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她从不向任何东西屈服，既不向错误屈服，也不向正确屈服。”这个人就是“我”的婆婆。小说刻画一个从旧时代走到今天的八十岁老妇人，她以怎样的精神度过她一生，而这种精神，又在与“我”的碰撞中如何影响了“我”的生活。在人生这条大河中，没有谁能逃离，只能在顺流而下的路途中，不断学习生活的智慧。

 

一

我坐在客厅里，一边看着窗外，一边看着婆婆剥毛豆。婆婆一家人都爱喝粥，每天早晚两顿，一年四季如此。所以她在我们家，有一半时间都是耗费在煮粥吃粥上。

从窗口望出去，南边可以看见河堤，我家离它大约有百十米的距离。东边是一条大路，宽得足以并排走五六辆大卡车。因为是行政及家属区，很少有车辆经过。我家窗子下的一棵悬铃木上，坐着一个鸟窝，一种我喊不出名字的鸟在那里安家。有一次林鸽来串门，我指给她看。她也不认识这种鸟，只是说，记得好像在哪里看过，悬铃木上不能搭鸟窝。我问，你是没见过悬铃木上搭鸟窝，还是悬铃木上根本就不能搭鸟窝？她说，不争论，资料上就是这么说的！我说，按资料的说法，这窗口下面，要么不是鸟，要么不是悬铃木！

“咋不是鸟儿？那是犟筋儿，”婆婆在卧室门口大声说，把我们俩吓了一跳，没想到她会在门口听我们谈话，“咱老家到处都是！”她一口浓郁的豫东方言，到底说的是“犟筋儿”还是“叫筋儿”，我们也听不明白。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睡觉，她穿过我的卧室，走到阳台上，突然大叫了一声：“哈！一抹白！”我正在梦里，不知道她喊叫什么，吓得赶紧坐了起来。趴窗户上一看，原来是下大雪了，整个河堤上雪片纷飞，银装素裹，可不是一抹白？

我说，娘，我正在睡觉，你进来能不能先敲一下门？

她骇然道：“自己一家人也得敲门？”

我懊丧极了，知道这话说也是白说，她认定的事儿，谁也别想改变。我和老公结婚的时候，她要求我们必须在老家办喜事，说这大半辈子都是给人家孩子添箱，自己的孩子不在家办事，这亏就吃大了。当时我头都大了，我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况且老家还没有通电，我简直无法想象如何在昏黄的油灯下度过我的新婚之夜。我让老公跟她商量一下，把他们接过来在市里办，既省钱又省事，更省心。老公说：“要商量你去商量！我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谁能说动她！”我想想，不值得为这事儿较劲，就没再多说什么。在老家度蜜月那几天，她从来不管我们小两口在屋里干什么，掀开帘子就进来。有时候我们亲热一会儿都得提心吊胆，弄得跟偷情似的。

公公退休后，她招呼也不打一个，处理了家中的家什，毫不客气地进住我和她的大儿子家中。那时小叔子大学还未毕业，三个婆姐也先后聚拢到我们这座城市里，可她很少去她们那里。打从他们跟着我们，我的生活和生活态度有了彻底的改变。跟着她当媳妇，我整天得小心翼翼，恐怕有哪一点做不好，让人家笑话。我是个文化人，作家，大小还是个领导。她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老太，真弄出点不愉快来，且不说我情何以堪，就是我老公怕也饶不了我。

婆婆剥了半盆豆子。看她忙完了，我顺手接了过来。她拍了拍身上的碎屑，又把豆子从我手里要了回去。她不会让我洗，只要她在我们家，厨房里的东西我一样都不能动，那是她的领地。其实我做的饭比她好吃，也好看。但她总能找出我的毛病来，不是咸了，就是放多了味精，要么是油不够大，反正我不应该进我的厨房。她在哪一家出现，那个家就是她的。她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淘米水洗菜，洗菜水浇花，而且水管开得跟断流似的，说是害怕浪费。冰箱碗柜里到处是剩饭剩菜，赶我们去上班，她就自己慢慢吃掉。她是从苦日子里一步一步挪过来的，知道心疼东西。有一次，我在厨房里看见一根软塑料管从水管上接到下面的一个桶里，便问她这是干什么用的。她瞪了我一眼，小声地对着我的耳朵说，是隔壁刘家刚刚告诉她的一个秘密，这样流下来水表不走，用水就不用花钱买了。我哭笑不得，把这事说给老公，希望老公劝她把那东西弄掉。老公说：“我要是有本事劝她拿掉，就不用你提醒我了！”他曾经跟我说起过，母亲即使一生都在错，但是也一定要把错事办对。她从来不向任何东西屈服，既不向错误屈服，也不向正确屈服。

