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写作，只是为了让我自己分裂成很多人 | 盛可以

姥几(方言，意为曾祖父)要死了。他的泥屋里头一回充满了欢笑。附近的乡亲，一拨接一拨踏进门槛。爷爷在地上烧了一堆旺火，火光造出很多影子，好像屋里的人翻了倍。人们围着火堆，额头慢慢渗出汗来。火舌缓慢、耐心地舔着秋天便已锯好的枣树杆，偶尔咂出声来，迸溅几点火星，灰烬像蚊子在空中飞着，落在谁的头发或肩膀。

姥几躺在床上，再过十天是他百岁生日，这生日仿佛床头柜上的茶杯，伸手就拿得到，可他够不着了。熏得发黑的蚊帐已经取走，剩下几根竹棍，搭瓜棚似的架着。姥几身上铺着脏污的棉被，衣袖上结了一层厚厚的油腻，火光在他焦干的脸上闪烁，突起的颧骨使他看起来傲慢冷漠，塌陷的腮窝放得进一只鸡蛋。他努力睁开被眼屎糊住的眼睛（虽然他已经看不清东西），双手在空中抓来抓去，影子映在胡乱钉着纸壳子、蒙着纤维袋子的墙上，像演皮影戏。

姥几连续几天不进食，呼吸上气不接下气时，爷爷赶紧打了一通电话，我那些一年到头碰不着面的亲戚，从各自工作的地方回来给姥几送终，姥几却吃了一碗速冻饺子，自己走到地坪里晒起太阳来。我那些亲戚们，主要是我大伯、二伯、大姑、小姑，以及我的堂表亲，宰鸡剖鱼饱吃一顿，欢乐地搓了半宿麻将，第二天一早就回城了。到夜里姥几又坏了，嘴里胡言乱语，大便拉在裤裆里。爸爸像擦洗一件农具，闷声不吭将姥几清理干净，给他涂了润肤霜，穿上烤得热乎乎的裤子，像伺候一个婴儿，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

爸爸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妈妈在城里做零工，当她叫爸爸离开这个“穷坑”，进城“随便干点什么”时，爸爸不愿意，怕别人侵占宅基地，怕老鼠睡了他的窝，怕野草长到门槛边。妈妈像赌气似的，很快跟了别人，很快生了儿子。我那时还小，只有四岁，现在我九岁了。爸爸本来话不多，从此更像个哑巴。那些在外面做事的人都愿意把田地甩给他。当他开着插秧机驶过辽阔无人的田野，那片水白眨眼变绿；稻谷成熟时，他驾驶的收割机在金色的海洋里乘风破浪。我觉得爸爸挺威风的。但爷爷不这么看。大伯二伯在城里头搞得家大业大，连自己的店铺门面都有了，忙得奶奶的生日都没时间回，那才叫出息呐。

姥几那间泥屋，像只老鼠洞巴在楼房边。惟一的窗子用塑料蒙住了，矮门边贴着春节的新联，姥几自己写的。我从没见过爷爷和姥几说话。这时候他更关心屋里的火，不时用火钳拔弄一下，架根新的干柴，紧紧地盯着火光，脸上毫无表情。在给姥几选坟址，看风水师转动手中的罗盘，有人说起姥几过去的趣闻，爷爷也没有笑一下。他就是一个没有笑容的人。

姥几隔一阵就喊“呷旯”（方言，意为喝茶），声音忽强忽弱。有经验的人说，临死的人口干，他顶多再熬一夜，赶紧通知其他人回来吧。爷爷打了一圈电话。亲戚们很快又挤满了泥屋。我嘴里嚼着大姑给的朱古力，夹在亲戚们中间，我感觉他们和我一样兴奋。

姥几手在空中乱薅，“我要妈妈”，声音像一只小鸟。亲戚们笑了起来，好像在动物园看动物表演。

姥几又喊“呷旯”。大姑端着空杯子去找水。二伯表情很知识分子，“看样子至少还要两三天，再喝水，这口气不知道要吊多久。”二伯母附和她的老公：“我翁妈方言：奶奶死之前，也是只喝水，拖了半个月才断气。”二伯是家里惟一上过大学的，毕业后分到国营酒厂，酒厂倒闭下岗后，就跟没上过大学的一样了，甚至更差，那份大学生的骄傲防碍了他吃苦耐劳，反而没有大伯的一步一个脚印。只有爷爷还认这个，爷爷怕有知识的，他看重二伯的想法；二伯母又是天生的城里人，爷爷对她也另眼相看。

二伯母妖里妖气，眼圈涂得像熊猫，尤其爱穿动物皮草，一身羽毛，虎斑、豹纹、莽蛇皮……据说有一次，她穿着貂皮大衣，被动物保护主义者揍了一顿，揍完发现她穿的假貂皮，又赶揍了她一顿。从此二伯母的梦想就是买一件真貂皮，这个梦想压得二伯直不起腰。据说二伯母趁二伯弯腰之际，和一个小厂老板去北方旅行了一趟，在那小厂里当过一阵秘书，那时候奶奶一边给我喂饭，一边跟爷爷聊二伯要离婚的事，眼泪直往下掉。奶奶天生不喜欢破碎的东西，可是，妈妈和爸爸离婚的时候，奶奶自己的心破碎了——幸好二伯和二伯母很快又甜蜜了。二伯母至今没穿上貂皮，她已经过了四十，她的儿子——我最小的堂哥，没考上大学，她现在操心的是，怎么攒钱给儿子买房子娶老婆。二伯的腰还没伸直，买房子这块大石头就压了上来，但这巨石是蜜糖做的，二伯有时还会伸出舌头舔一舔。

邻居们填补了最后的空档，屋里转不开身。姥几又喊“呷旯”。大姑挤不进来，茶杯转了几手，经过我的头顶，到大伯手里，大伯又递给爸爸。大伯和爸爸长得最像，瘦脸尖鼻子，遇到问题时眼睛眨得飞快，像在迅速翻书找答案。爸爸把水杯递给爷爷，姥几“跟死人一样重”，他一只手扶不动他。姥几的脑袋缩在油腻发亮的衣领中，水倒进他的嘴里，从嘴角溢出来———他咽得太慢了，也许是没力气。爸爸把姥几放平，他无牙的嘴张开，黑洞洞的，像一个壶口，爸爸知道怎么将水灌进壶里。

姥几死死地躺着，右手紧攥着一叠钞票——他全部的财产，那只手一直没有松开过。

“李嗲赌一世的博，有一分输一分，这几张票子冇丢到牌桌上，那要搭帮他动不得了。”

“早几十年打牌，别个都在桌子底下搞鬼；这十几年，别个在桌面上换牌，他也不晓得。”

“过年挨家挨户送春联，他还是想搞点子弹，准备正月间在牌桌上战斗。”

“那些跟他玩牌的也不是东西，这不是从老人家口袋里掏钱吗？”

