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祖父徐一冰有五个子女，前三个是女儿，第四个是儿子，为“迟”(商寿)，第五个又是儿子，为“止”(舜寿)。我是止的女儿，迟的侄女。

从小，依母家(成都大家族)习惯，称伯父为大爸。其实，父亲仅一位兄长，我们没有二爸、三爸。成年后通信，提笔“大爸”，他回“用大伯”。是，改口不易，落笔用大伯。

50年代初，大姑、三姑、大伯、父亲聚到北京，四家分住东城、西城。聚会时，大人们叙谈甚欢，孩子们嬉戏疯玩，留下欢快童年的三五彩页。1958年，父亲为飞机设计，举家迁往沈阳。1961年，大伯为长江三峡，阖家去了武汉。父辈追着事业走，我们跟着父母走，到哪儿都是家。

我们在沈阳生活了7年，对大伯的印象更多来自书架，过一段时间，就会多出一本书脊上印着徐迟著的新作，《美丽·神奇·丰富》《庆功宴》《诗与生活》，还有那些毛边的《诗刊》。我不懂：“这书怎么没裁齐，还没做好啊？”大人回答“就是要这样”。哦，大伯做事是不同一般的。

1965年，我们再随父亲迁往陕西。1966年，一切都不一样了。1968年，爸殒亡，家破碎。姑姑家、大伯家都落难。北京大姑家被迁到一间只能以天窗采光的陋室，成了家族的联络点，天各一方的亲人们以各种方式互通消息与关爱。

1973年，我在工厂做工，侥幸得机会去武汉公干。先与近20年未见面的大伯联系，那时他的关系还在干校，人恰在武汉，借住在伯母朋友江阿姨家。会后，我拎着行李找到江家，一眼望到站在门口的大伯，恍若见到远去的爸，顿时间泪如雨下，积压多年的苦水一泻而出。

江家三天，谈了三天。他细问我们这些年的经历，爸是怎么去的，妈与我们姐弟是怎么过来的，周边的人与发生的事……更多是听我讲，默默地听，反复地问，不放过细枝末节。他不仅要知道，还要记住。

那些年，我们几度被搬家，从院里到院外到村边，居住空间越搬越小，最后栖身于紧挨老乡厕所的一间土坯房。我从农村回去探家，妈感慨不已：……这一生，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学识，这不是别人给予的，也不是别人能夺走的。并郑重叮嘱：我们家世代读书，你即使不能上大学也要读书。说到这些，大伯问，你在看什么书。我边答边打开手提袋，拿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他说，回去把你看过的书开个单子寄给我。

第三天，他说，出去走走吧。出门时，他穿了一身长款皮夹克，我一下想起苏联电影里的捷尔任斯基和列宁的卫士，脱口赞：看着像契卡。他笑笑。近午时，我们在一家馄饨店前排队，一位女士走近悄声问：“你是徐迟吗？”他又笑笑。那一年，长大了的我，看到的是一个默而少语或笑而不语的伯父。

自此，陕西-湖北之间书信往还。每每看到那自由体操般的字体，暗道，该交作业了。先是我寄去已读书单，他回复：开卷有益不够，要定向努力。要一门一门地学，每一门都要深入进去。我遵嘱，排出顺序，先语文，再文学，再哲学……又过一段时间，我又报告，在读什么书，有什么收获。他又回复：要从源头学，文学史、诗歌史、哲学史。我又遵嘱，扩充书目，《中国文学史》《古诗源》《文选》……再过一段时间，我再报告，读什么书，有什么感悟。他再回复：不能只学中国的，还要学世界的。我再遵嘱，扩大选书，《欧洲哲学史》《欧洲文学史》《英国文学史纲》《法国文学史》……

3年之后，起念学英文。毕业于华西大学外文系的妈指出，你现在学外语已经过了最佳年龄，只能以下苦功弥补记忆力。不要贪多，即使学外语专业的也很少听说读写俱佳者。你要明确为什么学，主攻一样。我毅然：“为读原著。”