一会儿，公公把孩子从学校接了回来。学校就在我们楼下不远处，从北面的窗子就能看到，可他总是要到学校门口接。如果饭做好得早，婆婆也陪他去。俩人早早就来到学校门口，像两个哨兵似的，一人把住一边。公公是个退休的老中医，就知道守规矩，把接孩子的事儿弄得跟坐诊似的，雷打不动。

孩子看见我在家很不高兴。如果我不在家，她疯得不着边际。她噘着小嘴，站在爷爷身边，也不搭理我。等爷爷掂着垃圾袋出去了，她才坐在小桌边，把作业本一本一本地拍在桌子上，像大人似的长叹了一口气，埋头写起作业来。

我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婆婆在厨房里关着门忙活着，锅铲摩擦锅底的嗞啦声，溢出的豆米粥的香味儿，让我突然之间伤感起来。这伤感也不是没有来由，只是暂时还不想去认真打量它。外面已经起了一层薄雾，因为在河边居住，只要没有大风，每天到这个时候都会起雾。这也是我喜欢这栋房子的原因之一。

我走到阳台上向远处张望，雾中的风景更具有流动性。如果静下心来，能听到河水的响声。在那种响动里，我在害怕某种东西，那是什么又说不上来。是因为我很快就要独自离开这里吗？好像是，也好像不是。这问题穿过薄雾，具体而又清晰，好像可以随便折叠和伸展，但是，我把它叠了起来。我打开屋子里所有的灯，放眼望去，政府家属区几乎所有能看得到的房间都亮着灯。我看见公公在楼下快速地走着，花白的头发随着他的步伐在风中飘动，像一个年轻人。老公跟我说过，从来没见过父母年轻过，从他记事的时候起，父亲就像个老头，母亲就像个老太婆。可是，我从来不觉得婆婆有多老，而公公今天看起来也是如此年轻。那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仅仅一年后，他就化身为一抔尘土，沉沉坠入另一个世界。更不会想到，所有的幸福都那么易碎，轻轻一碰就伤痕累累。

二

我在车上等着婆婆。马上该换季了，再加之他们很快就要到海南去过冬，婆婆要求我给他们买几身换季的衣服。结婚已经十年多了，说实话，我一直都在摸着石头过河，真没找到当媳妇的感觉——谈恋爱那时候，还是一场忐忑得无边无际的大事。有人劝我说，你可要准备好当媳妇。可是怎么准备呢？结婚之前，再怎么准备也是闺女，结婚之后，即使什么都不准备也是个媳妇，就这么简单。周围的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和我的婆婆从未闹过矛盾。纵观后来的二十几年，大面上我们可能是关系不错的婆媳，一派祥和，婆慈媳贤的样子。其实，内里的疙疙瘩瘩如同被窝里进了毛刺一样，常常会在某个深夜将我闹醒。年轻时，我觉得婆婆太过于强势，强势到霸道，她的儿子又惯于听信母亲，甚至我把夫妻失和也归咎于他娘时时处处掺和在我们的生活里。

每年冬季，两个老人都要到海南小儿子那里过冬，等冬尽了再飞回来，像两只候鸟一样。这样的日子对我公公来说不算什么，他这人表面看起来随遇而安，跟着哪个孩子生活都行，只要有酒作伴，什么都不挑剔。而且你几乎无法从性格上揣测他的过去，因为他没有性格。他的生活拆成一节一节的，跟时间绑在一块儿，好像他只从属于时间——几点吃饭喝酒，几点散步，几点接孩子。稍微错一点他就无所适从，似乎被跌出了时间之外。在我们家，他的生活一成不变，尤其是每天散步回来，他总是圈进客厅角落的那把扶手椅里，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电视，我们的所有谈话好像也与他无关。他的两只手交替撑着自己的下巴，如果孩子睡了，他会点一支烟虚握在自己手掌里，只露出一截过滤嘴，抽的时候就低下头去，一副很愧疚的样子。

