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河滨大楼曾是上海的一个精巧象征。1935年，犹太人沙逊在苏州河畔建造起这座被誉为“亚洲第一公寓”的八层大楼，从此，这里便容纳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各色人等，也发生了与时代联动的风云聚汇。

“河滨大楼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空轮回般的历史风貌，正因这样，它以巨大的气场强烈地震撼和吸引着我。”曾在这里度过整个童年的上海作家徐策说。他的长篇小说《上海霓虹》《魔都》均将笔墨集中于这栋大楼，用文字为这幢历史名楼立传。4月3日，长篇小说《上海霓虹·魔都》研讨会在上海市静安区图书馆举行。

河滨大楼曾构成许多上海人的记忆。少年时的赵丽宏住在苏州河南岸，河滨大楼就高高地矗立在他家的对面。那时，他无数次看到这栋楼，经过这栋楼，却永远数不清楚上面有多少扇窗。他也曾在大门口往里观望，甚至想偷偷溜进去一探究竟，却始终无法进入这幢在当时的他看来十分神秘的大楼。读了徐策的作品后，他终于“走”入了河滨大楼：“我知道了，大楼里住着各种各样的人，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演员、画家、资本家、围棋国手，后面的辅楼里住着裁缝。可以说，这栋大楼包含了各个阶层的人。这幢大楼在这半个世纪里发生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变化，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历史，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他说：“读小说是我们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就像我们阅读《三国演义》《隋唐列传》《水浒传》《红楼梦》来了解中国的历史一样，通过阅读展现上海历史的小说，我们也可以更加了解近现代的上海。”

徐策“为河滨大楼立传”的想法，来自他对上海历史和个人过往的眷恋和不舍。长于斯地的他，从小耳濡目染，听过长辈以及许许多多的人讲起大楼的故事。在十几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也有意识地寻觅、收集、挖掘，在试图贴近这座大楼的同时，也深入到它凝聚着的人文、历史、人性和命运，并愈发感到它丰富的内核。但随着城市的剧变，一些有价值的老建筑和有特定意义的居民区或消失不见，或改换头面，或变得籍籍无名，让人扼腕叹息。“随着年龄的渐增，我的内心越来越多重返生命的源头河滨大楼，那里留下了我父辈、长辈生死挣扎的乐与苦、聚与散、浮与沉、生与死，锥心之痛难以释怀。”徐策说。他不希望这些曾经鲜活而丰富的生命故事逐渐消于无形。在游历一些欧美历史名城时，他惊叹于当地古老建筑的保护程度，而建筑与人文的相映成趣，也让他深有启发：“巴黎圣母院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互相关照，在现实与虚构、传说与传奇之间，可以让现代人感觉意趣无穷。通过追寻、发掘、梳理建筑的历史，可以让建筑和建筑里发生过的故事，重新鲜活灵动。”

继《上海霓虹》《魔都》之后，徐策计划中三部曲的终章也已在准备和酝酿之中。以百万字来为一幢大楼立传，是因为河滨大楼的“履历表”摆在那里：一·二八淞沪抗战、太平洋战争、上海解放……大大小小的历史都曾在这幢大楼里引起震荡，并勾连起许许多多人物和家庭的命运惊变。可以这样说，这座大楼从某一个特殊的侧面呈现了一批“新老上海人”的移民历史。“河滨大楼位于苏州河边上，苏州河对上海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且，河流会让人想到什么呢？‘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河流往往被我们目为时间的象征。河滨大楼是空间，和它相伴的苏州河则是时间，时间空间，在此被精巧地置放在一起。如此说来，河滨大楼就不再是一栋简单的大楼，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发生地，它具有精准的象征意义。”《魔都》的责任编辑甫跃辉阐释。

于是，在《魔都》里，在这座具有象征意义的大楼中，历史徐徐展开：1948年，“由于战事日紧，洋人开始陆续搬走，公寓房子一下子空出许多”，不少人搬了进来，包括小说的主人公娇鹂和祖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纷纭繁复的历史变动中，河滨大楼中的各色人等——无论是曾经显赫一时的，还是始终挣扎在底层的，都被卷入其中。但在历史的喧嚣里，他们仍保留了个体生命细弱却坚韧的喘息。“我要做的，就是把正在发生、将要发生、曾经发生的人生，用虚构的手法艺术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以绵薄之力写一写我眼中的上海，也算是留下一份微不足道的个人化的城市观照与心灵记录。”徐策表示。

上海文学有着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精神脉络，如何展示上海这座城市的语言和文化神韵，为上海百年的历史浮沉和城市个体命运留下独特的印记，上海作家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在评论家杨斌华看来，徐策在这两部作品中写出了上海的日常性和传奇性，“他既写了上海的风起云涌，描写了大楼里芸芸众生的跌宕起伏，道出了上海的传奇特色，也写了底层谋生的艰难，精细描摹了河滨大楼里面众多居民日常生活的生活状态，体现了上海生活的风俗性和日常化”。

评论家杨扬则关注到小说对历史的个人化书写和呈现。“上海文学在今天不是地域性的文学，而是辐射面非常广的文学，跟上海的文学土壤和文学视野有关系。在阅读关于上海的小说时，读者不会仅仅把小说当成关于上海的地方性小说，而是会关注小说对历史和城市生活的表现方法。作家如果自身有深厚生活积累，在描写上海历史时有独特的呈现，与其他作家的作品形成对照，就可以在文学史上有特殊的存在空间。”

杨扬用“针脚细腻”来形容徐策的作品，赵丽宏亦感慨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徐策对历史的描绘非常精细而准确，对自己想表达的任何历史故事和历史环境都不厌其烦，就像看《清明上河图》这样的长卷，仔细放大来观察，每一寸里面都有细节。”

在《上海霓虹》和《魔都》中，徐策尝试用上海方言进行写作，这也让他的小说有了一种独特腔调。尝试以方言入小说，在近几年上海作家的写作中并不少见，如金宇澄的《繁花》和王小鹰的《长街行》等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如何把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神韵加以展示，对于上海的作家来说，是一种考验。这两部小说虽然用普通话写成，其表述方式却是上海人或者在上海生活的人独有的。小说的语言如何表达，节奏如何进行，更体现出文学和语言艺术的神秘。金宇澄的《繁花》和评弹的节奏很像，这可能是因为作家小时候经常收听收音机里的评弹节目。”杨扬表示，“融合吸收其他艺术门类中适合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文学作品和艺术创作中有所体现。这对于作家和批评家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

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上海文艺出版社、文汇出版社和静安区图书馆共同主办，马文运、张众、薛舒、沈嘉禄、简平等作家、评论家出席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