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李海鹏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这一期的《诗刊》，是独特的一期。因为是年末的缘故，无论上半月还是下半月，栏目都与平时有着很大不同。上半月是参加今年“青春诗会”诗人的专号，集中发表了他们的诗歌代表作、创作谈、指导老师的推荐语，还有最后黄尚恩对这次“青春诗会”的总结与记录。而下半月是对今年发表于各个刊物、媒介的诗歌佳作的集体性回顾，视野开阔，品味多元，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本年度当代汉语新诗写作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现。这样的呈现方式，实际上在《诗刊》这里已是自身传统的一部分：“从2012年开始，《诗刊》下半月刊的12期作为该年度的新诗年选，固定下来。”上有“青春诗会”，下有年度诗选，正因为此，这一期《诗刊》格外具有收藏价值：不仅宜于集中欣赏，具有高密度的美学价值，而且对于诗歌研究者、批评者来说，也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上半月的“青春诗会”专号里，参会诗人有马骥文、飞廉、叶晓阳、庄凌、马嘶等15位。迥异的诗歌面貌、写作路径和语言意识，让我们辨认出15位饱满鲜活、趋向成熟的现代主体。然而透过这些清晰的差异，我们又可以隐约感知到他们之间可以分享的共性，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构成了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人”。比如对于当代生活日常性的关注与超越，对于诗歌与经验之关系的思考，对于晦暗之当下的蘸取，对于诗歌时间与日常时间的错位感，对于古典抒情资源与现代抒情经验的整合、转化之焦虑和探索等。可以说，15位年轻的写作者，在共性与差异的张力之间，既展现了自身写作的旺盛生命力和生长性，也昭示了新诗创作在年轻一代中间的种种可能，因此，这一期“青春诗会”专号，强劲地指向未来。

在他们中间，马骥文的诗歌写作呈现出宗教性高度。一个常识是，现代以后，艺术具有了取代宗教成为崭新精神救赎方式的可能。成果丰硕之余，其内在缺陷也暴露无疑，并且在已然不短的现代书写历程中，被很多杰出的写作者们所批判、反思、矫正。比如艾略特等。在这个意义上，马骥文的诗歌获得了成立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他将其穆斯林的整体性身份，整合进自己个体性的写作之中，其结果，既不是以写作来为自己的整体性做注脚，也不是以宗教性来为个体经验做加持，而是营造出了新的诗学空间；其诗歌文本由此成为一个创造性的精神产物，昭示了诗歌之为主体，其内在的神圣性与神秘性，：“下午的阳光正照在他们的脊背上/显示出某种神圣的流动/那些不容回辩的真实与细节/在你不断熄灭的瞬间给予你支撑”，以及个体与总体混合莫辩的自信力：“你确信你将会在未来回到这一刻/回到这枚紧握的手掌/以及由它所创造的风景”。

飞廉的诗歌则呈现出浓郁的江南气质。江南，虽然构不成宗教性的高度，但是在中国的写作史中，无论古今，都是成果丰赡、面目清晰的传统力量。飞廉居于江南，诗歌中清晰可见江南传统的底色，他以数量可观的江南风物、人物入诗，便是有力的证明。然而在当代新诗中间，江南诗歌虽然成就显著，但无疑也具有公认的丰腴过甚、诗风绵软、自怜自恋、不擅节制的内在缺陷和危险，它就像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笼罩着每一代江南诗人，让他们努力去对话和摆脱。在飞廉这里，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个“节制的江南”。很清晰，飞廉的语言是内敛的，是减法的，不是无节制地滋生和蔓延，读他的诗，总有种越读越少的印象，一首诗读到最后，消失的是语言和容量，留下的是诗的质地和感觉；而且，江南在飞廉这里不仅有逸乐，更有峻急，有历史的焦虑，事实上，这是对江南传统中重要一部分的呼应和重现，因为，江南不仅有“商女不知亡国恨”，更有“古今兴亡多少事”：“南宋迄今，凤凰山/落寞了八百年/这里，荒草终日冥想/预见了辛亥革命。”

庄凌的诗质朴、温和，少言寡语，也不见堆砌和修饰，有口语诗的味道，但又少有口语诗的流俗和荒嬉，有着女子内在的美感和思量，在她最好的诗里，我们既能看到人生的晦暗和焦虑，又能看到，这种感觉的传达可以如何实现内敛清秀与直率质朴的统一，就像她笔下那株滴水观音：“我早己习惯了颠沛流离的行程/可它在我的怀里/多么羞怯，多么芳香。”

如果说上半月的专号指向未来，那么下半月的诗歌年选，则是对过往的回顾。其选择范围囊括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刊物，有《星星》《江南诗》《扬子江》《诗林》等专业性诗歌刊物，也有《人民文学》《十月》等综合性文学刊物，还把触手伸到了《读诗》《草堂》《诗建设》等所谓民刊之中。这展现了《诗刊》作为中国老牌诗歌刊物的雄心和行动力，其目的，是希望当下的优秀诗歌能被充分发现，并经由这一优良的平台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和阅读，诚如《前面的话》所云：“如果若干年后，人们回顾这一时期的诗歌，发现大多数脍炙人口的作品都曾以各种方式出现在《诗刊》上，便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和收获了。”

在下半月刊中，有一首诗尤其吸引我，它放在这本年选中间，如此独特。这便是胡续冬的《清晨的荣耀》。这首诗的缘起是诗人与女儿的日常相处经验，而在他的处理中，则实现了游牧学与育儿经的美妙结合，儿童可爱的言语，动漫的魔力，如何指向北方的游牧和清晨的荣耀？读罢这首诗，我们便有些许答案。这首诗在风格上有胡氏招牌的“胡话风”，这有西方所谓轻体诗（light verse）的味道，它始于童趣：“每天起床以后/她都会说：我们去摘牵Benny花吧”，然而结束于某种宏大叙事：“仲秋的太阳递给每朵牵牛花一把金刀/我这才想起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清晨的荣耀”，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认为这首诗的诗意指向，其“荣耀”，是宏大之物，毋宁说，“荣耀”作为这首诗的诗眼，实际上是一位父亲对自己女儿无限爱意的命名。“金刀”的比喻如此美妙，而据我所知，“刀”正是诗人女儿的乳名。

以上便是这一期《诗刊》留给我的深刻印象。《诗刊》作为中国诗歌重要引领者的地位和能力由此清晰可见。它老牌但不老气，对当代中国的诗歌场域保持着深度的介入和支持，并因此彰显了自身的活力。十二月的《诗刊》，读罢掩卷，细细回顾其中的每一行，都彰显了《诗刊》希望借这两本专号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努力和意念。在词语中遨游的人，想必都明白此中的深意。我不由得想起马雁的一句诗，作为这篇读后感的结尾：“发明词语者，发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