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说文如其人这个说法是一句肯定性的评价的话，那么十分适用于评价刘琼的评论工作。多年来，刘琼一直供职于《人民日报》的文艺评论阵地，这使她始终具有高度和广度的视野，持论公允客观，不偏颇而有包容性。或许，是新闻媒体对于真实性关注的职业习惯塑造了她的阅读趣味，她尤其关注“非虚构写作”的当代意义；也是因为身为女性，她对那些女性写作的作品，对关乎女性命运的写作也总是特别留意。作为一个对文学的艺术性表达十分敏感的批评家，刘琼尤为关注那些文学的创新元素，这也使她的文学批评总是能及时把握住当下文学的活力。刘琼的文学批评就是这样充满着诘问精神，她始终面朝“大历史”与社会现实提问。她欣赏文学的美感，但更激赏文学的力度，用她的话说，文学要有“一股狠劲”，而这种力度恰恰来自真实，来自直面真相的勇气。很是令人欣喜，刘琼近年来在那些新作品涌现的现场，她能以自己的敏感捕捉住清新而有活力的新元素，不懈努力，持之以恒，抒写着她的文学理念。

阅读近年来刘琼的一系列批评文章，可以看出她在“非虚构”方面下了相当大的功夫。她不只是阅读作品，理论的准备也颇有实力。在今天中国，“非虚构”（non-fiction）是一个颇为奇特的词语，或者说一个十分另类的概念。中国有着漫长的报告文学传统，从夏衍早年的《包身工》开始，左翼文学就推动过报告文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报告文学、新闻特定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文体，其中还夹杂着50年代的“暴露阴暗面”对苏联“解冻文学”的回应。80年代，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就曾风靡一时，随后在90年代中国社会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报告文学更是大显身手，也因此，报告文学这种文体在很大程度上与“表扬文学”相去无几。显然，“非虚构”概念的出现，其一是对纪实文学的一种批判现实主义式的修正，用刘琼的观点来看，就是对真实性的更直接的要求；其二又是对纯文学写作的玄虚化的修正，刘琼认为，比之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具有更丰富的历史感，融入了主体的思考和判断，这种区别，同样适用于“非虚构写作”对“纯文学”的某种程度的修正。当然，直接性或现实感（历史感）可能是非虚构写作开辟纯文学写作空间的重要方面。从其标志的新的文学特质的意义上，今天的“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 writing）概念是舶来品，是一种从西方（尤其是美国）传播到中国的理论实践带动起来的。当然，它近年在中国文坛的兴起，是文学场域内几种趋势共同合力的结果。

值得强调的当然是在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社开始设立“非虚构作品奖”，并启动“非虚构写作计划”，这标志着“非虚构写作”正式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专业视野。作为一种文学文体，非虚构写作或可看作对当代文学版图的重要扩展，它预示着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边界已经松动。我们不必再纠结于“什么是文学”，而应该更关注“有没有文学性”。近年来，在“非虚构写作计划”的推动之下，梁鸿的“梁庄系列”、李娟的《羊道》《冬牧场》等新人新作开始崭露头角。同时，一些成名已久的作家也开始转向非虚构，比如阿来的《瞻对》、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等。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作品奖”是在激赏一种直面历史与现实的写作立场，这种立场也是贴近激变时代读者趣味的一种必须。除此之外，新媒体时代放大了社会事件的影响力，也极大可能地塑造了文学的事件性期待视野。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又一次提醒了我们，“非虚构写作”具有强大的新能量。正如阿列克谢耶维奇所说：“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地快。内容打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超出了原有的边界：音乐、绘画，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刘琼的诸多批评文字，就发生于这样的语境中，可以看出，刘琼的文学批评跃跃欲试于文学新变的时代潮头。追踪“非虚构”的兴起，用刘琼的话说，这导致了“文学的漫溢”。当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漫溢”的时代，信息爆炸并且压缩在同一时空，一切媒介的边界都变得十分模糊，“漫溢”无处不在。这样说来，文学也需要媒介自觉。文学研究者应该深刻意识到，文学从来都是媒介的一种，它既是折射现实之镜，又是照亮现实之灯。这样看来，文学的漫溢正是媒介融合时代的必然结果，但“漫溢”不是泛滥，“漫溢”不代表放弃美学标准。恰恰相反，文学越是“漫溢”，研究者越是应当更新知识结构，重建新文体的价值尺度，这正是刘琼的贡献所在。

