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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晚年，孙犁先生颇好读史，他说：“史实之中，寓有哲理，琐碎之事，直通大局。”也正因此，读史笔记，在他晚年的创作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这类笔记体文字，尽管孙犁先生自称是“读书时零碎心得，粗浅记下”，却别有一番意味。

1991年，孙犁先生在《读〈后汉书〉小引》一文中，如是评价范晔的写作：“他的语言简洁，记事周详，有班固之风，论赞折中，而无偏激之失，亦班氏家法。时有弦外之音……”这样的评价，用在孙犁先生的读史笔记上，正合适。

一

孙犁先生认为，《后汉书》中的“马援传”写得最好，对这篇传记称赞有加。他觉得把马援置于光武帝、隗嚣、公孙述这三股相互抗衡的势力间书写，是“很高明的剪裁手法。写人物，单独刻画，不如把人物放在人际关系之中，写来收效更大”。

马援是汉朝的一员大将，武功、文事兼备。论武功，六旬高龄时，他仍率兵征伐五溪蛮；论文事，则留下“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典故，沿用至今。尽管文韬武略，他晚年却惨遭谗毁，对此，孙犁先生评价道：“给（马援）这个人物，增加了悲剧色彩，使读者回味无穷。”

这句话的前半句，说的是写作手法；后半句，是对马援的点评。马援的悲剧从何而来？马援与光武帝、隗嚣、公孙述周旋时，最早投奔于隗嚣的麾下，在光武帝看来，他不是自己人，所以一直不受重用，“晚年之所以谗毁易人，也是因为他远非光武嫡系。”孙犁先生如是说。由此可见，哪怕再有文韬武略，也比不上站对队重要。

孙犁先生引《后汉书》之语：“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对这个“功名之际”，孙犁先生有一段言说：“功名之际，如处江河漩涡之中。即远居边缘，无志竞逐者，尚难免被波及，不能自主沉浮。况处于中心，声誉日隆，易招疑忌者乎？虽智者不能免也。”

显而易见，这里有孙犁先生自己的感喟，毕竟那时他刚刚经历了一场时代的动荡。这里也有对功名的解读——既然要功名，便有利害；功名越大，利害越重。马援便是一例。

不禁想起陈草庵所作元曲：“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

二

《后汉书·贾逵传》写道，贾逵进宫讲学时，称《春秋左氏传》“皆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纪纲”，更说“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一下子捅到了肃宗的“腰眼儿”上。龙颜大悦，立刻“赐布五百匹，衣一袭”，并“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对贾逵此番行径，范晔评价道：“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他还嗤之以鼻曰：“徒有以焉尔。”孙犁先生说：“（徒有以焉尔）这个词儿很新鲜，也很俏皮，意思是说：也不过就是那么回子事罢了。”

孙犁先生认为范晔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终归是理想，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是想到了特殊时期思想界、文化界的一些人，他们“皆从经典中寻章摘句，牵强附会，以合时势。迹其用心，盖下贾逵一等。其中，自然有人迫不得已。但主动逢迎者，为多数。文艺创作亦如此。其作品，太露骨者，固不以为人齿，然亦有人，由此步入作家行列，几经翻滚，终于成为‘名家’”。

这段话是孙犁先生1991年写的，三十四年过去，此类主动逢迎的“名家”，依然存在。

三

如果没读孙犁先生的《读〈旧唐书〉记》，我不知道还有王叔文这样一个人。孙犁先生言简意赅地道出此人的人生轨迹：“（王叔文）并没有祖荫，在政府也没有后台。他是以偶然的机会上到这个舞台，充当了短时间的重要角色，得到悲剧的下场。”

由《旧唐书·王叔文传》可知，所谓“偶然的机会”，是“以棋待诏”——因擅长下棋而出任翰林院待诏。凭借“小技”得到恩宠，一路升迁，这在古代的官场并不稀见，关键是得到“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后，自己偷着乐就得了，安分守己当官、吃俸禄，“鲤鱼跃龙门”的王叔文偏偏欲望膨胀，以致蠢蠢欲动，勾结党羽私议，妄图夺取兵权，梦想着“野百合也有春天”。这便注定了他的悲惨结局。