“过去的年轻人还只是偷鸡摸狗，现在是吸毒、抢劫、偷盗，为了钱，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

“这回啊，你们得给他多准备几幅牌带走，等他到那边继续打。”

几张嘴巴在我头顶上喷着烟雾，发出烟熏过的沙哑笑声。

姥几安静地躺着，脸和死人一样，一条膝盖却弯起来，将被子顶成一座山，看上去很悠闲。

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也不想上床，挤在火堆边，听亲戚们聊天，说的都和姥几有关。他们说一阵，笑几声。有时也沉默。最后大家打着呵欠陆续散了，临走前看姥几一眼，手指探到他鼻下，确定他是否断气。爷爷想留下来守着这堆火，二伯说，“你也七十多岁了，守一夜，哪里锵方言：承受得住？我们弟兄几个轮班。”他们很快排好了值班表，没有我。我倒是喜欢烧火，爱闻烧桔树杆时散发的桔子味道，看潮湿的木柴两端冒着水汽，发出兹兹地响声，有时候还可以煨一个红薯，烤一块糍粑。姥几经常这么做。并且将烤熟的东西掰一半给我。

姥几的脸在火光中像一截很好烧的木头。他一动不动。

我醒来时，地铺上的亲戚们正穿衣起床，他们说我胆子大，晚上在一个就要变成鬼的人的脚头睡着了。

吃早饭时，爸爸趿双拖鞋，踮着脚尖，脚上缠了纱布。原来在下半夜，姥几发了一阵狂，他掀了被子，在床上发疯，力气很大。他认出了爸爸，说他这两天死不了，死了不要花钱，不要买棺材，用席子卷了埋掉。过一会又对着爸爸喊爷爷的名字，说“做鬼都不放过你”，然后拉了一裤裆褐色的浆糊。爸爸给他换洗完，拎了脏衣服出去扔掉，回来看见姥几倒在火堆边，裤子都烧着了。爸爸救姥几时踩到火，受了伤。每次给姥几屁股上那片没有皮肤的红肉涂药膏时，爸爸的眼睛就眨个不停。

二伯母舍不得店铺连续关门，“等他真正落气了再回来，嘻嘻”。二伯母的尖笑声很嗲，像她的超短裙那样努力天真。我的那些堂表亲吃了午饭也离开了——姥几不死，他们留下来也没有意义。大伯跑外面，订千年屋，买香蜡纸钱，寿衣寿鞋，烟花鞭炮；大伯母不是在菜园里，就是在厨房；小姑总在打电话，或者盯着电脑敲敲打打，“公司一摊子事”。爷爷屋前屋后瞎转，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灰狗巴顿不停地吠。

“李嗲还不落气，莫不是心里有什么事没安排好吧？”

“拖十天半个月那是正常的，我翁妈那次也拖了好久，最后没办法，给她吃了几片安眠药。”

“也是的，拖来拖去，都受罪。”

乡亲们在我家屋门口聊天。

后菜园里摘菜的邻居扯着大嗓门和奶奶聊天：“还有几天狠的搞啵？”

“哦呀，这几天还不得落气，茶端慢了还骂人呢。”奶奶回应。“主要是他们都要上班，耽误他们的工夫。”

姥几拖着不死，这件事就过了新鲜劲，泥屋里不再挤得满满当当的，村里人只等着喊吃丧饭了。

大姑自觉地承担着某种责任，隔一阵就进来，拿起姥几的手看来看去，好像鉴宝一样——她相信人是从手指尖开始死的。大姑读书少，但在这方面见多识广，她婆家那边不少老人去逝，她都送了终。不过，她也承认有的人从额头开始死的。所以大姑还会不时检查姥几的额头。但她始终没有得出确切的结论——姥几的表现太反常了。大姑没有泄气，相反兴趣更大，她专门打了一盆热水，给姥几洗了几十遍脸，双手也是擦了又擦，那盆水都洗黑了。我没见过大姑父，我出生之前，大姑就离婚了。据说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天花板上总有拖鞋印，他们经常打架，武器乱飞。每隔段时间就要刷一遍墙。屋里到处都是修补的痕迹，纱窗打着补丁，摇控器用透明胶粘合，茶几缺了一只角，冰箱凹进去一块，连大姑的额角都留着疤印。

二伯不靠近姥几，好像嫌恶。二伯值班。爸爸临睡前，给姥几洗了伤口抹了药。二伯先用绳子稳住姥几，将他的两只脚和竹柱子系在一起。姥几喊“呷旯”，二伯就像没听见，只是用火钳戳着柴火上烧黑的部分，火星迸溅，火苗蹿起来，带起尘烟。

“你喜不喜欢姥几？”二伯问我。

这个问题很新鲜，没有现成的答案。我想起姥几拄着拐杖站在苦枣树下，挥动他从镇里买回的红色玩具汽车向我招手——姥几从来不踏进我们家半步。

“他对儿子、孙子都没有感情，更何况你们这些曾孙子。” 二伯对着火说。

我不知道“感情”是什么意思，二伯也没有进一步解释，我只好默默的看着火舌舔来舔去。

姥几哼了几声。屋子里有股药味和脓臭味。

过了两天，阳光明媚，泥屋里只剩姥几和那堆灰烬，大家都在外面晒太阳。棺材架在凳子上，爸爸和大伯已经给它刷完漆，崭新的，在太阳底下闪闪发亮。这个里红外黑的木盒子，比起姥几的泥屋漂亮多了，尤其是后来铺上金黄绸缎的时候，我都想躺进去舒服一会儿。二伯也不那么急躁了，他是有学问的人，知道姥几不吃不喝成不了仙，终究要死。他甚至动员大家干点体力活打发时间，把围住地坪的那道矮墙拆了，免得人来人往不方便。于是我们一家人撬啊，锤啊，敲啊，铲啊，叮叮当当地忙起来，场面十分欢乐。

我第一个发现姥几站在泥屋门口。他摇摇晃晃地走了两步，爸爸赶紧跑过去扶住他。大家都停下来，吃惊地看姥几坐在椅子上“晒太阳”。

椅子上根本不是一个人，是件肮脏连帽的破风衣歪搭在那儿，脑袋支不起，垂在胸口。姥几这幅滑稽的样子让大家笑起来。他们说他回光返照，耗掉最后的精力，明天肯定要放铳报丧了。我想起姥几平时坐在这张椅子里读书，看到我，他会放下书，盯着我，好像要跟我说话。我有时凑过去，蹭饼干糖粒子吃，姥几趁机跟我讲会书里那些会武功的人，他们打架很有意思。

我没有笑。姥几那两只拿书的手，像蜘蛛脚一样僵硬，指甲里有黑垢，掌纹全是细细的黑线，手背像一块皱抹布。两只肿脚鼓圆了袜子，像两截出了土的树蔸子，脚趾头像根须戳破袜子，脚趾甲一百年没剪过，长成了弯弓，和灰狗巴顿的脚趾甲一样。