而我婆婆看起来则是一个很有主张的人。听老公说，自从我公公退休后，她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中心——她以自己的顽强、忍耐和固执等来了这一天。她规矩甚多，不管哪个孩子请她去，都得费不少周章。她从来不在任何一个闺女家过夜，如果这一条不答应，她宁愿不去。她的理由是，闺女的家不是她的家，儿子的家才是。即使这一条满足她，那也要看哪个闺女请她。孩子们在她眼里一定是有三六九等的，首先是男孩女孩不一个阶级，家里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男孩的，女孩想都别想。其次，女孩里面也不平等，她喜欢大手大脚的孩子，对从小就俭省节约的嗤之以鼻。她说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才能大手大脚挣钱，没见过谁家的财产是筷子头上省出来的。话虽这么说，可是在生活中，我从来没见过她大手大脚，甚至比一般人都俭省。

不过，或许叫她说着了，三个姐姐就二姐大手大脚，现在的日子也数她最宽绰。大姐省吃俭用，一辈子都在为钱打急慌，住的房子都是弟弟妹妹们添钱买的，从来没买过新衣服穿。

小叔子在海南当律师。弟媳则与人合伙开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两个人事业有成，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婆婆在人面前说起两个儿子来，常常喜笑颜开。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跟我们一样，只生了一个女儿。按农村人的说法，这一家算是绝户了，兄弟两个一个男孩都没有，再过几十年，他们的姓氏也没人继承了。公公对这事儿甚是看不开，私下里跟她讲过几次，说是无后，死了也无法面对祖宗。婆婆说：“就咱们那几个祖宗，活着你面对过几次？再者说了，哪个人死了都无后，一把土埋了，有后无后，咱想管也管不着了！”公公再也不提这档子事儿了。有一次小叔子两口子回来探亲，我劝他们再要一个，说如果不想养就放我们家。婆婆当即打断我的话，说养个孩子太难，有一个闺女也就够了。“如果只让生一个孩子，一定得是个女孩。闺女才是贴心人。你没想想，”她掰着指头跟我说，丝毫也没顾及有些话不该当着媳妇的面说，“如果生一个闺女，还会赚人家个儿子。如果生个儿子，到时候还不得是给人家养的？”

我想跟她开个玩笑，问她自己的儿子是不是赔给别人了。看她一脸正经的样子，又忍住了。

婆婆穿着红衣黑裤下来了，打扮得跟快餐店的领班似的，小皮鞋擦得锃亮。只是她个子矮，又胖，看起来像个大头娃娃。我把她扶到车上，刚走出不到十米远，她又要下去，说自己的包忘拿了。我说你拿包干什么，又用不着你花钱。她也不答话，不待车子停稳，拉开车门下去，径直回到我们楼上，半天才拿着包下来。

我想起来了，她的手机在包里。

过七十岁生日那天，孩子们高高兴兴回来给她祝寿。小叔子两口子专门从海口赶了回来。她把大家给她买的东西翻来覆去地倒腾一遍，一脸的不高兴。她的情绪总是写在脸上，一点都不会掩饰。我捅了捅老公，让问她怎么了。她对儿子说：“我怎么了你看不出来？连你们的小孩子都会用手机了，你妈连个手机都没有！还反过来问我怎么了？”儿子说：“我刚好多个手机没用，给你吧！”她指着我新买的手机问：“跟这个一样吗？”小叔子赶紧站起来，跑出去买了一个新款的三星手机，才算作罢。

我带着婆婆进了全市最大的吉利购物中心，先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双老年人穿的沙滩鞋，接着就去服装区买衣服。穿过家电区的时候，她被一个小姑娘的解说迷住了。那姑娘正在给一个顾客解释一款自动电饭煲的功用。

“……您看，头天晚上把米放进锅里，定好时间，第二天早上起来，饭就做好了，热腾腾的。”

“除了米饭，这款机器还能做什么？”顾客把电饭煲端起来问道。

“哎呀，那说起来可多了去了！除了不能自动煮饺子，没有它不能做的。米饭、煮粥、煲汤，还能做蛋糕呢！你看看说明书。”

婆婆一手提鞋，一手指着那款电饭煲问道：“它真能自动煮稀饭吗？不用管它，它自己就能煮好？”

“那当然！”售货员笑着看着她说，然后拿起一本画册哗啦哗啦翻到一页煮粥的照片递给她看，“您看这稀饭煮的！”

