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月5日，鲁敏长篇小说《奔月》研讨会在京召开

长篇小说《奔月》

无数中外作家曾写过“逃离”这一经典文学母题，无论易卜生的娜拉、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抑或门罗的卡拉，“出走”成为女性人物在面对日常生活与社会关系时的消极对抗方式。经典既提供经验，也构成新的难度。鲁敏执拗地选择迎难而上，新作《奔月》成为展现急剧变化的时代中普通都市人的生活现状以及对自我更深层探索的“逃离”之作。

1月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人民文学出版社、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鲁敏长篇小说《奔月》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韩松林，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潘凯雄，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汪政，以及雷达、白烨、陈晓明、梁鸿鹰、施战军、吴秉杰、张清华、刘琼、胡平、何平、吴俊、杨扬、张莉、杨庆祥、岳雯等评论家参加研讨。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以“出走”之谬勾勒存在的荒诞

《奔月》的行文结构采用“平行复调”，单数章写失踪者小六的家人，双数章则写小六本人，两条线相互交织，通过探索小人物偶然发生的人生变故，重新审视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摆脱现实一切的社会关系和生存状态是可能的吗？一旦摆脱了，能保鲜多久？

雷达认为，小说构思的创新之处在于，写出了“不存在的、假定性的荒诞胜过存在的荒诞”。鲁敏对人生的困境、人性的复杂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善于展开哲学、文学的探索。作者让主人公实现了想要逃离旧环境的幻想，然而，想象中的乌托邦生活不过是曾经生活的“新瓶装旧酒”。她想回到自己生活的原点，却发现原生活中的亲友们已不再需要她，她回不去了。小说揭示出，逃离后带来的人生的虚妄即是寻求自由所付出的代价。用最写实、最客观的手法表达最主观、最无解的主题，是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

“无法用任何一个前辈作家的作品对这部作品进行定位，也无法在既有的文学参照谱系找到对应之物，这部小说完全是在秩序之外的尝试，我非常喜欢。”《奔月》带给杨庆祥的是独特的阅读体验。谈及主题，他说，“奔月”主题回应了现代文学史的母题，即娜拉出走了怎么办？在现代文学史中，涉及“出走”主题的作品在结尾普遍都有升华，即主人公一定要被导引到更高的层面。但是鲁敏的小说是“去升华”的。“‘当代的逃离’是走了、回来又没有回来成功、也没有回来彻底、也没有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别样的生活，这样别具一格的方案属于这一时代的处理。奔月和主人公的‘逃离’行为构成隐喻对照关系，是一个悬置的状态，既不在此也不在彼，不知道今夕何夕。这个主题具有世界性，国内鲜有触及如此严肃、如此关切当下时代个人的自我存在状态主题的作家。”

在胡平看来，这是一部让人重新体验叙事小说特殊领地的作品。当下的大部分新闻和微信，不论倾向如何都指向理性的、规范化的社会秩序。然而这部作品打乱了秩序的本身，假设一个人被“甩出”既定生活轨道后生活将会如何，所展现的领域超越了当下大部分理念所传达的思想边界，让人们意识到存在的虚妄，重新审视自我的本源和存在的荒诞。

跨越千年的对话，集现代性和写实性于一体

《奔月》完成了一位现代作家和古老传说之间跨越千年的对话，一位现代女性和古代嫦娥之间竟然存在相似之处，“月亮”成为鲁迅所说“走异地逃异路”的隐喻。张莉讲到，鲁敏身上有种特别强烈的对非常态人和非常态生活的执迷，《奔月》里的主人公不满足于过平淡的生活，通过“脱轨”，让周遭的人从风平浪静变得痛苦不堪，这类人又被称作“脱轨者”，脱轨既是现实又是艺术的隐喻。由此开始，鲁敏不再只是复刻生活的小说家，而是渴望把自己放到人性深渊的对面，思考“如果生活发生了不存在的荒谬，人会怎样”的终极性命题。

这部作品是鲁敏勇于突破自我的一次创作尝试，也是鲁敏艺术上的一次“奔月”。陈晓明在会上提出，今天的中国汉语文学已进入“本质化写作”的时期，即探索文学在面对世界时的处理方式的本质。《奔月》的艺术水准很高，是中国当代小说走向艺术成熟、小说意识达到新境界的标志之作。在现代主义时期，人对自身的思索多为“人从哪里来，人到哪里去”；当下更多是“我能成为谁，我想成为谁，我要成为谁”；而鲁敏则是“我不知道要成为谁”。“我要成为谁”是本质化的，但“我不知道要成为谁”，带来的是更具现代性的迷惘和思考。

施战军认为，鲁敏的创作道路，从过去的田园、家园写到伊甸园和失乐园，创作实中带虚，从写实逐渐过渡到现代主义写作，挑战人们阅读的极限，这是鲁敏创作最大的成功。

与会专家指出，当下的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探索都比较狭窄，恰恰缺乏现实主义精神的深刻性和先进性，同质化问题依然存在。在探索中国作家如何能够创作出高于多数人的趣味、格局的作品方面，《奔月》进行了艰难且富有成果的尝试。张清华谈到，《奔月》在目前小说创作的整体视野下非常开阔，具有反抗意识，以寓言化处理现实，特别是精神现实、肉身现实所面临的相同困境，将现实与浪漫，真实与荒诞打通了。

很多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有观念、有想法、有章法、有自觉，是中国当代文学在现实主义创作背景下的重要突破。书中，主人公“小六”成为了别样的人们；现实中，鲁敏也成为了别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