姥几堆在椅子里，对外界毫无反应。爸爸和大伯把他架回床上。我们又叮叮当当地干起活来。

天黑前围墙全部拆除，周围也打扫得干干净净。夜里气温低，泥屋里重新烧了一堆旺火。姥几回光返照之后，就闭着眼，嘴巴半张，再也不喊“呷旯”了。

大家兴致勃勃地守着那堆柴火，商量怎么办丧事。大伯二伯和爸爸都同意按照经济实力来办，不跟别人攀比豪华，也绝不让别人说风凉话，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意思。爷爷说不行，姥几的丧事要办得比谁家都好。

“你打算花多少钱？”二伯问爷爷，“自己有多少存款？”

爷爷不吭声。

“要是打肿脸充胖子，还不是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受罪？”二伯又说。

“我们省吃检用，存了一万五千元，就是给你爷爷办丧事用的。”奶奶替爷爷回答。

“去年村里办得最气派的那桩，花了十五万，”爸爸说，“三天三夜的道场、六天大戏，海鲜席，五粮液，蓝蒂巴的芙蓉王……”

“确实没有必要，现在挣点钱不容易。”大姑穷，说话像个外人一样客气。

“莫说没那个经济实力，就算有那些钱，我也不赞成大操大办。”小姑笑着说，“如果生前亏欠了他，给他烧一百栋别墅，送一百亿冥币也没用。”

爷爷的脸色顿时比姥几的还难看。

大姑揪了一下小姑的耳朵。

二伯有文化，小姑有钱，爷爷从不对他们发火。

大家沉默下来，仿佛都在体会小泥屋里的那股压抑。二伯率先走出去，他打开门，冷风扑进来，烟在屋里乱窜。大伯也起身去搬柴火。爸爸飞快地眨巴眼睛，清了清嗓子，什么也没说。

“要说舒服，村里哪个老头子有他舒服呀？我可是一日三餐送到他手上，”奶奶说道，“他要是在外面打牌，饭就给他热着，等他回来再端给他吃。”

爷爷挺起腰杆来，接着奶奶的话：“整整给他端了二十年饭……他呢，他为下面的人做了什么？我六岁就没了娘，在外面放牛打工，冬天连棉裤都没有……”

爷爷把自己说哭了。女人们跟着抹眼泪，除了小姑。

“爸，那些旧社会的事情就算了。爷爷就要走了，不应该让他也带着怨气走。他是你的父亲，我建议你跟他认个错。他听得见的。”小姑说。

没干透的木柴兹兹的冒着白汽。火和烟各玩各的。偶尔一声炸裂，像是谁在咳嗽，溅出一群唾沫星。

爸爸使劲眨巴眼睛。

一忽儿人都走了，只剩爷爷一个人坐在火堆边思考。

烤地瓜已经散发香味，我用火钳将它拨到一边，等地瓜皮烤得焦黄再吃。

这时候，爷爷站起来，走到床边，抓着姥几的手，又摸了摸姥几的脸，像个瞎子似的。然后弯下腰，凑到姥几耳边喊道：“爹啊，你听得见不？我是你儿子呢！”

老子老得起不了床，儿子老得直不起腰。

“我对不住你，我错了，你莫怪我了啊爹。”

“爹啊，你要呷旯不？肚子饿不呐？想呷点么子东西？”爷爷有点糊涂了，手也没地方放，像一个忘了台词的演员。他想了想，接着说道，“爹啊，你要保佑子孙平安啊！莫牵挂了，只管放心去吧。”

姥几嗓子里发出下水道的声音。

又过了一天，姥几没有好起来，也没有坏下去。一条腿弯着，仍然拱起一个“土地庙”，不时还挪一挪屁股。有人进门，他甚至还会抬起脑袋，看一看是谁。奶奶说姥几筋骨生得硬，一世人没生过病，没吃过药，肯定比一般人熬得久。我的亲戚们就像卡在半山腰，进退两难，只好不断抱怨鬼天气，都快三月了，还这么冷，这么冷还盖不住水沟里的猪屎臭。啊，乡下的时光真无聊啊，好像他们不是乡里长大的。大姑和小姑翻出羽毛球拍，没打两下，球就落到姥几的屋顶上去了。二伯摸着胸口踱来踱去，带灰狗巴顿到菜园里转了转，最后跑到代销店娱乐室和别人斗了半天地主，赢了五百多块钱，顺手买了些鱼肉丰富晚餐。奶奶打算给姥几装点饭菜，拿起碗又放下，笑话自己二十年的习惯，一时改不过来。我的亲戚们说，这回子姥几一死，奶奶就解放了，进个城也不用急着赶回来怕姥几饿肚子，至于姥几那间小屋嘛，可以用来放农具，或者做成娱乐室。筷子碗欢快地碰撞。我的亲戚们一边描述爷爷奶奶的新生活，一边吃光了所有的菜。

小姑唉声叹气，回来之后，公司那边很多事堆在一起，都是火烧眉毛的事情。小姑住得最远，路上又汽车，又是飞机，要花费整整一天。二伯店铺虽有二伯母看着，但他不在，每天损失也不小呢。大伯一家也是干一天，得一天钱，大伯和大伯母虽没怨言，但谁都看得出他们心里着急。只有爸爸没事，反正是农闲时节，反正他天天在家里。

爷爷好像为姥几拖着不死感到抱歉。他已经给姥几道过歉了，姥几并没有安心死掉，证明他不肯落气并不是因为这个。那他为什么不落气呢？我的亲戚们拧紧眉毛，压抑的情绪像夜色一样围拢过来。

晚上照例在姥几屋里烤火，等姥几死。大家烤得一身落满灰，脸皮干燥，但也没别的地方去。等烤到昏昏欲睡时，就陆续钻被窝里去了。今晚轮到爸爸值班。我很高兴爸爸允许我留下来睡在火堆边，因为楼上阴冷，大伯老打呼噜。爸爸给我弄了两张椅子，我就半躺着，被子垫一边，盖一边。爸爸往火堆上架了两截巨大的木头，我看着它们变黑，出烟，燃了一小片，就暖暖和和地睡着了。

我是热醒的。我掀开了被角。迷迷糊糊中，只见姥几双手在空乱薅，嘴里不停说话：

“我的崽那天打我呢……推得我绊了一跤，屁股现在都疼。”

“王老倌欠我八百块钱，没还……帮我找他要回来。”

姥几咳了几声。“我要呷旮。”

爸爸从抽屉里拿出姥几的洋铁皮罐子，犹豫片刻，慢慢伸手进去，捏了几粒白东西放进茶杯里，用调羹慢慢搅，眼睛拼命眨，手搅得越慢，眼眨得越快，最后手好像停了下来，眼睛眨得像没睁开。

