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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魂——评王雨长篇小说《碑》

来源:文艺报 | 杨耀健  2017年11月10日06:42

长篇小说《碑》是王雨创作的移民三部曲收官之作,叙述指针指向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一历史时期。与简单表述历史的作品不同,《碑》具有独特的审视角度和思想内涵,它不但生动描述那个年代人们的奋斗、寻觅和牺牲,刻画战火年代的芸芸众生像,而且从社会进步的高度,对战争做出全面深刻的审视,超越了“一边倒”的局限,使小说拥有宝贵的文化品格。

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大时代,那个时代的生活呈现着前所未有的繁杂和纷乱、变化的社会结构和各异的人生追求、多元的价值观念与纷扰的社会心理,构成光怪陆离、色彩斑驳的社会现实。每一个生逢其时的人,都有转型期的心理不适应和困惑感,这既可以导向上下求索、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也可能导致及时行乐、放浪形骸的颓废。有人投敌叛国,为虎作伥;有人走私投机,大发国难财;有人卷走不明资产,逃到大后方做寓公;有人涂改履历,坐等政府的救济。更多的人,则义无反顾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宁孝原、黎江、柳成等人就是如此。

《碑》的主人公是王雨《填四川》《开埠》的宁家后人宁孝原,他受家庭熏陶,以精忠报国为己任,以建功立业为传统。风吹来,雪飘来,枪林弹雨劈面而来,他都挺身相迎,毫不退缩。他本可以留在灯红酒绿的陪都大享清福。可是,他却执意重返战场,要与敌人血战到底。宁孝原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他既有老父亲,也有心上人,生与死、爱与恨、战争与和平,在他身上表达得淋漓尽致。

黎江是中共抗日武装力量的代表。由江南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初创时期缺衣少食,甚至缺乏枪支弹药。这支武装战斗在已经沦陷的敌后,不仅要与日伪军作战,而且还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剿。黎江深明大义,有理有节,始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动员和武装民众,率部从弱小走向壮大。他的精神体现在青春如火、坚忍不拔,浓缩成一颗不屈的雄心、一腔报国的热血和一种奋发向上、永不低头的形象,如明灯闪耀。

女主人公赵雯,属于被召唤、被激励的女性形象。她原本是一个穿藏青色西服、戴鸭舌帽的大家闺秀,关心的无非学业成就、个人前途、婚姻家庭。然而,在时代大潮的感召下,她秘密加入中共,以记者职业为掩护,为民主自由鼓与呼。解放前夕,她又受命潜入台湾,搜集情报,为民主革命而浴血战斗。她和凃姐在书中的出现,丰富着女性形象的性格层次,准确传达出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剖析了女性的分裂人格和分裂心理,彰显了她们的觉醒和发挥的积极作用。

王雨谋篇布局老到,是讲故事的高手。作者在把握时代特征的同时,对人物心灵探幽烛微,合情合理构成故事的核心。而这些故事相互交织,又组成生动的情节线,推动整部作品的发展。作者还善于吸收重庆掌故作为故事的羽翼。如确有其人的长江大侠吕紫剑,在两位老朋友拔枪对决时,如仙猿飞至,排忧解难。

《碑》注重场景描写。一个个昔日的英雄、美人从字里行间踱出来,演绎着过往的战争和爱情。长命锁、小米加步枪、小酒馆里的畅饮、可燃心志的情书交替出现,栩栩如生。小说采用地方方言,朴实明快简洁,表现重庆人的乐观豪爽和充满机智的幽默感。常常在肯定中包含着否定,看似赞许实为讽刺,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对白鲜明而切中肯綮,显示出作者驾驭语言轻车熟路。

《碑》的主题是全民抗战,共赴国难。大敌当前,不仅国共两党捐弃前嫌,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和广大民众也团结一致,共御强敌。新四军里的黎江和中央军里的宁孝原、柳成、蔡安平、曹钢蛋,都与日军挥戈奋战。万灵镇民众踊跃捐款,宁道兴为新四军输送药品。五千年的风和雨,八千里路云和月,白山黑水,黄土地红高粱,无数英雄前赴后继,共同谱写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光辉的篇章。

抗战胜利纪功碑是一个象征。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贫弱的中国每战必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万里海疆有海无防,任凭列强舰刈炮宰。但是,哭声和泪水,并不证明中国人软弱。于是遂有淞沪会战、台儿庄之战、石碑保卫战、平型关之战等等血战。在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里,这一切已被“九三”胜利日概括,并因为鲜血的诠释而永垂不朽。往昔那些激昂澎湃的旋律已经深入肺腑,在无法复制的悲壮里,我们看到的是民族精神民族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