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锣鼓与泪水

在我记忆里，天津“老三届”第一次成火车皮地上山下乡，是1968年夏天。那批是以哪个学校为主，不知道，只知道是去内蒙古的通辽，有我们班的两个同学，大家都去东站送行。

站台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紧挨着车厢搭了个台，有不少人在上面发言、喊口号，都激动得不行。一女学生扎俩小辫儿，突然咬破手指，转身写了好一阵，然后举起一张挺大的纸，上写：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血红点点，触目惊心。

那女生我见过，十六中的，天天上学从我家门前经过。看上去挺文弱的，没想到如此悍烈。我想看看她的手指：这么多血，不会咬掉一截儿吧？

有点可怕，赶紧挤出人群。天很热，站台上气氛更热，同学和同学、家长和孩子，都在不停地说呀笑呀，弄得我也激动了，心想早晚得走，真不如跟这拨儿走，挺光荣呀……

往下我得说实话──当汽笛长鸣，车轮启动，分别的时刻真的到了，也不知哪位母亲哇地哭了，大声喊着女儿的名字。连锁反应，顿时哭声、喊声一片，敞开的车窗里外不知多少只手紧抓不放，车站工作人员急得直跺脚，使劲儿拽，不拽就把人拎走了。火车远去，站台上随处可见瘫坐着的和被搀扶着的人，红旗、锣鼓已不见踪影。

我又害怕，这是光荣的时刻，怎么能流泪呢？我想等我走时绝对不哭，没准还有一点点庆幸──那几年，我家“客人”不断，可惜都是外调的。说是外调，其实是逼我父亲承认他昔日同仁有历史问题，一旦客人走了，街道又来找麻烦。我爸我妈说：不用号召，让你下乡你就走，省得在家遭罪。

于是，我就与很多同学不一样，我不大想去哪里，只想一走了之。不过，毕竟是少年，也羡慕在边疆持枪站岗，在草原上跃马扬鞭，起码在东站也戴上个大红花……

过了两天到黄家花园买小豆冰棍儿，挤出来，看一女生好面熟：这不是那天在火车站写血书的女学生吗！手指光溜，我说：你没走呀？咬哪儿出那些血？她瞅瞅周边小声说：是红墨水。说完，扭身跑没影儿了。

真没劲，也太低估我们的觉悟了。冬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高指示发表，哪都甭咬，踊跃报名、自觉销户口。正月十一，起大早去东站，我还有点小兴奋，如果有人给我戴红花，让我在锣鼓、红旗下讲话，我该说些什么？

天还黑着，有人在候车室发车票，进了站台，就是去秦皇岛的慢车，别的啥都没有。上车朝下看，老爸站在人群后面朝我挥挥手，我想激动一下也没激动起来。

车启动了，同学们还在打闹，徐宏属牛，比我们大一岁，他身子往外探，我用车窗压他，他嗖地缩进来，头上的新棉帽子掉下去。喊站上的人给扔上来，却来不及了，就见站台上有人拣起放在后面的车门下，但车门打不开。好久，到了一个小站，停两分钟，同学陆卫生从车窗跳下去，拿回帽子又爬上来。我很感谢他，要不我得赔人家帽子。

这么一折腾，把别的事都忘了，也不错。有乘客说这帮傻小子，还挺高兴。我说高兴比难受强，别自找难受。其实，我家里就剩下老爸老妈，心里也不是很好受。

丘陵与大山

当初在三十四中主楼大教室，接我们的青龙县干部叫林海青，长脸大耳，说青龙县瓜果满山，有同学问是丘陵，还是大山，林很严肃地说：丘陵。

从秦皇岛坐解放牌大敞车往北行，过了长城天就黑了，冷，都蒙上脸挤一起。转得五迷三道，沿途放下三个公社的学生，我们最后，往车下一跳，都滚到沟里。还好，没水，爬上来见到点儿灯亮，是一个大车店，睡大炕。转天早上到外边一看，我的天呀，四下铁桶阵般的大山，有同学说：这是哪国的丘陵？

林海青底气十足地说：我说是丘陵就是丘陵。

有人小声说：你应该说是平原。

林海青大耳朵挺好使，说：没错，大巫岚，这就是青龙的平原，知足吧，没让你们去深山沟。

平心而论，他说得不假。大巫岚公社是全县最开阔的地方，包括那三个公社──三间房、龙王庙、木头凳，都在全县唯一的一条通往外界的公路上，看来人家还是拿出最好的地方安置我们。只能说我们长那么大，从未凌绝顶，故一览山好大！

