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原标题：2018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举行，专家聚焦——文学如何直面时代现实，并做出有力表达

对一部长篇小说，或是我们时代总体的创作，自然会有各种不同的评判标准，但也未尝不是如评论家李敬泽在日前于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举行的“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新书发布会”上所言，有一个复杂的相对性的尺度。以他的理解，这个尺度体现在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否直面我们的现实，以及对这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况提出自己的疑难，并在总体上做出真诚而有力的表达。

以此对照，李敬泽表示，2017年很少有中国的长篇小说达到了这一标准。在他看来，我们的作家有很多的想法，可以做出很精致的、很可爱的东西，但这个时代真正有意义的写作，真正有力的写作，还是要能处理和把握现实。“这也是最终衡量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现在大家都喜欢用一个词，叫‘正面’，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可以说是非常困难的。”

“搬动”庞大现实的气力和勇气

当然，有困难并不是说作家就不该去做这样的努力。恰恰相反，即使明知“搬动”庞大的现实，很可能会失败，却依然能迎难而上，才能像李敬泽说的那样，体现出一个作家的胸襟和气魄。在他看来，张炜进行的就是这样有大气魄的写作。

《艾约堡秘史》通过私营企业巨头淳于宝册吞并风光旖旎的海滨沙岸的典型现代事件，聚焦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互纠结的尖锐现实，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淳于宝册历经磨难，由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声名显赫、举足轻重的大实业家。由他亲手缔造的狸金集团成为一个无坚不摧的北方王国，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与一个小小渔村的对峙中却陷入了一场胜负难分的痛苦鏖战。

某种意义上，淳于宝册这个人物，集中了这个时代很多精神的困境，也正是张炜要处理和解决的难题。李敬泽表示，我们会在一些作品里，看到一个人物身上集中了各种各样的矛盾，最后这个人会被这些矛盾，被这个时代所谓的现实感压得动弹不得，到了就是一声叹息。“但我们看到，淳于宝册依然是有内在和外在的行动力的，他不仅能面对内在的困境，同时在经过艰苦的过程后，依然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这是特别可贵的。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人，这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就是写了这样一个人，而且整部小说让人信服，这就叫艺术和小说高于生活。”

在李敬泽看来，张炜的这部小说，为我们时代的写作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它对当下文学是有意义的，我是说对作家如何站立在这个时代的高处写作是有启发的。”李敬泽表示，张炜一直活跃在新时期文学里，已然是一个经典性的作家，但在内心深处，他还是那个荒野上的少年，那个不怕失败的少年。他依然能够打着赤脚，像一个孩子一样，直接扑到生活的泥泞里去，扑到世界的说不清的地方去，去面对那些复杂的、困难的、说不清的东西。“对写作来说，最核心的是气力，还有就是勇气。作为文学的新作者，有勇气不难。但对于一个有了名声和历史地位的作家来讲，勇气比什么都重要。”

确如其言，张炜表示，这次写作于他是一次冒险。他这么说是因为眼下一说到企业家，大家脑中都会浮现出影视等媒介里塑造的形象，换言之，这个形象已经概念化了，所以要写出真正的、不那么概念化的企业家就很困难。再一个冒险是写爱情。“影视剧里，有很多爱的呈现，针对企业家的爱情，也有一套现成的体系和模式。想把企业家的爱情写得像那么回事，就要把概念化的词语全都粉碎了，拿出自己的表述。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恐惧、谨慎去寻找自己的语言，走入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和自己，这个意义太重要了。”

事实上，为了这次写作，张炜可以说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这不仅在于他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接触了一些所谓财经界的人，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生活、爱情乃至于家庭和睦等细节，还在于他这部小说是时间慢慢沉淀出来的。张炜回忆说，1988年，他在外边游走的时候，碰巧遇到了一个老板，他一眼就认出是他十几岁时认识的一个文艺青年。那时，他们彻夜谈文学，老板说他写了好多稿子，大概七八百万字，都没拿出来发表。“我就问他，准备拿写的那些作品怎么办？以后还写不写？他说，我以后还要写一点，我有钱，我可以把我过去写的东西，用小牛皮烫金的书封包起来。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个有吸引力有魅力的人，他有那个文学雄心，确是超出了一般老板的抱负。”

当时，张炜就想总有一天，他会写写这个人物。到如今，他终于把从1988年就开始思考的东西，冒险写了出来。这正应了他自己的话：“我写长篇没有一个少于15年的酝酿。这样的长篇出来以后，它是有重量的。仅仅一两年、两三年甚至四五年的思考，这个作品肯定是写不好的。”

某种意义上，正是基于张炜的深入思考，评论家陈晓明从这部小说中感受到了非常直接的精神上的冲击和挑战。陈晓明坦言，小说写出了他那一代人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代人是脱贫致富了，奔小康了，但在精神和心理上面临一个非常大的落差。“在这部小说里，张炜不断在追问，淳于宝册在物质上什么都有了之后，他的精神、他的内在、他的心里还存留着什么东西？”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话

正是这样的追问，让陈晓明强烈感受到张炜的写作中，依然有精神的东西在焕发。“可以说，张炜扛起了一面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旗帜，这在当代文学中是非常欠缺的，也是极其可贵的。其实，中国文学中浪漫主义应该说发展得非常充分，但现实主义兴起后，就被压抑下去了。张炜以非常丰富、非常有个性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标示出中国文学里非常可贵的一种经验和高度。”