刘琼扎根在“非虚构写作”的文学现场，自然寄寓着她的研究旨趣，她求真务实，她渴望在这个激变的时代中找到那些富有“狠劲”的、敢于直面社会历史发问的文学作品。近几年来，文学界开始重提“现实主义”，对此，刘琼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透过大量的隔岸观火和隔靴挠痒、大量敷衍的抒情和穿越，大家希望从文学书写中获取关于当代社会的可靠信息，看到生活细节的质感重现——它或能最终填补历史叙述的罅隙。”①说到底，刘琼是在呼唤一种文学写作的当代力度，是一种硬碰硬的现实质感，这让她在众多女性批评家中显得与众不同。

然而，刘琼对“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却有着清醒乃至精湛的理解。她重视问题的尖锐性——这就是她说的那种“狠劲”和“力道”，但她却能体味到在非虚构面向现实的直接书写中，使之成为文学性作品，而不是新闻报道的那种素质、那种书写方式。她看到“这篇报道致力于呈现戏剧张力与孤独色彩的大兴安岭深处生活，以免它湮没无闻”。她指出：重点是“闲笔”和“闲人”，那些与中心事件有点远的笔墨，打动人的地方，“恰是这些无辜、坚韧、偶然的存在”。刘琼对文学和新闻的文本作出的区分是非常有见地的，她指出：“‘答案’是新闻写作的目的，写出丰富、微妙甚至暧昧的命运是文学写作的目的。比如一起杀人案突然发生了，虽然与‘答案’的关系不是必然和紧密的，但它恰恰用一个偶然性事件，折射了一个人或一群人的命运，摆脱固化的思路，打开同情和启迪的场所。在诸多现实素材面前，非虚构写作作者用文字组织出人类世界生命演变的链条，写出时间和空间的质感。文学是人学，各种以历史资料、以新闻事件为由头的写作，最终是要还原人的真实生活进程。”正是因为刘琼对“非虚构写作”有着清醒的理论认识，故而她在评价具体作品时，她有明确的艺术尺度，有她切入作品的独特路径，她从不做泛泛之论，也从不说那些大话套话，她的文章总是精短直接、明晰犀利，把握住问题的实质，打开那扇艺术的窗户说亮话。长期在媒体供职的刘琼却是非常关注文学的艺术问题，她是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讨论诸多“真实性”“本质”“现实性”，她从不忘记我们是在谈论文学作品这个大前提，故而她的评论总是有一种亲切而令人信服的力量。

刘琼的文学批评另一个重要的视点就是女性问题。刘琼从不隐藏她的性别立场，她非常关注女作家的书写，也欣赏女作家的那些温暖与温柔，特别是女作家所擅长的古典细密的笔法。但是，她并不沉湎于这种温暖细腻，而是时刻保持着批评家的理性。在她的文学趣味中，“现实主义”恐怕是要大于“女性主义”的，因为她不是一个逃避问题的人，相反，她总是要刨根问底，追问现实与历史的真相，并用她的批评文字凿出一个层次复杂的横截面。在当代文坛的众多作品中，刘琼尤其关注70后女作家的乡土叙事。例如，在谈到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时，她强调作者看似云淡风轻的文字背后充满了“凶狠”，而这种“凶狠”的本质是“诚实”：“这个凶狠，表现在她对于乡村复杂现实认识的清醒和深刻，是采取直面而不是侧面的姿态，更不是用诗意或者美学的滤光镜把客观现实中的矛盾和残酷滤掉。”②如果现实主义是一种美学范畴，那么，它首先呼唤的是“真”，然后才是“善”和“美”；一旦把“美”放在了首位，“美”就成为对假象的粉饰。刘琼没有把女性写作的美学问题孤立化，而是与现实主义放在一起来讨论，她的“女性写作”就有了现实感，有了深度和力度。现实是复杂的、多面的、广阔的，这就要求女性写作者同样必须具备处理复杂现实经验的能力。而这个经验又是不断更新的，因此，写作者也必须能够跟得上这样的激变，能够总结、提炼出我们身边充满着戏剧张力的现实。

刘琼的文学批评也不乏犀利的批判性，她对当今很多作品依然陷入重复的窠臼表示了鲜明的质疑。她指出，这些作品依然讲述着文学史上那些屡见不鲜的套路，就乡土题材而言，要么是贫穷落后的铁屋子，要么是纯美诗意的田园牧歌。刘琼说，我们真正期待的是一条新路，而这条新路必须建立在对于中国当代现实的总体理解上。从根本上说，重提现实主义是在重提一种卢卡契式的总体性视野，只有纲举才能目张，我们需要重新获得观察社会生活的方法。

