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演杨蕊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如果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可以拍出中国版的《冰与火之歌》，那只可能是西藏。因为那里的异域风情、高原奇观以及人性的复杂都是其他地方难以想象的。而《金珠玛米》正是延续近年来中国电影市场出现的一系列西藏题材电影的热度，凭借精良的制作，结合十八军解放西藏这段真实历史，将中国土地上最后一块“秘密”之境——昌都和整个藏东高原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完整展现。在这首属于西藏的冰与火之歌里，在权力斗争的斡旋中，我们看到了平凡人性的伟大与局限。

《金珠玛米》以十八军解放西藏这一历史事件为背景，聚焦这场战争中藏汉个体的情感纠葛与关联。杨蕊坦言，这是一个“命题作文”，但在具体的创作拍摄中，她仍然做了类型化的改编。

作为杨蕊的第一部商业故事片，她借用了西部类型片的结构来讲述一个她所擅长的民族题材故事，并延续着自己对血性、率真、淳朴的民族精神的热情与关注。出于对人性的尊重和对市场的兼顾，杨蕊将自己的世界观落脚在这场战争中的人的表现，甚至是所谓失败者的所思所想以及所为，并且通过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之间的关系这条暗线为电影叙事平添几分“软度”。“央金代表了一种康巴女人，被权力所束缚，内心又很不羁，向往着自由，她很希望能够借助某种力量，找到自己的同盟。那么，占堆就是她最早的同盟，他敢于对抗头人的权威。占堆被头人赶走之后，她以为他已经死掉了。直到华山这个汉人士兵的出现。她不懂什么叫做解放军，她不知道解放军的意义是什么。她只知道又来了一个敢于蔑视权威的人，于是在他身上，她寄予了自己向往自由的理想。此外，杨蕊谈到，“我们有西部硬汉形象，但是没有全阵容的西藏硬汉形象，（这部电影）第一次让西藏硬汉大规模集体亮相”。

在为拍摄《金珠玛米》做准备的时候，杨蕊查阅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不仅仅包括当时十八军第一手的资料以及其他一些正史，也包括百年前国外传教士记录西藏的历史。因为导演想要看到更多真正的、鲜活的东西，她想要看看旧时的西藏究竟是什么样，它的丰富性和特殊性在哪里。而这部电影里很多内在的东西正是从这些史料当中找到的原型。拍摄期间，杨蕊走访了很多亲身经历了那段历史的老人，他们也给导演讲了很多当年很感人的故事。通过深入了解，杨蕊说，“我们确实看到当时的解放军跟藏族人关系非常好，当时的藏族人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红汉人好，白汉人不好’，这是一些最朴实的表达。”而这，也是西藏历史上独有的一种表达。

在杨蕊看来，“少数民族并没有不同，我们其实是以少数民族为镜子，能够看到我们身上隐藏的东西，比如说他们身上的血性，比如说他们身上的自尊感，比如说他们身上的担当和力量，比如说他们对情谊的重视、对价值观的守卫。因为我们在现在这样一个体系里面已经太久了，虽然不会觉得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们自己身上有很多东西被埋没了，或者说我们自己已经看不到了。我之所以去走近他们、关注他们，就是觉得他们跟我们有太多的相似。一个男人，用他的气势磅礴的力量，举起自己部落的旗帜，去挽救妇孺、对抗敌人，这是全世界都共通的典型故事，这种热血故事是大部分人身上都有的故事”。

西藏历史上的这段故事最终却落在了一个普通的汉人士兵身上。“金珠玛米”是打碎锁链的意思，片中西藏人也和这个汉人士兵一样，努力打碎着历史的锁链，走向解放。但所有的这些又不仅仅是汉族人和藏族人之间的故事，这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就像杨蕊所说，“它（《金珠玛米》）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民族电影居高临下、感恩戴德的范式。其实这种解放是双向的解放，我解救了你，你也解救了我，我影响了你，你也影响了我，我觉得这才是客观的、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