“嗯，是好！”她把鞋搁地上，包从胳膊肘上拉下来，准备掏钱。我赶紧上前阻拦她，说：“娘，咱家快成电饭锅仓库了，不能再买了，放的地方都没有！”

“你说得容易，”她一边挣脱我的手，一边继续掏钱，“我走了，毛妮他爸怎么喝稀饭？谁给他起来做？”她把粥、面糊、米汤，统称为稀饭。

“我做嘛！”

“你做？你马上就走了，他喝西北风啊？”

老天爷！这事她是怎么知道的？我赶紧按住她的手，说：“他在家吃过几顿饭？而且，就是我走了，咱们的保姆也快来了，您就放心吧，饿不着您儿子！”

“放心？你想想，在外面吃得再好，要是不喝个稀饭，那胃里是个啥味儿？”她挣脱我，从包里拿出一卷钱，那架势分明是要把人家的货架扫空，“多少钱？”

我赶紧让姑娘开票，去把款付了，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把电饭煲提在手上了。

我把电饭煲接过来，领着她在服装区转了半天，也没看中一样衣服。我想给他们买加棉的厚外套，冬天的海口早晚还有点凉。她想买毛衣外套，说，人老了，身体不想受拘束。可是看了半天，没有一件她相中的。不是颜色太暗，就是款型太瘦。好不容易看中了一件，她穿在身上试，我看着挺合适的。谁知她在穿衣镜前扭了半天，脱下来扔在一边，说：“这种毛线穿不了几天就往下坠，套身上跟渔网一样，提提溜溜的烦死人！”

“不行就买小一号的，反正穿几个月就扔了。”我劝她道。

“唉——！”她转圈看着，眉头皱得跟牙痛似的，“去年在海南，你弟媳她嫂子给她妈织的毛衣，又好看又好穿。这机器织的东西啊，到底是不贴身。”

我哭笑不得地看着她，难不成这是逼着我给她织一件毛衣吗？说实话，这活儿过去我还算拿手，可是现在谁还干这个？哪还有工夫干这个？不过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她好像忘了买衣服这件事，一直到车上，还跟我絮絮叨叨地说起她们在海南吃的某顿饭。那顿饭她没吃好，所以一直记到现在。“小羊羔太小了，看着比一块红薯大不了多少，还都是煺毛的羊，黑黢黢的，那哪是人吃的东西？”她抚着搁在腿上的电饭煲，心里肯定想着一锅热腾腾的稀饭，“他们要是敢再让我去吃那东西，试试看！”

三

从我住的地方到单位走大路要半个小时路程，沿着河堤步行，差不多二十分钟就够了。天气好的日子，我几乎都是从河堤上走过去。这是一座新兴的城市，夹带着从农村脱胎而来的痕迹，处处都能感受到它那新鲜而向上的力量，这生生不息常常让我喜不自禁。河堤外是从国外进口的草皮，绿茸茸的像铺了一张毡子。河堤以里则是农民种的庄稼。一条小路斜穿下去，有一个小小的渡口，常常会看到那个摆渡的人坐在自己的窝棚前打盹。一只狗、几只鸡子围着他，一派田野趣味。逢周末，公公婆婆常常带着孩子坐船到对岸，然后再坐回来。有时候我和老公也跟着过去。有一次我打河堤上经过，看见几只牛站在那里，像一群等公交车的旅客。我朝它们扬了扬手，它们只是摇了摇头，也不躲开。

我为此写了一篇散文，喜气洋洋地絮叨了大半天。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个宜居城市，不灰暗，也不拥挤——如果你觉得生活刚刚好的话。

也许，只是如果。

我刚在办公室坐下，林鸽过来了。今天她打扮得焕然一新，白色短袖衫外面套一件荷色小外套，宝蓝色长裙，脚上是一双软皮便鞋。她在我们单位是财务科长，上大学前我们俩就很要好，想不到现在又混到一起了。有意思的是，她是学中文的，做财务工作。我是学财会的，却当了职业作家。

