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学者季羡林曾说过：“中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文化大国，最有可能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是中国文化。”近年来，从莫言、刘慈欣、曹文轩等的作品得到国际认可，带动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舞台得到更多关注；到《琅琊榜》《欢乐颂》等影视作品纷纷“出海”，在海外涌动起一股国剧“华流”……中国文化的世界“能见度”越来越高。

“文化对中国价值观念的传播、中华文化魅力的展示、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高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文化‘走出去’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实绩，彰显了中国发展的成就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北京市委会副主委、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张颐武告诉记者。

“走出去”，天地更宽。“近年来，国家对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很大，但当下文化‘走出去’的状况也存在一些问题，关键是‘走出去’的实效还不强。”谈及问题，张颐武直言不讳。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对文化“走出去”的实际效果缺少必要的评估，对传播的实际状况和现实情况没有很清晰的观察。“一些活动注重表面的影响，缺少具体的效果。对外文化传播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不适应国际文化传播的要求，对外文化传播大多数是单向的，而不是在与其他文化的互动中完成的，对外话语缺乏感召力、渗透力，造成对外文化传播‘讲不出、传不开’文化传播的实际效益被打折扣。”

——主要依靠政府支持的文化交流、对外宣传，在文化对外贸易和文化对外投资方面还比较薄弱，文化贸易仍处于逆差状态，能够“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的文化产业群和骨干企业还不够多；文化“走出去”的层次总体较低，文化精品和文化核心内容还没有对世界文化产业形成关键性的影响，很多“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

——文化企业的整体实力、市场竞争力与国际同行相比也呈现出较大差距，在品牌知名度、内容创意创新、国际市场开拓、高新技术运用等方面差距就更明显。一些文化企业对“走出去”主观愿望不强、积极性不高，对“走出去”的政策也了解不够、运用不足。

——在传播的路径上上，存在着重欧美轻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接受对象上以华人华侨群体等为主，而对所在国的主流社会传播不足等现象，相对不够精细化，还存在相对较多的文化折扣。

为此，张颐武建议，一要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对文化演出、交流活动等进行统筹安排，更好地促进文化“走出去”的展开。建立对绩效的评估机制，以科学的方式对“走出去”活动的效果和影响进行评估。尤其对于政府的投入应有更为完善的评估机制。

二要建立和完善“走出去”的支持和激励的机制。对支持“走出去”活动的资金的投入应注重实效，以设立“文化交流基金”的方式，或以国家艺术基金为平台，采取政府部门招标等方式建立完善的评审等机制，汇聚政府、企业和资本力量，为文化的“走出去”与“引进来”提供一定的资金保障和项目支持，每年推出若干个扶持项目。

三要建立文化“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加强政府与企业及各类学术、文化机构间的沟通，促进文化“走出去”。“平台应包含政策资讯、项目合作、数据统计与趋势研判、国别（地区）指南、企业名录及积分制度、在线业务办理等多个板块。此外，还要以文化走出去的奖励制度鼓励民间参与。”

四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区域和国家的不同的文化性格、外交关系，有针对性地输出文化品牌资源，形成文化走出去整体规划线路，对大型活动的落地等形成有针对性的方案，形成“资源对接、路径可行、定点定向”的策略。同时，建立有针对性的评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