就这样，大伯指引着我，读书、读书、再读书，充实着工余时间和苦闷的心绪。长夜漫漫，不时生出“就这么一直读下去？”的不耐与困惑。而一句“厚积薄发”，让迷茫的心在书中得安。那几年，困顿中的我，感受的是一个循循善诱、代弟教女的伯父。

1978年，春来了。1月，《人民文学》发表大伯的《哥德巴赫猜想》，紧接着是《在湍流的涡漩中》《生命之树常绿》《徐迟报告文学集》。7月，有关方面为爸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整整10年，终有说法。三姑、大伯及长姐徐律来到陕西阎良，他们是来告慰止弟与叔叔的在天之灵，也是来给孤困一隅的亲人以支持和温暖。秋季，恰值我在京期间，新华社邀请大伯，他带上我，对人介绍“这是侄姑娘”。李普陪着他步入会场，上台，演讲，交流，场面热烈，应答睿智而风趣。那时，我看到了一个博学通透、神采飞扬的伯父。此行让我这个跟班萌生了一丝记者梦，曾试探：“我能不能去陕西日报？”他不赞成：“新闻是要跟形势的……不急，再等等。”

1979年，春盎然。妈和我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永别伤心地。这个改变的提议有大伯，推动的是姑姑和姑父。中组部给了两个进京户口，自己联系工作单位。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报到那天，大伯与冯至不期而至地去世界史所串了个门儿。我则机缘巧合进了国家旅游局。

在国家机关，以我一年高中、三年务农、八年做工的履历，自是从最后一名干起。经历了杂务(发工资、分苹果)、剪报、联络记者，都没找到感觉，心有不甘，唯加紧学英文、旅游、经济。3年后，被调整到新成立的信息处，从事旅游市场调研，较快上路，逐步得到认可。某日，陡然醒悟，“定向努力”发功了！家师指点，循序读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语出《颜氏家训》)”，滋育着我的思辨能力与码字功夫。十年磨一剑，终得发力，毕生受益。

回首当年，我茫然不知路在何方，也没有明确的“五年计划”。只是弟子一步一步地报告读书进程，先生一次一次地指出所学不够，再多，再宽，再大。润物细无声地指导我在自学的路上“定向努力”。

几十年过去了，书柜里分类排列的“授业夫子”们已渐显沧桑，其中有大伯送我的臧克家赠他的《古诗源》（〈清〉沈德潜选），扉页上是：“赠迟兄 克家(签名下钤私章)”，内页有我读书的标记，还有女儿学习的标注。好书代代传。

回京后，与大伯通信少了，见面多了。家族聚聊，都喜欢听他侃侃而谈，散发着热量般地感染着周边的人。他爱用“好得不得了”来赞叹，我莞尔“这可是(英文形容词的)最高级啊！”有时他会走神，喃喃自语，我偷乐“构思呢？造句呢？”

80年代中期，我出差出国的频率渐增。1988年，在武汉水果湖大伯家里欢谈，他笑：“要去布达佩斯啊，回来讲讲。”此后，每次见面：“又去哪儿了？讲讲”。开始不经意，几次讲不出或讲不好他之所问，才悟出“讲讲”是作业，一如当年的书单啊。受“讲讲”的敦促，备了套《世界概况》，出行前先预习；行路中边看边想，多问几个为什么；旅行笔记的内容逐步拓宽；归途复习梳理。从“讲讲”体会到大伯是在用多棱镜观察社会，关注世界。

某年，他提出，出国时帮他找书，每次一本。不要贵，要新。不要文学的，要最前沿的思潮，最新的观点，科学的、技术的不论。不要译文，要英文原版。于是，每到一地，再忙也要钻书店，书目、作者、简介、版本、日期……不亦乐乎地为他选也为自己选。已经不记得选过哪些书，只记得他看一眼就叫好的那本书是向爱因斯坦叫板的。从“找书”体会到大伯的思绪越飘越远，在不停地思考中探究着人类的命运。

父辈的世纪过去了。如今，他们五姐弟都回到了故乡，落葬湖州南浔，团聚在父母身边。我每年都回大伯笔下那个“水晶晶”的江南小镇，感受桑梓根情，感恩庭训的滋养与亲情的温厚。

（作者系徐迟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