面对极端复杂的政治环境，王叔文一个下棋的，哪里玩儿得转？孙犁先生认为，“王叔文不一定是做大官的材料，他驾驭不了那么复杂的政局，应付不了多方面的牵扯关联。在官场上动动笔还容易，后来又兼度支、盐铁副使，这是要见效率的官，就有点无能为力了。”果然，政局大变过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明年诛之”。

对王叔文罹此惨剧的原因，孙犁先生直指“不自量力所致耳。谚云：政局如棋局，王叔文虽善于弈，其于政治，则经验甚不足矣”。

这话说得很客气，显然，孙犁先生对王叔文怀有几分同情。“风亦不动，树亦不动，乃汝心动也”，人的位置发生变化，内心难免随之发生变化，以致一叶障目，过分高估自己，王叔文就是这样。

四

《旧唐书》中有“韩愈传”，孙犁先生读后，说了这样一段话：“由以上所记，可略知韩愈的性格及为人。韩愈没有祖上官荫，出身寒苦，他的性格比较开朗，遇事有耐力，遭到那么多的挫折，他都顽强地活下来了。作为一个文人，这都是好品质。文章能创新，自成一家，和他这些素质，也不无关系。”这个评价十分中肯。

韩愈出身卑微，在朝为官，他的“以文待诏”与王叔文的“以棋待诏”大不同，会对国家治理起到一些正向的作用。况且，韩愈没有王叔文那么大的野心，《旧唐书》称他“拙于政务”，韩愈也说自己“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

不过，孙犁先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说：“韩愈因谏迎佛骨，招来大祸，几乎杀头。流放到潮州以后，上表皇帝，文词凄苦，希望得到皇帝哀怜。能得到皇帝哀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这篇表写得有路数，有策略，证明韩愈不只是个非常天真的人，还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在《潮州刺史谢上表》中，韩愈既承认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上表陈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万死犹轻”，又称赞宪宗治下“旋乾转坤，关机阖开；雷厉风飞，日月所照；天戈所麾，莫不宁顺；大宇之下，生息理极”，围绕悔过与颂扬，做足了文章。

文人之长的“文”，先帮了韩愈，又害了韩愈，再救了韩愈。这篇表确实有作用，没过多久，韩愈转任袁州刺史，待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

五

在孙犁先生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曲终集》中，有一则《耕堂读书随笔》，里面提到了司马相如，还有与司马相如同时步入官场且曾为皇帝“尤亲幸者”，如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等。除了司马相如，另外几个人的下场都不算好。司马相如之所以能全身而退，一是确实有能力为朝廷做事，二是“常称疾避事”，三是“不慕官爵”。

对此，孙犁先生有过这样一番议论，他说司马相如“不像那些穷愁士子，一旦走入官场，便得意忘形，急进起来。另外，他有自知之明，以为自己不是做官的材料，像严助等人，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既有深文之心计，又有口舌之辩才。这两样，他都不行，所以就知难而退，专心著书了”。这番话，似乎也在说孙犁先生自己。

孙犁先生接着说：“（司马相如）他也不像一些文人，无能为，不通事务，只是一个书呆子模样。他有生活能力。他能交游，能任朝廷使节，会弹琴，能恋爱，能干个体户，经营饮食业，甘当灶下工。”这种能上能下且多才多艺的“全能型文人”，现如今也找不到几个了。

更重要的是，司马相如不仅“不慕官爵”，还不把自己的著作当回事，无意传之后世。他真是既淡泊于利，又不屑于名。

孙犁先生指出，一些文人热衷官场，主要是因为官场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但充满诱惑的曲径，可以通向禅房花木，可以通向危险之境。于是，“耕堂曰：文人与官人，性格多不同……因此名士多与贵官相处日久，必争论失欢。”

这是孙犁先生长久观察文坛与官场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读古书时基于现实世界发出的感喟。所以，他才会对司马相如赞赏有加：“司马相如之为人，虽然不能说堪作后世楷模，但他在处理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文艺与政治，歌颂与批评等重大问题方面，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值得参考的。”

这是孙犁先生的自省，也是所有文人的镜鉴。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逝世二十三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