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今年两会的重点话题，发展乡村文化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内容。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根基和厚重母体，乡村人事物象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和素材。关注民瘼、赞美田园、书写农事，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士子的基本生命体验和重要审美取向，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乡土文学，也成为中国文学体系的重要维度，涌现出众多文质俱佳、流布后世的经典作品，对构建乡村文化和发展乡村文明起到了浸润濡染的基础性作用和培植涵育的功效。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我国农村农业的快速发展，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一方面是老中青三代作家各领风骚的创作队伍不断壮大，另一方面是长篇中篇短篇多种形式齐头并进的创作态势日趋强劲，涌现出包括贾平凹的《极花》、格非的《望春风》、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付秀莹的《陌上》、李佩甫的《平原客》、刘庆邦的《牛》、贺享雍的《乡村志》、沈洋的《万物生》等一批优秀长篇小说，表明一些实力派作家将主要精力投放在农村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上。与长篇小说将创作触角用于状绘农村现实生活图景相一致，近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也更多地摹写当下农村物质领域与精神界域发生的深刻变迁，莫言的《天下太平》、朱辉的《七层宝塔》、葛水平的《小包袱》、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刘庆邦的《英哥四幕》、夏鲁平的《吃喜儿》、曹多勇的《盖楼记》、陈集益的《驯牛记》等作品，都是当下农村生活形态在文学创作中的投影，均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这说明当代作家们正在致力于重建乡土文学连接乡村生活的人文桥梁，力求获得一种新的时代观念的引领和精神意识的支持。

尽管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称道的佳绩，但与发展乡村文化、满足新时代农民精神需求的时代要求相比，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品质上，都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一是当前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没有与乡村振兴实践及时跟进。一些作家缺少适时尚变的内在动能和自我张力，未能根据时代大势来捕捉乡村振兴的生动场景；个别作家缺少积极推崇新时代乡村精神价值的自觉意识，对乡村民众的意愿与呼声缺乏密切关注和热切回应，对乡村文化发展的深层意蕴开掘得不够系统、言说得不够深透，仅仅满足于欣赏和捡拾乡村生活的鸡零狗碎和一地鸡毛，因此，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局促黯淡，缺乏全面决胜小康的宏阔背景和时代气息，一些乡村干部和村民形象被概念化和模式化，部分作品一味迎合庸俗趣味、市场逻辑和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乡村的臆想，蓄意渲染苦难、落后等负面因素；还有些作者沉湎于纯粹的“小我”天地，由个性化遁入“个人化”，由“个人化”遁入“私人化”，玩耍技巧，迷恋叙事，令作品逐步远离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逐渐闭隘萎缩并走向广大读者的反面。二是农村题材小说在表达方式上过于通俗而在审美内涵上明显孱弱。农村题材小说作为农民群众的重要精神文化产品，应从农民群众的文化接受能力出发，力求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需要作家创作时接地气，注重叙事的大众化和娱乐性，使作品更加雅俗共赏。但是，文学作品毕竟还具有提升大众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的功能，因此农村题材小说只有趣味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葆有高迈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高超的美学品位。揆诸文学发展现状。不难发现一些农村题材小说作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功能，放弃了深层的精神愉悦和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卡塔希斯”效果，淡忘了传统乡土小说的意境悠远和耐人寻味，而是关注感官反应和阅读便捷。三是嫁接西方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无视农民的接受心理和欣赏习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创作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农村题材小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因此，坚持以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导、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成为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但从当今创作现状来看，开放姿态与借鉴风范体现得过于浓烈而张扬，一些作品几乎全然抛弃了民族元素、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生搬硬套西方后现代派艺术表现形式，很难为农民群众所接受与认同。

基于中国当代国情和未来发展做出的全局性考量和战略性决策，是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和重要步骤。当前，理论界和文化界对于乡村文化发展主要从文化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等角度来思考和探讨，而很少从文学、美学等精神文化层面来研究其路径。事实上，乡村文化发展既需要综合运用器物、人才、制度等多种手段，又需要充分发挥文学的濡染和引领作用。农村题材小说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维度，应置身乡村振兴的潮头，审视、提炼和升华乡村振兴的文化精神、文化气度和文化关怀，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佳构妙作，满足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切实体现出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真正价值。一是要传承乡土文学优良传统，创作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的佳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注农村、关心农业、关爱农民成为现代作家的自觉追求，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构成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无论是《阿Q正传》《祝福》《春蚕》，还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三里湾》，抑或《陈奂生进城》《乡场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平凡的世界》，这些不同时代的优秀作品体现了文学关注农村变迁、反映农村变革的特殊作用。党和政府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关心与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乡村振兴题材作品的期待，要求广大作家更加悉心地描摹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热情地讴歌新农村的历史变迁和新人物的思想境界，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也是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二是要坚守神圣使命和责任担当，描绘乡村振兴的绚丽画卷。在广阔新异的农村天地里，呈现的已不仅仅是田垄沟渠、麦海稻浪，还有高楼大厦、现代工厂，奔波忙碌的身影也不仅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父老兄弟，还有来自境外的投资商、城市的企业家、高校的大学生和机关的扶贫队。特别是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涵育的发展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在农村早已落地生根，新时代的勤劳致富者、奔小康带头人、村民自治组织负责人等新农民形象层出不穷，这与传统乡土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迥然有别。进入新时代的农村面临着新形势新变化，这就要求广大作家要深度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本质，及时反映新时代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精心创作具有新时代中国农村特色、气派、风格并为读者青睐的优秀作品，努力为乡村振兴奉献出精彩篇章。三是要秉持抑浊扬清的人文理念，坚守崇德向善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学纪念碑，文学作品是特定时代的形象表达。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交错叠加的时代语境下，乡村绝非记忆中的乡村，农民绝非被启蒙被唤醒的农民，农业也绝非单纯满足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变动不居的“三农”现实为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资源。当代作家要立足于“三农”现实的文学诉求，站在农民群众立场上观察生活、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乡村、农民和土地作为小说书写、想象和状摹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