前几天姥几喊嘴里没味，大姑给他含姜片，现在爸爸给他加糖呢，姥几爱吃甜食。

爸爸扶起姥几，拿调羹一勺一勺地喂。我听到瓷勺几方言：勺子舀到杯底的声音。

“洗砚之时曾染指……种花以外不低头……虎虎啊……我活不得蛮久了，我没办法教你写诗了呢……”姥几长叹一声，好像很舒服。

姥几终于睡着了。火光一摇一晃。屋里暖融融的。

“嗲嗲……对不起，莫怪我啊。”爸爸低声念了一句，双手将自己的脸揉成一团。

早上醒来，我睡在床上，肯定是后来爸爸抱我上来的。我睁眼就想到昨晚烤的地瓜还在火盆里，不知道是不是烧成了灰。周围静悄悄的。我下了楼。姥几的屋子里也静悄悄的。所有人都在。姥几两条腿伸得笔直，手放在胸口，下巴抵着的纸筒使他闭紧了嘴巴。他眼睛微阖，好像在看我。

“已经走了。”大伯探了姥几的鼻息，把了脉。

爸爸的眼睛飞快地眨巴。

屋子里的茶杯，桌具，以及塞在窗缝里的瓶瓶罐罐全都目瞪口呆，它们瞬间变成遗物。它们也没有哭哭啼啼，就像我的家人们一样，平静地立在原地，落着灰尘或者污渍。

所有人同时松了一口气，产生出很响的呼吸流，声音很大。爸爸打开门。专办丧事的薛老爷随着冷空气涌了进来，他的脸墨黑的，似乎只有黑成那样才适合和死人打交道。

薛老爷二话不说，挽起袖子，很权威地吩咐我那些六神无主的亲戚们。

“快，打盆热水，还有毛巾，肥皂。”

“寿衣拿来。一会儿手脚硬了，就不好穿了。”

“准备香烛、钱纸、长明灯。”

我的亲戚们应声散开，各自忙活。

外面，薛老爷的儿子开着手扶拖拉机停在路边，车厢里装得满满的，一架绿色的电铳炮，炮口对着天空。

薛老爷的三个儿子跳下车，手脚麻利地缷货。搬出大喇叭，这个即将在夜里通宵鬼嚎吵得我睡不着觉的东西；抬出冰棺，一会儿他们会把姥几放进去。我们小孩子围着东看西看，都很兴奋，还为了争地方打了起来。我长到九岁，家里从没有办过什么大喜事，没人出嫁，没人结婚，也没有人死。我很骄傲这一切发生在我家里。

“放铳喽！”薛老爷在门口朝他儿子挥手喊了一声。

铳炮“砰”地响了。没有火药味。我们赶紧跑开。身后一连响了六发。

姥几的泥屋里金黄明亮，散发出一股奇怪的味道，别人家办丧事时我闻到过。我站门口朝里看，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姥几躺得比床还直，埋在鲜艳华丽的红绸缎底下，脸上盖着那本他经常翻看的武侠书《碧血剑》，脚底那双崭新的鞋底在蜡烛和长明灯的照耀下比雪还白。我想像干净富贵的姥几站起来在屋里走动，他一定很会高兴得合不拢嘴——以前他穿得太脏污，太破旧了。

我盯着红绸缎，姥几薄薄的身体动了一下，似乎还喊了声“呷旯”。烛火跳了两下。不知为什么，我哭了起来。

接下来我们家就成了战场，乱七八糟的。铳炮声持续不断。大喇叭里的音乐听起来很喜庆。各路人马在我家进进出出，男男女女嘻嘻哈哈，搭灵堂，摆桌椅，运来锅碗瓢盆。从姥几落气的当天中午开始直到下葬，每逢吃饭时间，就会有很多人围在那几十张桌子前吃得嘴皮油亮，满脸通红。

丧事总指挥斜挎着黑皮包，里面装着丧事的总开支，他严格按我家的预算来花销。首先成立治丧委员会，下面分工负责，做酒席的后勤，抬棺材的金钢师，以及道场、戏班子联络。东家什么也不用管，只负责出钱，以及腾出闲情来悲伤。爷爷总担心别人吃得不愉快，不和伯伯们商量，告诉总指挥，白沙烟上升到金芙蓉，每桌酒席添加一只脚鱼，一盆螃蟹，酒也由金枝换成泸洲老窖。这就大大超出了原定的五万元的预算。我的亲戚们心里不舒服，但一想到整个丧事办得喜庆圆满，在折腾了一天一夜之后，姥几被顺利放进那个一米多深的坑，也没有多说什么。据说这是我们整个家族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为光彩的事件。人们后来评价，说我们家的丧事办得最大方，酒席是全村最好的，味道好，份量足，有几桌原封未动的菜送给了左邻右舍，更是博得了村人的称赞。爷爷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这种骄傲当中，把这场丧事当作此生打的最后一场漂亮仗，他昂起头，好像胸前佩着勋章。

躲过了过年的那口肥猪，这会儿被几个壮汉控制在案板上，叫得额外不甘心。屠夫那把一尺多长的刀子捅进猪颈窝，一股冒着热气的血喷泉准确地落进脚盆里。

我们就是在肥猪的阵阵嗷叫声中，换上了白大褂，个个像医生，头上裹块白布，白布垂下来飘在背后，又像唱戏的。事实上也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薛老爷的指挥下不断表演，磕头，下跪，烧纸，念经。由于没有经验，我们弄了很久，才将那块白布稳在头上。二伯母笑嘻嘻的，对着镜子照半天，从白布中拔弄出一绺刘海，顺了顺鬓角，使自己显得更美。小姑的白布整了几个角，像护士帽子。奶奶裹得像个修女。大伯母脑袋小头发少，白布总往下滑，大姑用发卡帮她固定了。我们男的简单，扯住白布角在后脑勺打个死结。这块白布使我们一下子与普通人区别开来。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像一群劫富济贫的白衣教徒，骑着快马，手挥长刀，就要厮喊着冲下山去，身后的白布飘起来。这块白布后来的作用很多，比如擦一擦冷风催下的清鼻涕，下葬时接风水师撒发的发财米，尤其是还有保暖效果，让我总觉得热。

午饭后，戏班子来了。敲锣鼓，吹唢呐，嘎胡琴方言：拉二胡，很快吵成一锅粥。

“要唱孝歌子喽，来来来，孝子孝孙们，都过来跪下。”薛老爷安排我和我的亲戚们按老少次序围着姥几的冰棺跪下，嗑瓜子、嚼冰榔的观众立刻将我们围得水泄不通——据说这是丧事过程中最有趣的环节——看人悲伤，陪人哭。化好了妆的女人穿着戏服，手里拿着麦克风和我们这些白衣教徒的名单，笑哈哈和围观的人说话，大嘴巴像吸血鬼。