我们六男四女分到距公社八里地的和平庄。和平庄分五个生产队，平均一个队安置两个学生，都想要女知青。大队革委会主任说那咋办，抓阄儿吧。当着我们的面抓阄儿。二队、三队抓了女知青，欢天喜地带人走了。陆卫生和另一同学去一队，徐宏和藤山虎去四队，我和支忠信去五队。社员好奇地问：你姓支？支忠信说《百家姓》里有“虞万支柯”，社员说：一万支歌？也得喝粥。五队最穷，干一天三毛钱。

转天从生产队借驴去公社粮站买口粮。三十四中男女分班，四个女生面熟但没说过话，如今在一个村，咋也得道个名姓。村口见面，十个人五头驴，人好一阵也没说到一块儿，驴一见面就亲热得又啃又踢。弄不明白，买粮回来，驴都疯了。生产队长找来说：几个队的驴在一块儿来着？

我说：在一块儿。

队长跺脚说：完啦完啦！四队都是叫驴，咱队是草驴，小骡子要没戏……

后来才明白──每队的驴都是一个性别。叫驴即公驴，草驴即母驴。母驴和马交配生骡子值钱，和驴交配生驴不值钱。平时叫驴草驴都到不了一块儿，我们哪知道这些啊。

此事让全村人狠狠地嘲笑了我们一把，连十来岁的小孩都说：你们咋连这都不懂，一头驴往另一头驴身上骑，那是干啥？

女知青说：是累了，让它背着呗。

完，又漏一大怯！

干活，除了挑粪还是挑粪，往山上挑。一天下来，肩膀红肿。转天再挑，针扎似的疼，但都坚持着。支忠信体型属于偏瘦弱的，那也不落后，有一天，他挑着担子从梯田坎上摔下来，起来照样接着干。社员们说他好样的，对我们刮目相看，彼此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

那时，农村正搞阶级复议，白天干活，晚上开会，按新中国成立前三年经济状况重新确定成分。开会前，先把队里地富叫出来，低一阵头，说认罪，然后撵下来挤一起抽烟。五队穷，就一户地主，俩老的，几个小的，小的比我们还小。我问：你也是地主？他说：是，成分是地主，就辈辈是地主。我说：这不对吧。他说：对着呢，要不老的死了，阶级敌人不就没了，没了敌人，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好像是那么个逻辑。我也被他说糊涂了。

稀粥与油粥

村里的社员对我们知青的到来还是友善的，但不敢说从内心欢迎，因为我们去了，有个跟他们争口粮的实际问题。

我一直认为，我们是标准的“插队落户”：两人排队加塞似的，硬插进一个生产队，小队会计给立一户，自己做饭、打柴、种自留地，当年十月，粮站停供，自己拿口袋上场分新粮，和社员完全一样。

包括住房，很短的时间，五队将村边仓库隔出两间，装上门窗，我们就搬过去住。一队陆卫生们的住房是五保户的，五保户没了归他们俩。四队后来藤山虎的妹妹也来插队，生产队又盖了三间房。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原因就在于连社员带我们自己，都认定我们这辈子就是这村里的人了。住社员家，啥时是个头？再者，国家给了安家费，一人750元，上面又检查落实。所以，为啥抢女知青──女的将来会结婚走人，男的不行，娶媳妇、生孩子，又添了吃粮的嘴。

要说和社员不一样，也有，就是人家下地回家进院，狗迎鸡跳，屋里有女人孩子，锅里有热汤热饭。我们不行，两个光棍儿，进家冷屋凉灶，除了老鼠没别的活物，再累，也得烧火做饭，有时太累，进屋一躺睡着了，等到敲钟下地，只能抓点什么吃的就走。这等光景，弄得连社员都看不下去，偶尔就让孩子送来几个热红薯，曾经的房东也常让孩子招呼我们过去吃一顿热饭。

这是怎么回事？没别的，就是口粮少。青龙山多地少，和平庄一人才一亩多地，交了公粮，不管大人小孩，平均口粮一年带皮360斤。“带皮”，即高粱谷子带壳上秤，去了皮（糠）也就是300斤，所以这里的饭是以稀粥为主，有顺口溜为证：一进青龙门，稀粥两大盆；盆里映着碗，碗里照着人。绝不是夸张或糟践人。晚上喝稀小米粥，油灯影绰绰的光，真的是映着碗照着人。端起来未喝时，碗里能照出下巴是有胡子还是没胡子。

