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最初读到雷达老师的文学评论，若记忆不谬，应是载于《小说选刊》1981年第9期的短评《奋斗者的警钟与赞歌——谈<飘逝的花头巾>的主题开掘》。当时我是一名大学生，自费订阅了这份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畅销月刊。后来，也陆续拜读过这位被香港报纸称为“中国大陆文坛第一评”的诸多精彩评论。作为一名教授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晚辈，虽无缘识得先生，但却有过一段珍贵的文字因缘。

2005年7月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为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推动务实合作、增进友谊和信任，双方互办“国家年”——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则在俄罗斯开展“中国年”系列活动。在“俄罗斯年”的200多项活动中，编选、翻译和出版《俄罗斯当代小说集》便是一个重要项目。集子的篇目遴选由俄罗斯作家协会负责，而翻译和出版工作则由中方承担。因此，“这是俄罗斯作家与中国俄语翻译工作者共同贡献给2006中国‘俄罗斯年’的珍贵礼物”。这本厚达731页的集子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5月推出，共收录当代俄罗斯作家的作品43篇，有28位中国的俄语工作者参与翻译，我忝列译者之一。

在分配给我的三个短篇中，叶连娜·罗琴科娃的爱情小说《当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小花……》引起了我的翻译冲动。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写作风格清新质朴，作者通过塑造宁卡这一人物形象，突显了平凡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朴素真挚的情感。译毕交稿时，我还借近水楼台的便利，将其投给了我校主办的季刊《当代外国文学》。

这篇可以在线阅读的当代俄罗斯小说引起了国内文坛不少人士的关注，雷老师“因偶然机会听人说起这篇作品，找来一读，果然很好”；于是，就推荐给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当我拿到2007年第5期杂志，翻看目录时，着实惊喜万分。因为配有雷老师评点的译文刊发在“文本典藏”栏目，而这一栏目以往推荐的作品，皆为中外文学的名家名篇，雷老师为我国读者推荐的却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和她的小说。关于这位作家的信息，除了我写的译后记——“叶连娜·阿列克谢耶芙娜·罗琴科娃，1965年生于普斯科夫州新热勒夫市。诗人，小说家。1988年毕业于国立列宁格勒克鲁普斯卡娅文化学院图书馆系，199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工会人文大学法律系。”这两句话，网络上再也找不到她的任何资料。此外，该栏目还刊发了两篇专文——雷老师撰写的评论《那歌声就是爱的呼喊——关于叶连娜·罗琴科娃和她的小说》和该刊编辑与雷老师的访谈录《简洁的魅力——与雷达谈叶连娜·罗琴科娃的小说及俄罗斯当代文学》。显然，杂志编辑部打出的是一套环环相扣、步步深入的“组合拳”。再翻到正文一看，更让我咂舌的是，目录中的所谓“雷达评点”，竟为雷老师在页边空白处所做的手写体批注，从这17处点评可以看出雷老师对文本分析之细腻。譬如，他在小说的关键处，做了这样的题解：“思念入魔，始悟何为‘石块上开出浅蓝色的花’。”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白烨先生对他的精准评价：“我佩服雷达的，是他阅读作品的认真细切，分析作品的深入、独到。”“雷达总能抓住作品的要害，发现作品的精妙……从而在作品的品评上胜人一筹。”那么这篇不足6000字的小说为何能受到雷老师的如此青睐呢？他在访谈和评论文章中谈到了与此相关的三个原因。

其一，强大的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雷老师有着非凡的影响。“我对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上大学时，曾集中读过一段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俄罗斯经典作品，非常入迷，构成了我的审美趣味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二，叶连娜·罗琴科娃的这篇小说本身很好地继承了俄罗斯文学的优秀传统。作品用几个片段真实地“写出了一个女人从小到老的过程，她生活里的酸甜苦辣和音容笑貌贯穿在小说中，读来很感人。”“小说的前半部分可说是典型的现实主义手法，细节的描述不但引人入胜，而且处处拨动心弦。”在我国当代文坛，雷老师因“善于发现经典文本，推介重要作家作品，关注文学新人成长”而为业界所称道，只不过这回他将敏锐的触角伸向了俄罗斯文坛。其三，雷老师希望从俄罗斯当代文学中“发现点新的东西”，以便对我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有所启示。可以说，这是他向我国文坛举荐叶连娜·罗琴科娃及其小说的根本原因。他在访谈中时时用这篇区区几千字的小说来比照中国当下文学作品所普遍存在的不足：它“着实打动了我。它的温暖、质朴、热烈、诚挚，以及它毫无受到现代主义影响的奇迹般的书写，都使我非常惊奇。与当下中国的小说面貌相比较，它是那样地遥远、陌生、令人沉思。”我国文坛“大量创作出来的作品，显露出一种严重贫血，文字后面没有血肉，更没有生活，是已有文本的再生。”诸多业界人士都认为，雷老师是一位为探索民族文学精神而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评论家，作家贾平凹进而指出：雷达是一个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了大贡献的人”。

尤为让我----这篇小说的译者----心存感念的是，雷老师对译文本身提出了十分宝贵的意见。一方面，他肯定了译文质量：“对译者，我感谢，翻得不错”；另一方面，他对一处译文的准确性也直言不讳地提出了质疑。他指出的这处瑕疵，确实是我粗心大意造成的。记得正当我为此苦恼时，我意外地收到了《小说选刊》拟转载这篇小说的通知，于是我赶紧将译文修改稿提供给了该刊责编郭蓓老师。后来，当我拿到2007年第6期杂志，打开“最新译丛”专栏时，欣慰地看到此栏刊用的是译文修改稿。

2007年，作为俄罗斯“中国年”系列活动之一，我国教育部于9月份组团访问俄罗斯，我有幸随团参加了“中俄重点大学校长论坛”、“中国高等教育展”和“第五届中俄大学生艺术联欢节”等交流活动。临行前，我从日程表中获悉代表团将在圣彼得堡逗留两天，于是我通过邮件与叶连娜·罗琴科娃约定了见面时间。记得是9月8日上午，我带着一束鲜花，叩开了叶莲娜·罗琴科娃的家门。我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两本杂志作为见面礼送给了她；落座后，便将雷达老师的评论和访谈录逐字逐句地译给她听，当我念到“它在传统上有普希金小说之风。”这一句时，她那本来就又大又圆的眼睛瞪得更圆了，她的脸上绽放出灿烂而幸福的笑容。女作家不无得意地说，一定要把这两本杂志拿到著名汉学家、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司格林先生面前“显摆一下”。午饭后，她还带我与其女友一家人驱车去市郊的树林里采了半天的蘑菇。

其实就数量而言，我译的俄罗斯当代文学作品并不多，零七八碎加起来也才不到30万字，但这篇短小精悍的译作却引起了国内文坛较为密切的关注，尤其得到了著名评论家雷达老师的力荐，为此我深感荣幸。同时，我也强烈地体会到先生不遗余力地向国内文坛推介俄罗斯文学优秀作品的良苦用心，深感责任重大，作为一名“俄语人”应该将更多的俄罗斯优秀作品译介给我国读者。

（作者系南京大学俄罗斯学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