爷爷奶奶跪在姥几脚前，“啊——呀！”戏子一声哭叹，张开血盆大口唱起来：

“爹啊，我的爹啊，你为什么就这样走了，从此以后……我再也冇得最亲最爱的爹了啊……”

戏子哭得要断气似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从那个大喇叭扩散到阴暗的天空，有种天崩地裂的感觉，连她嗓子里那丝细小的抽泣声被大喇叭扩大之后，变得像刀片那样锋利。我感到我的心被割疼了。

戏子的眼泪顺着粉妆流下，就像小溪淌过雪地。

爷爷奶奶垂着头，各自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放进戏子脚边的草帽里。

戏子擤了一把鼻涕，“爹啊，爹啊，我苦命的爹啊……”

“行了，他们一把年纪了，跪不得太久，你差不多就行了。”薛老爷对戏子说。

爷爷奶奶给姥几敬酒，磕头，又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放进草帽里，起身腾出地方。

轮到大伯和大伯母了。大伯一跪下去就掏口袋，围观的笑了起来。

“嗲嗲方言：爷爷啊，我的嗲嗲啊，孙子不孝啊，一年四季在外面，对你老人家照顾的少啊……”戏子换了台词，看样子很了解我的亲戚们。“你一世为了我们，辛苦操劳啊……”

戏子哭得很认真，脸上泪痕混乱，看起来就像有鸡群在平整的雪地上打过架。嘻嘻哈哈的人很快安静了，一些女人跟着哭起来。一时间全世界都悲伤了。我们家的人却没有眼泪。这让我感到惭愧。

我隔着玻璃看了一眼冰棺中的姥几，他的脸小了很多，颧骨突得更高，腮帮子放得进拳头。姥几十多天没吃东西，他是饿死的。

“虎虎，来，给我再装碗饭去吧。”那年我五岁。姥几已经吃掉两碗米饭，一堆红烧肉。奶奶觉得他不晓得饱足，怕他被饭撑死，所以扣下了那只饭碗。我空手回到姥几身边，他似乎也忘了吃饭这回事，问我，“你妈妈蛮久冇回来了吧？”

“妈妈和爸爸离婚了。”我说。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冇得娘了。”姥几试着将我抱到他腿上，但我太胖，他抱不动，于是放弃了，指着泥屋里很占地方的那张桌子，说，“去，打开中间那个抽屉，把洋铁皮罐子和最上面那册练习簿拿过来。”

姥几揭开罐子，捏了一块很大的冰糖给我，盖好盖，让我放回抽屉。我含着冰糖，看姥几翻开练习簿，想想哼哼，哼哼想想，然后在簿子上写了一些长度相等的句子。抽屉里那一摞练习簿，里面全是一截一截的句子。我后来才知道这叫诗。等到烧姥几的东西时，这些练习簿被抢来抢去，识字的大声朗读姥几写的诗，个个笑得要死。

“写诗几好啊方言：很好……你太小了，只怕我等不到教你的那天呢。”姥几的字规规矩矩地待在格子里，就像人躺在棺材里一样。

我开始抽抽嗒嗒地哭，可是戏子的声音太大，我感到压抑，于是昂起头，像挨了揍那样号哭起来。

没有人管我。大伯掏出了一张五十元的绿票子。观众发出了惊嘘声。

草帽的底慢慢被钱盖住了，唱到小姑这儿，已经蓬松地堆了起来。因为戏子知道二伯一家在城里做生意，一直咬住着他们唱。二伯也逗戏子，不紧不慢，掏了很多一块钱的零钞。围观的乐坏了，笑声一浪接一浪。戏子聪明，心知斗不过二伯，主动放弃，留了精力在小姑这儿捞最后一笔。

这时，戏子的眼泪已经干了，鸡打过架的雪地上结了冰。

“嗲嗲啊，我的个好嗲嗲啊”。戏子转了调，用了新的唱腔，声音颤抖着，旋转着，像个电钻一样直往人心里钻。喉咙里那股气像一只小鸟冲进云雾不见踪影，她的嘴张开，舌头僵在那儿，直到小鸟飞回来，落在舌尖，重新激活了她。

所有的人都捏着一把汗，要是那只小鸟一去不回，就要出新的人命了。

唱了太长时间，戏子的嗓子已经不像开始那么敞亮，声音哑，困在喉咙里出不来，听起来更悲伤，好像马上会死于心碎。一阵呼天抢地，满头大汗，戏子缓口气，转了唱腔：

“你这个小孙女长得乖呐，心事几方言：心地，良心好哇……年纪轻轻自己就开了公司啊，有啊……有出息啊……”

小姑给姥几上香，敬酒。

“你的嗲嗲晓得，你是个孝顺的孙女儿……他老人家一定会保估你发大财啊……我也晓得你是个大方的有钱人呐，你袋子里的红票子一张张只管拿出来哪……”

人们大笑，跟着起哄。

小姑随戏子去唱，磕完头，往草帽里丢了两张百块子，起身走了。

孝歌唱完了。有些人围着满头大汗的戏子，帮她数钱。

人们像鞭炮屑覆盖着地坪，不时有笑声炸响，好像没放完的鞭炮，纸屑飞起来，旋几圈落下。唱孝歌子的一个人赚了一千八，做道场的几个法师上来，就更有看头了。我的亲戚们这才知道，接下来的道场、出殡，那才是重头戏，你从口袋里掏多少出来，大家都看着的，总不能比唱孝歌子的低。大伯母着急，赶紧打散百块子，换成十块二十块的。二伯母嘻嘻笑，别个爱说说去，“又说不掉我身上一块肉”。

奶奶开始处理姥几的财产，就是他一直攥在手里的那些钱，按家族户头算，每家分得八十块。奶奶嘱咐这是发财钱，不要花掉。我的亲戚们并不觉得这八十块钱与别的八十块钱有什么区别，除了被姥几攥得一股汗酸味之外，所以后来全扔进了道场先生的法事钵里。

天气虽然寒冷，十几个藕煤炉子方言：烧蜂窝煤的炉子分散在地坪上，热乎乎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两坨红。藕煤孔里伸出绿舌头，瓜子壳吐进出去，就冒出一股青烟。闲聊的妇女们围着炉火，一会儿烤脚，一会儿烤手，有时还要烤屁股，似乎不这么翻动自己，就对不住那堆火。

没有人看姥几一眼。那个大冰棺，像一件用了多年的旧家具。

做道场的几个来了。他们似乎早已心中有数，满脸愉快，像鱼儿划过水波似的，穿过人群。他们喝一杯芝麻豆子茶，戴起高帽，穿上花花绿绿的袍子，挂出他们的鬼画符，敲击木鱼，吹响喇叭，摊开爷爷交给他们的家谱，口齿不清地哼哼唧唧，唱经做法。