男知青的日子大多不好过。社员家孩子多，一个小脑袋360斤，我脑袋大，绰号大头，也360斤。我俩都是好劳力，肚里没油水，一顿吃个斤八两没问题，那点口粮哪能够。要说青龙离天津说不很远，但那时谁敢往回背粮食，顶多带几斤挂面送人。

有一天，午后下雨，几个男生过来闲聊。那时我们两间屋没隔断，灶台连炕，有半截小墙挡着，怕半夜翻身人掉锅里。天黑下来了，点着灯，我煮小米粥，熟了，掀了锅盖，不料炕上谁一起来，叭的一下把油灯碰掉锅里，顿时满屋都是煤油味。

那也得吃，不吃没别的可吃。捞出油灯，亏了是最原始的那种，没有玻璃罩，否则有玻璃碴子就没法吃了。

徐宏说油比水轻。把上层撇出去，每人一碗，支忠信说别喘气就吃不出煤油味。藤山虎说往嘴里倒就是了。还真管用，都仰着脖子往里倒、往下咽，忽然陆卫生嚼了起来，问：粥里放萝卜条了？

我说：没有。

陆卫生从嘴里拽出一根长条：这是嘛？

是灯捻！

“齐粮”与吃羊

时间长了，我们就把自己认定是和平庄的社员。劳动虽累，乐趣也有。秋天，羊肥了，社员整天围着队长说：打正月到现在，也没见啥荤腥，改善一回吧。队长被纠缠烦了，说那就吃一顿，全队欢呼，过年一般。

打平吃羊。打平，即费用平均摊，从工分里扣。吃羊，即宰几只羊，只限男劳力吃。在饲养室院里垒灶，几位年老的社员杀羊，很面善地念：羊啊羊啊你莫怪，你本是人间阳世一道菜。噗，一刀子捅下去，下面有个盆放些盐，接血，使劲用筷子搅，不凝。

支忠信去了贫宣队，剩下我自己。那天队长派我去“齐粮”。“齐”就是敛和收的意思，即挨家统计去几个人吃，然后交几个人的高粱米，一人一碗。必须要交，不能说我去了就吃羊肉，那不行，你一人还不得吃半只呀！

可别小瞧这一碗米，新粮没上场，有的就拿不出来。我牵个驴，驴背上搭着口袋，走出去一圈儿，挺难的。有的要去爷仨，但只有两碗，有的是一人，从柜底刮出半碗。妇女说：那个何学生，你给想想办法呗。我想办法还是有的，就满口答应下来，我还有半袋高粱米。任务完成，队长夸我：行啊，还以为敛不上来呢。

然后我就搭下手，烧火或干点啥。羊肉的香味渐渐飘散开，半个村的小孩子都来了，墙头上一溜小脑袋，使劲吸鼻子，猪狗在门口跃跃欲试。我真想给孩子们拿块哪怕带一点肉的骨头，但老社员连孙子喊都不回头，我也就明白，不能坏了规矩。

晚霞当空，男劳力如一群狼，卷着黄土奔回村。不过，到家后又冷静下来，洗洗手脸，女人已备好就餐用具──炕桌、小凳、碗筷，还有两个小瓦盆，然后爷几个或哥几个，才慢慢地出门，并表现出沉稳。姑娘媳妇孩子都在街上瞅，走急了，会让人嘲笑没出息。即便如此，也难免被喊：小心撑拉稀……

五队二十六户人家，男劳力四十多人。饲养室三间屋，草料归拢一边，把炕桌连起来，对坐两排，比开会还严肃，静静的。先上饭，再上菜，第一道羊血羹。似鸡蛋羹，暗红，上面浮着一层油。吃时要注意，很热，就有人烫得龇牙咧嘴，嗓眼粗的直接咽下去了，就热到心口（胃），揉揉说：妈亲，妈亲……（我的妈呀！）

羊血羹拌饭，也好吃，呼呼地往嘴里扒。吃上一碗多，第二道菜上来，是羊杂汤，即羊下货，剁碎，带汤。这就有干货了，需要捞，需要嚼。几十个人一个动作──摇动腮帮，甭管烂与不烂，都要在这一嘴钢牙中走上一遭。只可怜年老牙口不好的，嚼了几口，又去喝羊血羹。

