个孩子。有几点特别有意味,她随身带一本迪金森的诗歌来读,这是一种超越自我的比喻,但她不再写剧本则是一种超我的失落,而她每天的生活却是照顾孩子打理店铺,又回到世俗的自我,继续保留最基本的理智。小说往往设置女性希望看到的结局,却每每显现出现实的无力感。《家肴》亦是如此,唐颖笔下的人物是现实的,是精于算计的,但他们都还未失去底线,还未完全泯灭良心,这不得不说有一种理想的成分在里面。

此外,《家肴》融入了大量的历史书写,而不仅仅是现实的书写。从容美的怀疑入手,一步步将隐秘的历史揭示出来。虽然揭示的是一个家庭的纠纷,却将历史的另一面表达出来,尤其是历史遗留下的伤痛在后代身上蔓延。《随波逐流》其实也从一个侧面写到历史,将秦公子的情感放纵与其父亲的历史遭遇结合起来,不动声色地将历史带给秦公子的心灵创伤表达出来。

这样的历史介入显现出作家的创作深度,历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处理不好还适得其反,唐颖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度。唐颖解剖上海这座城时,已经引入了历史的纵深坐标,过去与当下在回忆与想象中彼此碰撞,互相阐释又虚实相映。历史视角的介入愈发凸显上海这座城的风云沧桑。唐颖书的作品既回望老上海,又关照新上海。《阿飞街女生》《美国来的妻子》《家肴》等都有历史上海的书写。比如《阿飞街女生》几个女性人物的后来的成长经历似乎都与她们的历史记忆有关,这种历史创伤书写正是历史意识的表现。

唐颖笔下的人物历经残酷的青春,到中年的成熟,再到老年,每一阶段都有独到的描绘。她的小说书写了女性成长史,通过女性视角书写了现代性压力之下都市人群的深层情感困惑。

一个作家几乎将一辈子献给一座城的书写,唐颖的上海书写已经融进城市,对上海的书写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尤其是历史视角的切入也对上海的变迁表达了一定的焦虑与隐忧,作者有些时候对老上海的回忆远远超过新上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城市化进程的担忧,现代性思考的基本母题。《美国来的妻子》开篇便以一种悲凉的口吻说道:这个城市不再是我们的了,随着不断地拆迁,城市化进程,上海被不断蚕食,老房子老街区在一轮轮的城市建设中消失了,对作家而已,尽可能用文字记录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也是一种缅怀的方式。在全球化浪潮之中,唐颖用文字保留城市的个性,诚如余秋雨对她的评价,写上海,越过唐颖有点难。

刘小波,博士,《当代文坛》编辑,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与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在《当代文坛》《小说评论》《扬子江评论》《文化研究》《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有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近期在《人民日报》《光明网》《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评论网》《文艺报》《文学报》《音乐周报》等报刊发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