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批评家刘川鄂教授的文论集《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堪称一部始终坚守批评原则的佳作。笔者将以其对文学批评原则的坚守为出发和旨归，拟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解读：坚持人性标准，认准审美维度，保有内省品质。

著者始终坚持以人性标准来评判和分析文学作品。说到人性，范围很大，不必一一，但至少人文关怀、人道主义和自由民主等都应是其题中之义。这在本书第一辑“冷思考”中有明确显现。谈到“底层写作”，著者指出，“文学本是人类的良知，是人道主义的诗化表露，有良知的创造者总是满怀对底层的关切和愧意”。著者特意提到了在底层书写中，“小人物是底层的主体”，而且“小人物”不仅是被书写的主体，同时也可以是书写的主体，他们通过描写自身生活现状来为自己代言。著者认为“底层写作”重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是对目前文学现实的一种不满及其应对，因为底层写作不仅是一个题材问题，更是一个写作立场问题。这个立场便是人性标准立场、人道主义立场、人文关怀立场。惟有如此，作家、批评家们才能以真正的平等态度、用真诚的心走进底层人物，才能真正直面底层苦难并彻底地挖出苦难的根源。此外，著者对当代文学的中国经验、文学与民间记忆、文学人民性、作家身份、消费主义文化语境、区域文学、名家批评等种种文学事实和文学现象的思考，也都始终坚持以人性标准进行评判。

著者始终认准以审美维度来衡量作品的文学价值。所谓审美维度，便是“唤起人们对诗意生活的进取心”和“给读者高层次的审美愉悦”。著者对缺乏审美性的文学作品的批判毫不留情。这在本书第二辑“池莉论”中有明显的彰示。著者认为池莉是一位“既无‘传统’之根又无‘现代’之境只会感知‘当下’”的作家。池莉的代表作“人生三部曲”就是明证：其笔下的人物不外乎是环境的奴隶、金钱的奴隶，没有自由意志，没有人性飞扬。诚然，我们有必要承认这样被动性乃至依附性的生存也确是一种实际的存在，但池莉对此持基本认同乃至赞扬的态度就足够表明其缺乏现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反思意识和批判精神。因此，只懂得表现“真实”的生活而未能表现“真正”的生活、只有写实而没有价值支撑，终究还是与中外优秀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所开创的批判精神相去甚远，这种内在价值的匮乏导致其文学审美性的一降再降。以池莉作品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贬抑为例，著者也认为知识分子的确存在诸多缺点，因此不是不能贬抑，只是必须从事实和真实出发，而不能单凭作家的一己偏见和主观预设就给知识分子形象下了粗鄙可笑的定论，更不能总是以代表较低文明层次的阶层（如市民阶层）去贬抑和否定较高文明层次的阶层（如知识分子阶层）。著者强调一个作家的流行程度是由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准所决定的，当今时代是一个普遍媚俗的时代，因此一旦媚俗的作家媚上了媚俗的大众，便会自然而然地成为流行。但即便流行，其作品也绝非上乘。因为在这样纷乱芜杂的描写背后并不能使读者看到如何坚持厚重的正面价值，反而却暗含着诸如世事不可为的悲观情绪和苟活主义人生哲学之类的负面导向。

著者始终保有内省的精神品质来对待文学批评。一位优秀的批评家绝不会只批评他人而不反思自我，因此著者在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始终在审视自我的批评姿态和生存境况。这在本书第三辑“批评之批评”中有所展示。著者认为作为批评家应始终以“坚守”的姿态进行文学批评：虽然身处文化多元价值混乱的时代，但批评家却应始终坚守孤独、坚守原则、坚守学理，应正视并承认文学创作多样性并坚守个人的批评价值，如此才能做出令人信服的文学批评。对于当今批评界的整体现状，著者亦敏锐地发现：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丰富多彩的创作现象，文学批评由最初的“缺席”“失语”到现在的“随意”“失范”。这样的认识不可谓不深刻。正是基于此，著者认为当今的文学批评家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文学价值观和评判标准：真正的文学批评，源于批评者个人真诚的信念、文化良知和发自内心的对历史对文化对民族对人类的使命感责任感，所以批评家应该始终站在文学思潮的高处，予大众读者以有益的指导，帮助他们不断提高文学欣赏水平和阅读品位。

人性标准、审美维度和内省品质，是贯穿本书始终的三项基本原则，刘川鄂教授以充满温情又不失坚毅的笔触来履行自己作为一位批评家的职责：举起左手来指出作家的描写特点包括缺点，举起右手来指导和提升读者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