浪漫主义艺术探索的路上，或许并不缺乏同行者。至少红柯是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一个很难得的一直张扬着浪漫主义写作的作家。作为“天山——丝绸之路系列”文学创作的一次总结，他的长篇新作《太阳深处的火焰》采用复调式的结构。一条线集中书写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坐困书城的精神困境。另一条线讲述渭北大学徐济云教授和新疆姑娘吴丽梅年轻时的浪漫爱情故事。红柯突破以往单纯描写人和动物、人和自然的关系，第一次在作品中写到人和人的共处，细致刻画陕西关中民间皮影艺人的日常生活、工作状态及内心世界。

以贺绍俊的观察，红柯写作伊始就追求那种非常奔放的浪漫主义气质，这与当代文学主流并不是那么合拍。“虽然我们呼吁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但实际上在当代文学里占主流的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是被压抑的。”在贺绍俊看来，或许正是红柯一直坚持浪漫主义写作，使得他比较“慢热”，而他的浪漫主义一方面源于他的个性，更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是在山西出生的，上世纪80年代跑到新疆，后来长期在陕西生活。我们也知道，新疆就是酝酿浪漫主义的肥沃的土壤。这样的生活经验，使得红柯在这部小说里，让新疆和陕西进行了精彩的对话，也让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做了很好的融合。”

红柯能做到这样的对话与融合，同样得益于他漫长的积累。或许只是巧合，和张炜一样，也是在1988年，红柯在新疆读到哈萨克生命树创世神话，由此点燃了小说最初的“火焰”。那一年，他带学生实习穿越沙漠戈壁，无数次碰到大漠红柳，2000年，他参加中青社“走马黄河”活动，考察黄河中上游各民族民间艺术，在这一过程中，剪纸与皮影又激起了他对生命树神话和大漠红柳的深层感受。“从1983年发表第一首诗到2015年完成这部小说，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核心：火。西部各民族的皮影从古到今以油灯、汽灯、电灯取光。当我感悟到皮影背后太阳的光芒时，红柳就成为大漠火焰，成为地火。当宇宙天地万物的生命进行对话时，我就放弃了抒写法显、鸠摩罗什、玄奘这些高僧的打算，重点抒写丝绸之路古道上被历史遮蔽的卑微的生命。万物皆幻影，幻影的背后有神灵。”

实际上，当红柯转向抒写“卑微的生命”时，他的写作就不由得增强了批判意识。贺绍俊表示，如果说在红柯的文学世界里，新疆是热的，是浪漫主义的来源。那么陕西就是冷的，面对陕西的现实，他是有批判的。在贺绍俊看来，这一点对红柯来说是很重要的。“红柯肯定有不满，但他以前很多作品，其实是有逃避现实的倾向的，只要进入到文学写作中，他宁可暂时回避现实，放大浪漫的东西，但在这部小说里，他正视现实，表达了对现实的批判。他在批判现实的时候也在寻找答案，在思考我们的世界为什么会出问题？”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评论家白烨更为关注小说里有关西域与关中的文化冲突。他认为，小说有着红柯笔下常见的西部风景与浪漫情怀，但最为独特的，是立足于文化自省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生态文明与学术清明的深切呼唤。与此同时，白烨强调，在红柯的作品里，能读出一种其他作家作品里少有的，很深厚、很坚定的生命意识。“红柯希望生命能够自由成长，所以对生命充满了很多歌颂、赞扬，生命是他创作中非常重要的点，也可能是解读这部小说重要的观察点，红柯从来不是简单地写生活，而是写生命，写生命的状态。”

现实感和人文性的融合

毫无疑问，作家周大新的长篇新作《天黑得很慢》，写的正是一种生命状态。这部全面关注“变老”话题的小说，也凸显了周大新对生命的深度思考。

小说以“拟纪实”的方式，用万寿公园的黄昏纳凉活动安排结构全书。周一到周四，是养老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养老服务机构、健康专家的推介活动。周五到周日，是陪护员用亲身经历讲述陪护老人的故事，通过这样的近距离观察，小说透视了养老、就医、亲子关系、黄昏恋等当下社会的种种问题。

由此，恰如评论家吴义勤所言，小说把现实感和人文性做了非常好的融合。“周大新对现实非常敏感，他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对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文学化的处理。同时，在这样的处理中，也浸透了他那种细腻的、悲悯的、人道的人文主义情怀。小说从题材上、从主题上就非常具有冲击力。写出了当下老年人生活的痛感，那种无以言说的孤独，既沉痛，又温暖。”

而在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在结构上的创新。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何向阳认为，周大新是有先锋意识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先锋意识主要体现在小说结构的探索上。他的很多小说，不管是《第十二幕》《21大厦》《战争传说》《湖光山色》，还是近年的《安魂》《曲终人在》，都有独出机杼的结构。周大新在这方面无疑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事实上，结构并不只是小说写作的一种手法，而是体现了作家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也代表了作家观察和书写时代的一种角度。无论张炜、红柯，还是周大新都以自己的角度，写下了对我们置身其中的时代的感受和理解。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有一句台词，“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对作家来说，真正的活着是时代“记得你”，因为你在写作中留下了时代深刻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