一会儿，道场先生们敲锣打鼓，在地坪里快步转圈，在桌子间穿梭，我们几十个白衣教徒跟在后面，按辈份年龄排序，爷爷奶奶打头，队伍像条受伤的白龙痛苦地扭动身体。

“来来来，孝子孝孙们，”薛老爷在桌子上搁了一个竹篾篮子，“钱只管往这里面放。”

围观的人拍脚拍手笑。

我的亲戚们备足了子弹，只要经过竹篾篮子，就有票子飞进去。反正天气冷，多转几圈没坏处，所以我的亲戚们挺高兴，像上体育课。

悠闲地转了二十分钟之后，竹篾篮子看不见底了。

道场先生好像知道里面没有红票子，加速念经，嘴里快得像狗抢屎，乐器敲击声像开了锅的粥，脚步不断提速，20迈……30迈……40迈……突然，他们帽子后面的两根飘带浮起来，我的亲戚们那垂下的白布像旗帜一样，被风扯横了，抖出飕飕的声音。我们不是碰到桌子，就是磕到凳子，跌跌撞撞，呼哧呼哧喘气，一面笑得要死。那些看热闹的更是哈哈不断。这时候，薛老爷扯住爷爷奶奶，拉出队伍。他俩坐在椅子上，好像不甘心在游戏中出局，张着嘴，好久都没缓过来。

我们继续奔跑。我们成了白衣仙子，完全飞了起来。观众的脸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他们的笑声也被风吹得七零八落。二伯母撑不住了，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扔进竹篾篮子，她慢慢降到凡间，钻进人群中。

篮子里已经有点料当方言：意思是有货，有实质内容了，明显看得见红票子。大伯弹尽粮绝，再加上薛老爷在喊香烛先生，大伯趁机离开队伍。长龙越来越短。短得不成样子，最后只剩下我和我的堂表亲们跟着道场先生，我们这些曾孙辈，有体力跑，有兴趣玩，但是口袋里没钱。于是，道场先生帽子后面的飘带落下来，我们都回到地面。据说刚才我们送姥几走了一百里地，晚上还要再送他过“奈河桥”，让他顺利回阳世投胎。

竹篾篮子里的钱很快清点完毕。道场先生喝水润喉，眯眯笑，仿佛长了四道眉。

按薛老爷说的，等到晚上送姥几过“奈河桥”时再披麻戴孝。我和我的亲戚们缷下了孝衣，像是憋得太久，缺氧似的大口呼吸。周围的人全是红光满面。地上一层瓜壳纸屑槟榔渣。屋角塘边的那堆熊熊大火，正在燃烧姥几用过的东西。泥屋里已经搬空了，又迅速被厨房办酒席用的柴火、碗筷、蒸柜等器物填满。

姥几躺在堂屋的冰柜里，他一定闻到他屋里飘出来的扣肉香。

姥几的东西不经烧，很快只剩下床骨架，以及垂死挣扎的火苗。这时候，给姥几备置的东西运回来了。那是一幢金光闪闪的纸楼房，比我还高，一共三层，堂屋里停着一辆奔驰汽车，几个筐里装满了钱。从窗口望进去，房间里宽敞得可以跑马。家具也是金光闪闪，成套成套的，床上铺着华丽的被子，鞋柜里摆着数不清的新鞋子。

干净富贵的姥几坐在书桌前写诗，他很年轻。

“虎虎，过来。”姥几看见了我，高兴地招手。我走过去，倚在姥几身边，他身上的新衣新鞋散发香烛的味道。“我这一世最喜欢的那两句诗：洗砚之时曾染指……你还记得下一句不？”

“种花以外不低头。”我说。“洗砚……砚是什么东西？”

“砚啊，就是石头做的，写毛笔字时，用来磨墨的……”

屋突然在晃，所有的家具在颤抖，发出沙沙的响声。

“这个灵屋子扎得好啊！蛮结实的。”薛老爷的儿子使劲摇这栋纸楼房，“狗肏的，舍得犯本方言：舍得花钱哩。”

我回头望了眼姥几的泥屋，一缕青烟从那扇惟一的小窗飘出来，羞答答的。

村里的军乐队这时杀了过来。十几个红衣红帽白短裙的村妇，敲着大军鼓，齐声喊着一二一，踩着地坪上的杂屑灰尘，将队伍跺成方形。她们个个描了眉，画了眼，嘴皮子鲜红。有几个怕丑的，低着头笑。男人们大声议论，说她们脸上刷了墙面漆。

领队是个强壮的女人，挥动系着红绸的鼓锤，向军乐队大喊：“一送里个红军……预备……唱！”

烂铁皮鼓声和村妇们豁出去了的喊唱惊天动地。一首《十送红军》，又一首《咱当兵的人》，然后变成一唱一和的口号：

“孝子孝孙们听分明啊！”

“好的啊！”

“红包给得早，你屋里个个日子过得好！”

“好的啊！”

“红包给得多，你屋里读书当官的一窝一窝啊！”

“好的啊！”

……

她们闹翻了天。长明灯里的油快要燃干了。烛光一跳一跳。我讨厌这支军乐队，她们会吵醒冰棺里的姥几。

吃晚饭的时候，高音喇叭停了，铳也不响了，只剩下人们咂巴和说话的声音。加菜，添饭，喝酒碰杯，喜气洋洋的。火锅炉子冒着白气，远看像云，一朵一朵的浮着。脚鱼被迅速消灭了，人们站起来抢夹脚鱼汤煮下的白菜，筷子直打架。

屋里光线模糊。姥几的冰棺陷入昏暗，黑白遗像在蜡烛和长明灯的映照下十分醒目。他冷冷地望向地坪，鼻孔里喷出的呼吸令烛光摇曳。

男人们饭还在嘴里，就开始搭建戏台，他们越是快乐，越是吆喝，骂粗口，钉锤子敲得叮当响。高音喇叭又唱起来。我那些酒足饭饱的乡亲们，屁股调转方向，就地抢占看戏的好位置。大姑端着托盘给大家发茶水，瓜子槟榔。爷爷奶奶坐在第一排。戏子一上场，他们的嘴就张开了。在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他们已经长得像双胞胎，表情，牙齿，皱纹，以及微昂头看戏的姿势，都一模一样。

此刻，他们完全沉浸在自己家门口看戏的幸福中，我从来没见他们这么满足过。戏子一个亮相，奶奶突然开怀大笑，那张长期阴霾的脸上，顿时阳光灿烂。她雪白的牙齿，像穿透阴云的光芒——-过去她总是抿着嘴，很少说话——嘴角的酒窝此刻仍在皱纹里出没，像小兔子在草丛中跳动。人们都说我长得像奶奶，我的嘴角也有酒窝，我的牙齿又白又整齐，我也阴着脸不爱说话不爱笑。

