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有意栽花”和“无心插柳”
一
宝应为扬州下辖县，历史有2200余年。在从扬州回沪的高速公路上，我临时决定拐道宝应一游。不为别的，只为寻访蒲松龄（今山东淄博人）在宝应的遗迹。
年轻时的蒲松龄，“喜人谈鬼”“雅爱搜神”，这为他后来在继承魏晋志怪、唐宋传奇基础上写作《聊斋志异》埋下了引线。概括蒲松龄的生平，我以为“赶考”“著书”四个字至为恰当。前者指其一生都割舍不下的“举业”：19岁参加童子试，一连囊括县、府、道头名，被人目为“学霸”。谁都没料到，后来他举业蹭蹬，次次名落孙山，直到古稀之年仍为“赶考”而奔走。但是，能因此就小看蒲松龄吗？还真不能！他和吴敬梓、吴承恩、冒辟疆、陈继儒、金圣叹等文豪落榜生一样，因分别手握一本传世之作如《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西游记》《影梅庵忆语》《小窗幽记》和“金批水浒”，成为流芳明清文学史的大家。
蒲松龄几十年赶考，付出了高昂的时间成本，经济上也很拮据。五口之家，光靠祖上传下的几块薄田是很难生活的，蒲松龄常为生计发愁。当年的落榜生，在谋生一途上并无多少选项，大多教书或当官家的幕宾（师爷）。蒲松龄两样占齐：先是于康熙五年前后应聘当了塾师，后又于而立之年在同邑进士、宝应县令孙蕙的关照下，谋得一份南下帮办县署文牍的差事（师爷）。师爷这行当又分“刑名、钱谷、书启”三大专业，蒲松龄的特长自然在笔头上，即书启师爷。但他就是个临时工，因为一俟开考日临近，他便得辞聘回乡备考。
那日，我去到宝应县安宜镇叶挺路以北的察院巷旁，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馆即设于此，周遭为老式居民区。一道题为“鹤轩留仙”（“鹤轩”即蒲松龄故居，“留仙”即蒲松龄字）的圆拱式空心门，是纪念馆入口。进门左前一株大树下，有尊蒲松龄手握书本、背倚竹林的坐像。离此尺许的草坪上，有一砖砌红底的金字瓷贴，上刻“鹤泉”二字。再看馆内建筑，多呈清水砖墙样式，一座两层建筑的门头上有米字体“松鹤清源”。入内观摩，一楼为图文展示区，内容大体围绕蒲松龄的家世和游幕宝应的史迹；二楼设茶室、书房，营造出蒲松龄当年写作会友的场景。
二
师爷这个行当，到了清朝中晚期风气已大坏。不少从业者缺乏职业道德，与地方势力联手谋人钱财、害人性命，几成遭人唾弃的“刀笔吏”。这在清末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中皆有披露。
蒲松龄是师爷行当中的“清流”，他心忧民瘼，见不得底层民众瓶罄凄凉的苦状，十分同情他们的遭遇。宝应地处水路要冲，连年水患，导致田地被淹、流民乞讨之事时有发生。蒲松龄没有粉饰太平，从他代孙蕙所拟的书启、文告（共90余篇）中即可看出，其中反映民生疾苦的内容很多。虽然师爷手中并无实权，也不在编，但蒲松龄除建言献策外，还力所能及地做了不少造福民生的好事。有赈济救灾、纾解民困、惩治恶官等政绩见诸史载。倘用一句话点评，我以为他的所作所为是他勇于担责和济世情怀的折射，也是君子居于乱世却涵养其刚正、不改其志节、未泯其良知的体现。
游幕宝应期间，蒲松龄利用政务余暇，续写了《聊斋志异》共491篇故事中的30余篇。除宁采臣、花姑子、梅三娘等人物及鬼怪仙妖的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外，像聂小倩、青凤、婴宁、香玉的塑造均取材于蒲松龄在宝应期间的生活体验。传说他常坐候道旁，邀人座谈，供人茶水，只为“搜奇索异”，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至于《鹤轩笔札》手稿、《南游诗草》等佳作，也是其游幕宝应时期的成果。
我曾读到一些谈及蒲松龄的文字，大多持“科举受害者”“对功名极为看重”一类立场，我以为这是“执今以律古”，并没有“设身处地”和“换位思考”。对于当时的读书人而言，科举是人生头等大事，尤其像蒲松龄这样出身寒素、无所依傍之人，要想实现阶层跨越，兼有稳定的薪资养家，除“一朝得中”之外并无他途。
这里举几组数字，即可看出“金榜题名”对当时的很多读书人而言，是一种终生的执念：乾隆六十年，地方上报70岁以上参加会试的考生多达122人，其中80岁以上的共有92人。嘉庆朝，86岁的王岩及84岁的王服经考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可谓白头登科。创下中国古代“考生”年龄最高纪录的，是顺德的老秀才黄章。他60岁才考上廪生，83岁成为贡生，90多岁中举人。参加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考试时已102岁。黄章手提灯笼，上有“百岁观场”四字，由其曾孙引导入场。