我打量着她的穿着，笑着问她今天的麻将大会铺排好了没有。

“那当然！”她两只手卡在屁股上，像一只翩翩欲飞的鸟，“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晚上的麻将大会是每周末的盛事。林鸽吸烟、喝酒、摸麻，整天跟一群作家艺术家泡在一起，可是从来没人说过她的闲话。她是那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高人。她老公更高，没单位，没工作，没固定收入，可手里从来没断过银子。一会儿去上海朵云轩春拍一个陶罐，一会儿又在北京荣宝斋淘了一幅康有为的字。更为奇特的是，他会用《易经》算命，几乎没怎么失过手。今年过了春节，我们几个去伏羲陵祭祖，正准备出发，他把我们叫住了，说，准备点路上吃的东西吧，中午之前到不了。大家哈哈大笑，总共不到一百公里的路程，就是骑自行车也能赶到。

林鸽二话没说，跑楼上拎了一大包吃的喝的下来。

谁知去谒祖的人太多，道路被塞得水泄不通。我们被堵在半路上动弹不得，只得吃干粮充饥，到地方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

还有一次，他两口子来我们家串门，我们坐在客厅里喝茶。坐下不到十分钟，他看着我老公说：“你明年会有一场大事。”老公向来不跟他说那么多，道不同，话也不投机。不过闻听此言，老公便笑着问道：“多大的事儿？”他始终盯着我老公的脸，郑重地说：“恐怕，你得穿大孝！”老公的笑容僵住了，穿大孝的意思就是会失去父母。老公问：“依你看，是我的父亲还是母亲？”他说：“父亲。他明年七十三，刚好也是个坎儿。”老公问：“哪方面的问题？”他说：“肠胃方面，不是个小问题。”老公一下轻松下来，笑了笑，什么都没再说。我也暗自好笑，公公肠胃奇好，每天小酒小肉没断过，睡前还得再加一餐，按他自己的话说，吃铁都嫌太软。

林鸽在我对面坐下来，把我桌上的书收拾收拾，叠放在一起，扭头看了看，又放下来摆平。她就是个这样的人，常常毫无理由地把东西挪个地方，再挪回去，好像她不知道该怎么安置周围的东西才合适。可是，在对人事关系的处置上，她总是那么得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任何地方既不显得突兀也不显得多余。更重要的是，她有胆，不管什么事情既能拿得起又能放得下。有一次，我们两个下班，她在离单位不远的烟酒店里买了一箱红牛饮料，不知道听信了谁的，她两口子都爱喝这个。谁知到家打开来看，里面装的是金牛，而不是什么红牛。我到家已经吃过晚饭在看电视，她在楼下喊我，非要拉着我找人家算账。我说算了，明天上班带过去跟人家调换也不迟。她说：“那怎么行？让我受这一夜气我可不认！”我只好跟着她去那家店。人家已经打烊了，她擂着商店的门说：“再不开门我一把火给你们点了！”人家吓得赶紧开门，她把两箱饮料掼过去，砸得稀里哗啦乱响。不待人家说话，她拿起货架上的几条烟就走。我坐在车上没下来，羞得跟小偷似的躲在后面，害怕人家看见我。路上她跟我说，对这种黑心店你就不能客气。然后又说：“像你这么软蛋，这个社会上坏人会越来越多！”我说：“犯不着，人家也是小本生意，何必这样收拾人家？”她“切”了一声，没再搭理我。

我冲泡了两杯毛尖，递给她一杯。只有在我泡茶的时候她不插手，可能这也是我唯一比她强的地方。在其他方面，她都是我的导师，而且她也好为人师，经常毫不客气地指点我这，指点我那，好像我从来没有把事情做合适的能力。不过说实话，我之所以离不开林鸽，完全是因为习惯而不是因为需要。再者，我们自小就相互了解，省却了很多麻烦。寻找她之外的朋友，我也没那个心力。我喜欢孤独。

她接过茶，举起杯子看了看，也没说什么。我们埋头喝了一会儿，她好像忘记了刚才的话题，突然问我：“你怎么还不走？”

“你撵我走是不是急着抢我这个位置？”我玩笑道。

“那当然！看谁敢跟老娘争，我废了他！”她边嬉皮笑脸地说着，边把杯子握在自己手里。我知道她这是想聊下去了，便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扔在她面前。她看了看，没动。

“还是走了好，这是一个机会。”省里空缺一个职位，想让我调过去。我也一直在犹豫，如果过去，肯定对我的写作有好处，毕竟越往上走信息量越大，平台也更大。可是，我走了怎么办？老公天天忙得不着家，孩子才上小学，公公婆婆马上要去海南过冬。“你没想想，现在我怎么走得了？”

“走了，走了，一走了之！什么叫走得了？你没想想你不走怎么办？”