有一段时间，总有媒人来给爸爸介绍对象，话是这么说的——小孩没妈可怜，关键是给虎虎续一个妈。爸爸一个也没答应。

有天晚上乘凉，我和爸爸坐在河堤边。爸爸问我想不想妈妈，我说不知道。爸爸说，只要心里想，有一天她会回来的。但是我不想妈妈，她很少来看我，她就像我那些一年到头碰不着面的亲戚一样，并且越来越像一个远亲。

戏没意思，什么《刘海砍樵》，《五女拜寿》，早跟爷爷奶奶看得滚瓜烂熟了。我坐不住，到处跑，那些看我们家的戏，吃我们家瓜果的小孩子，都在讨好我。我故意走到堤坡往下看，我们家灯火通明，全村的人都集中在我家地坪上。可惜女姥几方言：曾祖母早就死了，不然我们家可以多热闹一回。

戏散得快，因为送姥几过奈河桥的时间到了，耽误不得。道场先生撑开一架梯子，搁在路中间，他爬上梯子，爸爸跟在后面，上一级阶梯唱一阵，一级一级唱上去，在梯顶唱了很久，翻过梯子，又一级一级唱下来。我以为去奈何桥要走很远的夜路，没想到就是这样翻张梯子。我和我的亲戚们跪在路边烧纸钱，一边当火烤，一边配合道场先生，把姥几喊“回来”。

二伯母胆小，觉得后背凉飕飕的，直往人中间挪。

“你们只管大声喊啦，哭啦！”薛老爷说。

我的亲戚们好像都很怕丑，他们一张一张点燃纸钱，哧哧地笑。

“要是不大声喊，他回不来的。”薛老爷又说。

我好像看见姥几拄着拐杖从堤坡上走下来，一眨眼又不见了。黑暗中只有树影子在晃。

姥几要是回不来，就会掉到血河里去。

我想像血河里的毒蛇和怪虫。“姥几，姥几啊，你快回来喽——”我使劲喊，叫得一声比一声大。

我的亲戚们笑了一阵，也放开嗓门喊了起来。

我和我的亲戚们穿着白衣，在黑夜里一声接一声地喊着，北风呜呜地吹，我们更像找不着家的鬼魂。

我们的声音劈开黑暗，传到很远的地方。

这时我听见了哭声。是我。我在哭。

道场先生说姥几是听到我的哭声，才顺利过了奈河桥。他夸了我一番，然后卷起所有的东西离开了我们。帮忙的人也都回家睡觉去了。高音喇叭继续吵。我累得要命，睡在地铺上，我的亲戚们在姥几身边搓麻将守灵，他们有说有笑，迷迷糊糊中，我听见二伯母尖声叫道：“胡了！哈哈，嗲嗲保佑，豪华七小对！”

“虎虎，快点哪，虎虎啊！”姥几喊我拿砚给他写对联。我睁开眼睛，却是大姑在推我，“虎虎，快起来，姥几要出殡了。”我卡在梦和现实之间，半天才想起姥几死了。

天刚刚亮。光秃秃的树枝在摇晃。小雨夹雪飘向窗台。天气似乎比昨天冷。我下了楼，昨天消失的一切又恢复原状，人们各就各位。油毡布雨棚几乎盖住了整个地坪。铺着金黄丝绸的棺材搁在那儿，姥几穿着那身新衣躺进去了。遗像、烛火和长明灯依然摆在脚那一头。一群金刚师整装待命，腰间都纳着一条毛巾，他们有不少是从城里赶回抬丧的。所有人都在嚼馒头，喝豆浆。我的亲戚们个个一身雪白，艰难地吞咽从镇里买回来的早餐，这使他们显得很悲伤。如果不是军乐队里的妇女和金刚师们打情骂俏，这个早上的气氛简直比八镑大锤还重：

“噫，曹堂客，平时冇注意，你化点妆也算看得哩。”

“哦哟，看得看不得，关你什么事，我夜里又不是跟你睡一张床。”

“哈哈，莫得方言：万一有机会呢？”

“你想都莫想，曹堂客的男人会剐了你的皮。”

“他在街上做泥水匠都不回来，晓得个鬼。”

下了一阵雪粒，油毡布上噼哩啪啦像爆豆子。

那个叫曹堂客的女人突然指着堤坡那边：“娥嫂！”

所有人都望过去。我看见娥嫂——我妈，穿一身黑衣，停在那儿。

大姑和大伯母带着妈妈走进地坪。妈妈跪下给姥几磕了三个头。站起来，局促不安。她的眼睛和嘴角瘀血有伤，像是被人揍过。她那只受伤的眼睛先看见我，然后那只好眼睛也跟着红了起来。她仿佛要开口跟我说话。我躲进那群散发脂粉香的妇女中。

爸爸背对着我们，看着远处，好像那边有什么东西吸引了他。

邻居那栋废弃的老屋，一身青苔。窗框上长了野草。树从房子里长出来，冲破了屋顶。

“娥嫂真是有情有义。”

“换了我，我是冇脸回来的。”

“莫这样讲。听说她在那边生的儿子去年死了。”

“啊……”

村妇们低声吃馒头嚼舌头，将塑料管吸得滋溜溜响。

关于是否让妈妈披麻戴孝，爷爷和亲戚们起了争执，他认为妈妈不配穿孝衣。

妈妈像个做错事的孩子，垂着头，谁也不看。

“孝子孝孙们，都准备好没？”薛老爷喊道。

爸爸没说话，径直拿出了白衣白布头，亲自给妈妈穿戴好。

我和我的亲戚们站成一堆，等候薛老爷的命令。

“要会亲不？”薛老爷问。

“不用会了吧。”爷爷说。

“不看最后一眼了？”薛老爷有点惊讶，“一旦封棺了，想看都看不到了噢！”

“那就会吧。”爷爷说。

我和我的亲戚们围着棺材转。

“转慢点，好好看亲人最后一眼。”薛老爷喊。

我又羞愧起来。我的亲戚们只顾走路，甚至都没往棺材里看。姥几全身埋在灰中，脸上罩着玻璃罩子，像要上太空的宇航员。他安详，宁静，似乎第一次睡上安稳觉。

“好了，会亲完毕，孝子孝孙们跪下！”薛老爷手一挥，“封棺！”

金刚师抬起棺盖。钉长钉。我们紧挨着跪下。妈妈和爸爸并排，衣摆连衣摆，肘碰肘。

“一封天官赐福，二封地府安康，三封生人长寿，四封白煞潜消，五封子孙时代昌。”薛老爷一边撒米一边念。

我见过别人家办丧事，这种时候会有惊天动地的哭声，甚至有人趴在棺材边，不让盖棺。下葬的吉利时辰，以及田野里新挖的坑都在等待，我的亲戚们一点也不想妨碍薛老爷的工作，静静地跪着，连呼吸都屏住了。

雨雪停了，天有点放晴的样子。但还是冷。我的亲戚们抓着自制的跪垫，立在一边，看金刚师将雕着龙头的长柱绑紧棺材，抬上四轮拖车，准备游丧。我骑着棺材，腿间搁着一袋米，我牢记薛老爷说的，米要保证撒到坟地，不能半路就撒没了。