对于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落榜，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有吐槽、讽刺科场不公的篇什，如《考弊司》《司文郎》《郭安》等。而且蒲松龄一直有个“执念”，认为自己折戟科场是“公道不彰……不能自达于圣明”，倒也未必。蒲松龄是大文豪不假，却并不意味着他也擅长八股文这种捆手绑脚、路数不同的文体。好比你是公认的大写意画家，却未必是出色的工笔画家；你现代诗写得好，不代表同样擅长诗词格律。一些大文人皆考不上科举，能说他们文章很次吗？显然不能画等号。反过来说，史上那些高中状元、榜眼、探花的学霸，又有几人比得上蒲松龄等人的文名及成就？
蒲松龄宝应游幕生涯虽只一年余，却向来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如果你翻阅蒲松龄的各种研究资料，便知宝应一节总被摆在较突出的位置。究其原因，离不开两个“唯一”：一是宝应系蒲松龄唯一一次离乡打工所在地；二是宝应系蒲松龄唯一一次参与地方行政管理的经历，凸显了其与蒲松龄较为特殊的缘分，故有学者把宝应称作蒲松龄的“第二故乡”。
三
康熙十年秋，蒲松龄为备考山东乡试（第三次），辞聘宝应县衙返回老家，又进入打工、赶考的“两点式循环”。特别是宝应归来的七八年间，蒲松龄常囊无余资，家无柴米，生活越发窘迫。每次兴冲冲地赶考，均以落榜告终，其沮丧、失落感与日俱增，他在诗中也大倒苦水，“名士由来能痛饮，世人元不解怜才”“闭门坐卧手一卷，不欲事态入吾眼”“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以史上怀才不遇的名士自比。
不过困境也是“进境”，蒲松龄这一生，最紧要处是没忘了著书。论科举，他是苦主；论文学，他是巨人。《聊斋志异》断断续续写了好些年，始终未杀青，这回他终于下定决心，要集中精力将此“孤愤之书”完成。倘把蒲松龄的几十年赶考看作“有意栽花花不开”，那么著就《聊斋志异》可称“无心插柳柳成荫”。或者说前者是他现实考量的“优先级”，后者则为其精神寄托的“优先级”。有意思的是，蒲松龄前半生即完成了《聊斋志异》（成书于他40岁时），而赶考却贯穿了他的后半生。当时的他不可能意识到，著此一书便“足抵公卿贵”，又岂是热衷的功名可比？《聊斋志异》和很多名著一样，起初由于传播渠道有限，只有极少数人读过。直到他的同乡、官至刑部尚书的大诗人王渔洋资助刊刻，才使之面世。王渔洋还在书前题句：“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大人物的“站台”，自然使《聊斋志异》如插上翅膀，广为流播，以至仿作如云，皆求附骥尾而传名。今天的人们誉称蒲松龄为“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称《聊斋志异》为“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之巅峰”，可在当年，蒲松龄的际遇并未因出书而有转圜。那或许是出版商的良机，却并非作者立竿见影的现实报偿。
客观地讲，蒲松龄也算得遇贵人。曾任南通知府的毕际有，把当时32岁的蒲松龄请回家当教书先生，管吃管住，还容蒲松龄边教书边赶考，对蒲松龄利用教书之余搞点文学创作，也不加干涉。这样的雇主，是否打着灯笼也难找？无奈蒲松龄在毕府教书近40年，还是没考上功名。考到70岁时，自家人也被拖疲沓了，陷入贫困之中。
毕家虽好，但蒲松龄毕竟老了，总不能终老在别人家。他于康熙四十八年撒帐归里，终结数十年职业生涯。不过对于功名，他仍不死心，于72岁高龄在青州府补了个岁贡生。这是个什么“官”？其实相当于“名誉”之类，理论上可以候补官职，实际上你那么大岁数无人会聘你。较戏剧化的是，就在蒲松龄补贡生那年，他的长孙蒲立德不费吹灰之力考上了举人。蒲松龄向来没少教导他，闻听此事后却半喜半悲，写诗说自己“一经终老良足羞”。
晚年的蒲松龄，先是经历小孙子因痘病夭折的痛楚，再遭老妻病逝的打击。1715年，他自卜不吉，于正月二十二日酉时依窗“坐化”。我在想那样的场景：窗外的流云，就如同蒲松龄这一生求之而不得的功名，而流云散去，便是夜空中那颗熠熠闪烁的文星，让其身后300年文坛追慕风神、遥企光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