我惊骇地望着她。

“别这样看着我，我不习惯人家这样看我！”她半真半假地嗔怪道。

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

“唉！你啊，揣着明白装糊涂。跟公公婆婆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哪能会不出问题？”她脸上满是担忧的神情，“尤其是你婆婆，可不是个软茬儿！”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害怕的某种东西好像浮了出来，有了眉目和形状，“能出什么问题？而且我觉得婆婆心直口快，这样反而不用处处设防。”

“能出什么问题？能出‘问题’的问题！”她笑着站起来往外走，“要是平常，心直口快倒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在家里，事事处处都心直口快，那就是问题了！”

出了门口，她又转回来拿烟。她用烟盒敲着桌子说：“在我们家，我的江山就是打下来的。刚开始我也像你一样，谁说话都想骑在我头上。切！岂有此理！”

我坐在那里愣怔了半天。

林鸽原来也是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公公是南下的老干部，也曾经是这个市的市委书记。婆婆是当地人，这个媳妇是她钦点的。公公婆婆住的是两进院，他们住前面一进，婆婆住后面。开始倒也相安无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她刚刚生了孩子那阵子，大姑姐来看她。按她自己的说法，起风了，她给那姑姐翻找毛衣，随手把衣柜锁起来了。其实，钥匙就搁在柜顶上。姑姐走的时候，婆婆或许想给她带点东西，毕竟是市委书记家里添丁，送来的东西肯定不会少。结果婆婆发现柜子门打不开。这姑姐挑事，姑姐跟婆婆说，往后还让我怎么来？也没跟她告别，一声不吭地走了。婆婆本就不是受气的人，指着她质问道：“莫非你姐是贼吗？她过来，你恨不得把能锁的都锁起来！”林鸽赔笑道：“妈，我只是随手锁了，钥匙就在上面。你告诉我一声，就是把东西全部给她，能值几个钱？”“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婆婆更起劲了，唾沫星子乱飞，“我活着你就这样，我要是死了，你几个姐连这个门也进不来！”

林鸽让保姆把孩子抱出去，回头把门关上，跟婆婆有板有眼地讲起道理来：“要真论起来，我嫁给你儿子，这个家就是我的家，只要我在这里住一天，所有的东西我都有处置权。这算不算过分？如果你儿子跟我离婚，我保证一个纸片都不会带走，包括您这个小孙子我都给您留这儿。我说这是不是个理儿？”看见一向不吭声的媳妇忽然翻脸，婆婆惊得不知所措。林鸽继续道：“不过，虽然道理是这样，可您是老，我是小，如果您真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指使我把柜子打开不就得了，怎么能说那么生分的话呢？再一个，要想公道打个颠倒，要是这房子是我姐的，东西她锁得再严实，您会这样说她吗？或者说远点儿，如果我姐在她婆家，连锁个柜子的权利都没有，您心里会是什么味儿？”

婆婆也不搭理她，摔门就走了，一直到孙子满月都没再露面。

第二次生气是因为林鸽的老公。她老公是个除了正事不干，什么邪门歪道都会干的人。养鸟遛狗，打兔子钓鱼，样样精通。上学时，文化课三分之一不及格，可是《红楼梦》里的人物都跟他干亲似的熟络。从来没交过作业，初中时就办过个人书画展，现在兜里揣着国家级书法家和美术家协会金灿灿的会员证书。手无缚鸡之力，拿过全省羽毛球单打冠军。嘴里没一句正经话，单口相声上过中央电视台。拿《易经》算命，一掐一个准儿。总之一句话，是个歪才。

那天婆婆到他们家看孙子，一进门，就看见儿子坐在小板凳上，正给斜躺在贵妃椅上的林鸽修脚。他把指甲油小心地抹在老婆脚趾甲上，边抹还边拿嘴吹着。婆婆见状，气不打一处来，大吼一声，把儿子吓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她过去点着儿子的脑袋说：“你真是狗屎扶不上墙啊！从小到大，我没舍得让你给我拿过一次针头线脑，筷子掉地下我都不让你捡，怕累着你！现在你倒好，三十多岁了，还是一兜软泥。你这个畜生真是比阿斗还阿斗啊！”林鸽慢悠悠地站了起来，说：“妈，您老坐这儿慢慢数叨他。您想想，除了您说说他，平日里谁敢说他一句？我敢吭一声，他不把我吃了才怪！”她把老公拉起来，拍了拍他身上的土，“你啊，也不是妈吵你。你真不像个顶天立地的爷们儿，孩子在外面跟人打架，得我去帮他出气；家里便池坏了，我一个女人家抱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往楼上搬。就这，你还觉得娶我吃了多大亏，不知道的还想着我捡了多大个便宜！你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吗？今天妈来了，咱让她好好评评理！”