现在，我比谁都高，看得比谁都清楚。妇女军乐队排在最前面，粗壮的小腿肚子歪歪扭扭；接着是我雪白的亲戚们。大伯高举招魂幡，二伯手捧遗像，爸爸抱着灵牌，剩下的人则像一群毛茸茸的小鸡东挤西挤。一声铳响，旗帜飘飘，军乐队敲响铁皮鼓，征战队伍缓缓出发。我周围的金刚师们手搭着木架，松松垮垮的走着。花花绿绿的道场队伍跟在后面，各自吹拉弹奏，摇头摆尾。最后面是薛老爷的儿子开着手扶拖拉机，嘭嘭嘭嘭，上面装满了香烛纸钱烟花鞭炮。

一路上鸣炮奏乐，浓烟翻滚，我们冒着炮火前进。火药味呛人。我的亲戚们时隐时现，仿佛在云中穿行。拖车像蜗牛似的往前滚。专门从城里赶回来的高个金刚师扯着嗓门说城里的事：

“有天夜里睡不着，在街上乱转，一个穿超短裙的女的从树背后站出来，要拉我做生意。我一看有点面熟……我说，你是牛八几的堂客吧？那女的一愣，赶紧跑了。”

金刚师们大笑。“你真的冇跟她去？说老实话，保证不告诉你的堂客。”

“你们脑子里一天到晚只有乱搞。看看三波，都等了五年了，”高个金刚师侧过身，朝我挤了挤眉眼，“我看娥嫂迟早会回来……有没有谁跟我赌一包蓝蒂巴方言：香烟过滤嘴，或烟屁股芙蓉王……”

这时，金刚师领队打出手势，停止前行。我的亲戚们突然转身朝我们跪伏，仿佛皇帝驾到，白压压的一片。大伯和大伯母小跑过来，跪谢每一个金刚师。丧事总指挥塞给金刚师领队一个红包和一条烟。

队伍重新挪动。我憋着一泡尿，坐立不安。冷风吹得清鼻涕直流。抹一下鼻涕，撒一把米，手上粘了一层米粒，往身上蹭了蹭，白衣上留下黒印疤。有一阵我忘了撒米。

爸爸踮着伤脚，拉着妈妈一起给他们下跪的时候，嘻嘻哈哈的金刚师们突然安静下来，好像有点惭愧。

“虎虎，冷吗？”妈妈最后昂起头，手只能摸到我的鞋子。

我低着头不说话，也不看妈妈的脸。

金刚师一路不断“罢工”。不多久到了姥几的墓地。拖车停在大路上。出力的时候到了，金刚师紧紧腰带，往手心唾口痰，搓出一阵糙声。只听见一声“哦嗬！”，金刚师们抬起棺材，踏进收割过的稻田，快速前进。铳声、鞭炮声、道场先生的喇叭、钹，军乐队的烂铁皮鼓，集中发力，敲烂了天空，阳光从破洞里迸射出来。我们像一只龙舟在水里飞驰。像一只蜈蚣虫在禾蔸子中间逃窜。风削过我的耳朵。不知什么时候，我已经尿了一裤裆。棺材放进深坑，他们往姥几身上填土的时候，我一直沉浸在尿裤裆的羞耻里，下半身仿佛泡在冰水中。

我和我的亲戚们围在墓边，跪成一个 U 字型。一个雪白的 U 字，写在黄土上。我们很安静。田野的风从远处扑过来，揪着枯草和树叶。鞭炮烟雾匍匐前进。隔着棺材，我看见姥几睡熟的样子，泥土一锹一锹泼撒在他的脸上。我好像听见爸爸在低声念经：“对不起了，嗲嗲……对不起了啊，嗲嗲……”

妈妈两只手深深地抠进黄土里，慢慢地攥紧，一些散土从她的指缝里挤出来。风吹乱了她一行一行流下来的眼泪，脸上湿一片干一片。她没发出声音。鼻涕吊在鼻尖上。她好像在回忆什么，表情十分遥远。她咬紧嘴皮子。她憋红了脸，脸上的伤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变得更加鲜亮。

“啊——”一只关不住的野兽突然撞开妈妈的嘴，蹿出来，嗷嗷地在田野上撒野。她的号哭声震得一切都静止不动，连风都停止了奔跑。

姥几的坟高高地堆起来，像一只大奶子。我和我的亲戚们一边脱孝衣，一边往家里走。回到家，太阳已经出得满满的，照着我家的楼房，也照着姥几的泥屋。地坪上空空荡荡，油毡棚拆了，桌椅也撤了，到处扫得干干净净。姥几的遗像挂在堂屋中间，香烛燃得正旺。灰狗巴顿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摇着尾巴迎接我们，表现久别重逢的狂喜。奶奶叠着左右手站着，想到再也不用给姥几送饭了，那双手既觉得如释重负，又觉得无所适从。奶奶近乎炫耀地展示雪白的牙齿和嘴角的小酒窝，好像是彻底和大家分享这个珍藏了很多年的秘密。

太阳就像一个刚刚烤熟的馅饼，热乎乎的。我的亲戚们开始脱去外套或者毛衣。

爷爷戴了老花镜，拿出办丧事的帐本，召集大伯二伯，要算一算给姥几花了多少钱。

爸爸低头使劲擦皮鞋，看样子是要用他的摩托车送妈妈进城。妈妈软在椅子里，仿佛刚才的号哭耗尽了她全部的精力。

我已经换了干净裤子，我的亲戚们开始拿我取乐，笑得茶水喷了一地。我随他们闹，只顾翻着姥几的练习簿，我从火边抢出来的，有的已经烧掉了角。后来，我抱着姥几的洋铁皮糖罐子坐到苦枣树下，擦掉外壳被火熏过的黑灰，揭开罐盖。里面有半罐冰糖，还有几颗我从未见过的小糖粒子。我捏出一粒放到嘴里，当我意识到这粒糖不但不甜，反倒有丝苦味的时候，它已经滑进了我的喉咙。我又找了一块冰糖嘎嘣嘎嘣地嚼着，慢慢翻看姥几的练习簿。太阳暖融融的，树影子在本子上摇晃，我听见马蹄声嘎嘣嘎嘣，练习簿上的字化成一群武林高手，他们骑着马挥着砍刀，腾云驾雾般冲杀过来。

盛可以，出生于湖南益阳。2002年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北妹》、《水乳》、《道德颂》、《死亡赋格》、《野蛮生长》、《无爱一身轻》《留一个房间给你用》等。作品被译成英、德、韩、日、荷兰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曾获多种文学奖项。被视为中国当代最杰出的女性作家之一。作品语言风格猛烈，热衷声音实验，涵盖情感和社会领域，以敏锐观察和冷酷书写而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