重提现实主义意味着文学史的潮流重新“向外转”，如果结合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独特经验来看，现实主义的复归当然意义重大。五四时期就有了现实主义，“为人生的艺术”“问题小说”正是面向现实的创作，后来，中国文学又经历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洗礼，终于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向内转”，开始关注心理，关注文本的形式与叙事技巧。进入90年代后，文学的市场因素逐步放大，通俗文学开始关注都市生活并制造欲望的幻象，而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却离现实越来越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文学抛弃了现实。近年来，当年的先锋派作家纷纷回归现实，例如余华的《第七天》、格非的《春尽江南》、东西的《篡改的命》、马原的《黄棠一家》等等。我想，他们之所以选择描写现实，是因为当下的“现实”变得很有难度，变得难以把握。先锋派作家是从不畏惧写作难度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最热爱挑战高难度系数的写作。于是我们看到，当年的先锋派作家转向了社会新闻，并试图将这些材料加工整合为长篇小说，他们从“炫技”到“硬写”，正是因为他们将写作视作一种干预现实的方式，这也就是刘琼经常说的“狠劲”所在。

除了重视小说外，刘琼同样关注当代散文创作，在她看来，这也是“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琼坦言，近年来，她对散文的阅读兴趣越来越大，这也是其现实主义立场的自然选择，而评判散文的价值尺度，首先就是“真实性问题”：“与小说相比，散文除了在文体上有自己的法度，尤其强调主体对情感和认知等经验摹写的真实度。在文学性不存疑的前提下，散文把‘真’标举在第一位，追求‘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③这种“真”——用刘琼的话来说——即“不虚美，不饰恶”的真诚。如若让我用一个字来形容刘琼的批评特质和批评风格，我也会用这个字，那就是“真”，它可能有以下几种含义：

首先，是批评者对于“真实”的关注。尤其是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真实”是第一原则。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新闻素材的原生态呈现呢？显然不是。在刘琼看来，“非虚构写作”所需要的“真”是一种逻辑真实和方向真实，而不是本本或教条的真。对于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叙事作品来说，没有写作者的主观介入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只要有主观介入，就会有雕刻的痕迹。但是这种雕刻绝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按照事件的真实逻辑，对材料进行再剪辑，就像纪录电影里的镜头剪辑一样，这种刻痕是为了保证整个作品的真实效果与感染力。反之，如果仅仅是给出了新闻事件的结果，却没有逻辑真实来支撑，读者就无法感受到人物命运的必然性，连人物的基本动机都立不住，我们又何谈情感共鸣？

其次，是批评者对于“真诚”的强调。正所谓“修辞立其诚”，这里的“诚”是需要对象和语境的。写作者必须忠于现实，以现实事件为依据，同时，写作者也必须忠于自己的作品，这就涉及写作技术的问题。“真诚”一方面意味着有“我”的存在，叙事者必须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立场、态度、情感，“我”动了真情，读者才能感受得到；另一方面，“真诚”又关乎分寸感，不可言过其实，不可情绪偏激，否则，那就是主观化了的现实，无论美丑，都失去了可信度。所以，写作者要做到“真诚”是很难的，“真诚”在本质上呼唤一种精确的写作技术，这需要天赋，更需要训练。

最后，是批评者对于“较真”的坚持，这一点在刘琼的批评文字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刘琼的批评是自成体系的，她立足于“非虚构写作”这个基本域，带着自己新闻人一般的追问精神，执着地深究真相。她坚持自己现实主义的批评观，一以贯之，从不妥协，这说明她在进入文本时是高度清醒和自觉的。而“较真”也就指向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正因为“较真”，所以刘琼敢说真话，并且激赏那些说真话的作品。这种较量的结果就是批评者读出了文本内部的力道，感受到了“那股狠劲”。诚然，刘琼总是试图发掘出文本中的“凶狠”，发掘出那种直面现实毫不让步的强度与力度，但事实上，这种“凶狠”或许并不天然地存在于文本内部，而是生成于她与批评对象之间所进行的日常较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刘琼在当代文坛的批评实践是不可忽视的，她为“非虚构写作”所建构的价值尺度是经得起推敲的，是有说服力的。

洁净灵秀的刘琼的文学批评正如其人，她的文学批评始终散发着一种清净之气，那种纯粹和较真，那种温润和俊雅，内里却总是有一股不松懈的韧劲，这是她批评文字不断打动人的根本所在。我们期待厚积薄发的刘琼会有更多精彩的文学批评文章贡献给当代文坛。

2018年1月1日

 

【注释】

①刘琼：《陌上芳村——关于付秀莹和〈陌上〉》，载《文学报》2017年2月23日。

②刘琼：《温暖和凶狠》，载《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7年第6期。

③刘琼：《读书与读人——读散文集〈三更有梦书当枕〉》，载《光明日报》2016年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