千呼万唤，最让人期待的炖羊肉终于登场了。核头大的肉块子，方的圆的菱形的，纯白油的带白油的全瘦的，裹着汤水展现在人们面前。个个眼珠子都圆了，这块才放到嘴里，筷子又夹上另一块。汗珠从额头淌下，顾不上擦，小凳歪倒就蹲着吃。整个饲养室只有刷刷咀嚼的声音，简直把我惊呆了──多么可爱的社员啊，他们太渴望吃上一顿肉和干饭了……

停！停！

队长喊了两声，就两声，如同铡刀落下，一切立马打住，没人再动一筷子。因为，往下还有一项，关系到全队的老婆孩子：每家一人，两个瓦盆，依次走到几个大锅前，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掌勺，分余下的饭菜。按来的人头分，但也不较真，有的就来一个大人，家里还有孩子一大帮呢，也罢，就多给他两勺子肉汤，也没人说什么。

散了，门外早已等得火烧火燎，半大孩子捧着盆往家跑，家里红薯、稀粥已在锅里热着，有了这些好嚼咕（好吃的）的，就是全家人难得的一顿盛宴……

广播与惊魂

我们村知青安心劳动表现很好，徐宏当了老师，支忠信在贫宣队，藤山虎、陆卫生都在大队学大寨专业队。我给县电台写稿，转年夏天公社建广播站抽我去。写稿、值机、广播，就我一个人。每天补助五角钱，吃公社食堂，隔几天能吃一次烙饼，放油的，很香。

我没想到一下子就脱了产，跟公社干部在一起。同学们来赶集，都很羡慕我。我写稿在行，还爱帮伙房师傅烧火烙饼。当然也有私心，给自己留个油大点的。但对收音机、配电盘等等，就是钻不进去。到公社一个月了，工作不错，屡受镶一口银牙的霍秘书表扬。那时公社干部都下乡，霍秘书就是领导，他还和我聊几句，说好好干，将来正式调你到公社来。那时连“选调”这个词都没有，我能有这前景，做梦都不敢想。

晚上开全公社18个大队的战备会，武装部长讲话，用三相收音机串联各大队电话（小喇叭）。三相收音机扩音时不收音，我把麦克插上，戴耳机通过交换台监听，然后部长开讲，我坐在小炕上，很轻松，这样的会开过好几次了。

但这一次出事了。部长才讲一小会儿，我就听到音乐声，我奇怪，哪来的呢？突然就有播音员说：莫斯科广播电台，现在对中国听众进行广播，连说了两遍。然后就听下面各队乱了，说是敌台敌台。我反应极快，猛扑过去拽出麦克风插头，收音机里顿时冒出那方的声音……

重大政治事故！立即上报县革委会政治部。转天一早，公安局吉普车来了，我被问话后，关在屋里不许出来。我想完了，才下的通报，邻县一公社广播站人员，也因为这事，被判了六年；那天赶上伙房烙饼，看来是吃不上了。

到了中午，门开了，霍秘书进来大声说：已查清，是机器故障，你回村里去吧！我长出口气，小声说：能不能吃了烙饼再走……霍秘书给我使个眼色，咬着银牙低声说：还吃饼，再不走就走不了啦。

我明白了，卷起铺盖狼窜狗跳般往村子方向跑。八里地，跑出四里地，又饿又渴，见一大叔挑水过来，我说让我喝口水行吗，他说给牲口喝的，我说没事，把头伸进去就咕嘟咕嘟地喝，喝饱了说声谢接着走，就听大叔说：赶上饮驴啦。

往下我又接着当社员，前后干了五年。后来支忠信、陆卫生回了天津，藤山虎和妹妹的父亲是日本人，他们都去了日本。最可惜的是徐宏，多才多艺，转正调到县城小学，不久得了白血病，治了一年，人走了。

我大学毕业，又被分回承德，找了当地的对象，成家，有个女儿。我哥儿一个，老妈让我再生个儿子，赶上号召生一个孩，我就没去报。过一阵，领导找我，我说不是号召吗，他说你是真傻还是装傻。我说真傻。他说那就别傻赶紧报。报了，去要奖品，一个被罩、一个暖瓶。后勤说没有啦，谁让你报晚了。我说报晚了我爱人也戴（环）了。他们说戴就戴了呗。回家一说，爱人埋怨：儿子没得上，还白搭了被罩和暖瓶。

那时挣得少，这两样物品，正经是个东西呢！当然，这个结尾，属插队后传，目的是让大家看到最后轻松一下，没别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