她婆婆气得病了一场，给儿子买了一套房子，让他们搬离了这个院子。

晚上下班，心里七上八下的，有点烦。走到我们家楼下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没有上楼，重新拐回到河堤上。我看到渡船正忙忙碌碌地运送着两岸的行人，雾霭层层叠叠地升了起来，河对岸的城市在我眼前慢慢地消逝。我铺了一张报纸坐下来。河堤上生长着茂密的茅草，我一根一根撕扯着它们。我喜欢听它们折断时的声音，很脆，很甜，也很伤感。

四

周五下午，闲坐无聊，想着孩子今天会提前放学，我早早地就回了家。刚打开家门，我就听见婆婆在厨房里和谁嘟嘟囔囔说话：“……孩子就是这样，要打，你就得打改他。要是打不改就别下手。给他吃，给他穿，不就对得起他了，还要咋样？你看看我……”

肯定是谁来串门，她又在痛说革命家史。自小到大，孩子们没有一个不怕她的。孩子小的时候，她从不在家里偷偷摸摸打他们，而是拉到大街上，当着众人的面打，一定要让打孩子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才会罢手，她因此得过恶名。后来五个子女陆续考上大学，她打孩子的古怪行为又传为美谈。不过，奇怪的是，孩子犯了小错她打，真正犯了大错她反而不管了。下河洗澡、逃课、撒谎，这都是开打的理由。但是不小心把水桶掉井里，热水瓶弄打了（这在那个时代都是大事），她只是一笑了之，从不责怪。有一次我老公把一只祖传的花瓶摔碎了，她拿把笤帚把碎片扫了出去，一句责怪话都没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后来老公上了大学，问她这些事。她说，犯了小错不打你们，长大了就会犯大错。你们犯了大错，自己都吓坏了，我再打你，你怎么活？

婆婆一连生了七个孩子，只活下来五个。在她家，实行的是一家三制：五个孩子中，有喊她娘的，有喊她婶子的，也有喊妈的。大姐、三姐和我老公喊娘，二姐喊婶子，小叔子喊妈。二姐之所以喊她婶子，是因为生活困难时期，她得了重病，眼看着奄奄一息，母亲就把她扔在外面的一张席子上，听天由命了。隔壁没闺女的大娘知道这事后，把二姐抱回屋里了，二姐在大娘家捡了条命，管大娘喊娘。大娘去世后，二姐又回到了家里，从此就喊母亲婶子了。

有小叔子的时候，公公已经调到了县城工作。可能婆婆觉得喊妈比较洋气，能配得上城里的生活，所以就让老儿子喊妈。仅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婆婆是一个害怕掉队的人。尤其是来到城市里，她像站在悬崖边上一样害怕掉下去，拼命模仿城里人的一切，除了语言——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她想改变自己的土话。儿子责怪她说，她土话里什么都带“子”，什么面条子、菜叶子、茶杯子，听了让人笑话。有一次她跟我说，要我帮她弄一张表子。我骇然道：“什么表子？”她说想办一个老年证，需要填一张表子。抽油烟机坏了，她给儿子打电话，“咱家那个机子坏了，你快让人修修。”儿子委婉地提醒她之后，她什么都不带“子”了，变成凳、裤、袜，每每还听见她带着孙女，“走，买个包（包子）吃。”听了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为了弄清楚路牌、广告等各种用文字标示的东西，她开始学识字，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一年下来，竟写了十几本，字也学会了不少。儿子为了鼓励她，让她把家族的历史写下来，说我写小说用得着。她废寝忘食地写了半年，拿给我看。三个笔记本，写得满满当当的，就是没人看得懂。我让她念了一段，听着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估计女书就是这么发明的。

若是厨房热闹，一定是孩子的三姑来了，在厨房陪婆婆做饭。新来的保姆也在里面。看见我回来，三姐忙拍了拍手走出来。她最近老到我们家来，怕新来的保姆不适应，什么事她都手把手教。我说过她多少次，这家是我的家，不是她的家，不要什么事都管，让保姆无所适从。莫非你自己的家宁愿不管，也得把我们家管了？不说她还好，说说她好像把这事给挑明了，反而正大光明地管起事儿来。要不是碍着老太太，我真的会把她轰走。

“刚才我们在那儿说大姐的孩子哩！”她接过我的包，拿在自己手里，好像我是客人，她才是这里的主人，“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他爸通过部队一个老首长，好不容易把他安排到北京一家国企上班，一年也不回来一趟，平时电话都很少打。谁知道自己不吭气找个湖南的女孩结婚了，等咱大姐知道，他又把婚离了……”她话匣子一打开，至少是一部中篇小说。“离就离了呗，谁知道还留下个孩子，让大姐管都没法管。”

我应付了几句，赶紧躲到卫生间去了。卫生间里乱糟糟的。房子小，多一个人就更乱，这老三又不检点。我这几个婆姐，唯老三像母亲，热心肠，就是嘴太碎。我在里面收拾了一下，洗了洗脸，想着这么半天时间，她肯定又回厨房了。谁知道我出来，她还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我。

“我头疼，还晕，我想躺一会儿。”说着我就往卧室走。最近心里烦得很，没一点说话的兴头。我还没躺下，她的手已经搭在我的额头上。她和大姐都是医生。

我闭上眼睛，竟真的天旋地转眩晕起来。

“这个保姆啊，得换，我听咱娘说了，发现她翻口袋，手脚不干净。”她的手从我头上转移到了手腕上，一本正经地给我号起脉来。

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气得恨不得坐起来跺她两脚，可这时刚好公公把孩子接回来了，她一阵风似的旋了出去。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记得我刚有小孩那阵子，她休假在娘家。有一次，婆婆把孩子抱在怀里亲她。估计是老年人口气重，再加上她爱吃葱姜蒜之类的东西，孩子拼命躲着她，边哭边把头往两边扭。她越是这样，婆婆越是追着亲她。我说：“娘，你的脸别离孩子那么近。”

“咦！咋啦？”婆婆突然站起来，把孩子像一块砖头似的扔在床上，“就不兴我跟孙女亲亲啊？”

孩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拼命踢腾着，小嘴像鱼一样吐着泡泡。我既心疼又羞愧，满面通红，一时不知所措。我看着坐在一边的三姐，她是医生，知道卫生常识，原指望她帮我说几句。谁知三姐没事人一样抱起孩子，说：“孩子嘛，越泼皮就越健康，让她饿着点儿，冻着点儿，哪怕鼻涕稀里哈拉的，不碍事！你要是让她吃饱穿暖，天天捧在手心里，非生病不可！”

我不喜欢她，大约是从那时开始的。

月子里，婆婆说三姐有风湿，不能沾水，她没为我做过一顿饭。我老公回来陪我，给孩子洗尿布。我婆婆悄悄跟我说，可别让他再干这个了，男人干这不吉利。大月子里，我自己起来给孩子洗涮，后来提起都没人相信。

我婆婆却偏偏最喜欢这个女儿。二姐是那种走到哪儿都手脚不闲、干净利索的人，因为嘴笨，婆婆一辈子都不待见她。

三姐把孩子安置好写作业，又来到我床前。我已经坐起来了，那阵眩晕劲儿过去，感觉好像是虚脱一般。她跟我唠叨起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来，这也是我的烦心事。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逆反心理，我越强调什么，她越不做什么，说多了她还跟你急。

“我去见了几次她老师。人家很不高兴，说这孩子最近老是心不在焉，上课不注意听讲，作业粗枝大叶，跟同学也不是太合群……”

“管她呢，她爸交代她说，只要语文英语两门功课学好了，其他不用管。我看这两门课还行。”我皱着眉头打断她的话。这孩子虽然毛病不少，但也不是一无是处。

“老师说，她有时候还撒谎。”

“小孩子都这样，只要有是非观念就行。”

“她的穿着也太出格，有时候学校集体活动她也不穿校服。”

“孩子一点个性没有，也成问题。”

她还想说什么，孩子突然出现在门口，哭丧着脸朝她嘟囔道：“三姑，你能不能不在我爸我妈面前说我的坏话啊？”

“你这孩子，一点礼貌都不懂！”三姐拍着腿说。

（中篇节选）

选自《北京文学》2017年第12期 

《长江文艺·好小说》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