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清代叶燮的《原诗》曾经以树木生长为喻，形象而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古诗自《诗经》以来三千年的发展历程。他认为，如果将中国古诗视为一棵参天大树的话，那么，“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

旗帜鲜明 矫枉过正

元代以及明前期的文坛上，理学话语占据了主流，诗学问题尚未受到普遍关注。台阁与山林之争作为当时人们谈论较多的一个诗学话题，散发着浓浓的理学气息。台阁体诗歌作为儒家雅正文学观念的体现而倍受推崇，山林诗则受到严厉抨击。唐宋诗之争作为南宋延续下来的诗学话题，也没有产生多少新意，唐诗对宋诗一直占有压倒性的优势。这一时期的诗话，侧重于对诗学常识的总结和普及，也较少批评和论争色彩。

上述情形，在明代中期发生了显著变化。李东阳作为台阁重臣，从调和台阁与山林之争入手，使诗学挣脱理学的束缚，拥有了一片独立的天空。他在《怀麓堂诗话》中，对一些诗坛不良现象进行了批判，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诗学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前七子将唐宋诗之争演绎到极致，高高举起文学复古的大旗，真正揭开了明代诗学论争的序幕。

郭绍虞总结明代文学批评的特征，认为“偏胜，走极端，自以为是，不容异己。因此，盲从、无思想、随声附和、空疏不学，也成为必然的结果”。他的这段话，带有一些印象主义批评的色彩，但也确实尖锐地指出了明代诗学的症结所在。论争是明代诗学的一大特色。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当时诗坛的一些代表人物，如前后七子、公安三袁、竟陵派的钟惺和谭元春等，其创作成就未必能够显著超越同时代的其他优秀作家。他们之所以被尊奉为诗坛的领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旗帜鲜明而又不无偏激的诗学主张。偏激的原因有很多，或者是出于影响的焦虑，或者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理念。

各执一端 壁垒分明

对明代的诗学论争，不能一味地统而论之，而应区别看待。明代的诗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是复古派，二是性灵派。每一阵营当中，又有两类人物：激进派和修正派。例如，前后七子是复古阵营当中的激进派，其中尤以李梦阳、李攀龙这“二李”最为激进。介于前后七子之间的六朝诗派、初唐诗派、唐宋文派等，均可视为复古阵营中的修正派。公安派也欲对复古派进行修正，但它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成为性灵阵营中的激进派，其中犹以袁宏道最为激进。竟陵派则是性灵阵营中的修正派。

前后七子、袁宏道等人大多出身于青年进士阶层，难免会有些心高气傲，年轻气盛。特别是当他们在仕途上受到挫折时，便会更加致力于文学，以此追求人生价值的实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某些早期的激进主义者也会通过自我反思，修正自己诗学观念的偏颇之处。

例如，钱谦益曾经提出王世贞“晚年定论说”，认为王世贞晚年思想较早期有了很大转变。这一转变，在王世贞的弟弟王世懋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王世懋的诗话著作《艺圃撷余》，较之其兄的《艺苑卮言》，持论更加客观。王世懋的思想，也反映出其兄诗学思想的转变。

类似的情形，也曾经发生在袁宏道、袁中道兄弟身上。袁宏道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与张幼于》）类似的言论，在中郎诗文中还有不少。可见，他对自己的矫枉过正之论，是有清醒认识的。在诗歌创作方面，袁宏道也试图向古人学习，可惜他中年去世，志有未酬。袁中道为其兄全集作序时，一方面肯定中郎矫枉之功，同时也强调后人不应“毛举先生少年时二三游戏之语，执为定案”（《中郎先生全集序》）。

明代诗学论争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总结、反思，从论争走向对话的过程。只是，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最终，理性的声音还是被“诗必汉魏盛唐”、“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口号和一片标榜、攻击之声淹没掉了。庆幸的是，诗学的钟摆，也在从复古到性灵这两个极致之间的摇摆中，打破了以往沉闷的局面，增添了新的活力。

全面总结 尊重对话

明末清初，钱谦益在友人程嘉燧的协助下编纂《列朝诗集》，对明代诗学论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钱氏虽有才学，但是他在《列朝诗集》中掺杂了太多感情色彩。例如，出于与钟惺的私人恩怨，钱氏痛诋竟陵派，导致竟陵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声名扫地，从而为明代诗学论争又添上了凌厉的最后一笔。

朱彝尊不满于《列朝诗集》的“巧肆讥弹”，自编《明诗综》，在每位作家小传之后，首先列举众家评语，然后附上表达个人见解的《静志居诗话》。这一体例安排，体现了一种对话意识。

论争与对话，是两种不同的批评方式。论争是要将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对方。对话则是在表达自己观点立场的同时，也能够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论争往往是意气之争，最终沦为独白。只有走向对话，才能真正促进理论的繁荣。

清人对明人的门户之见每多非议，并引以为戒。如袁枚云：“前明门户之习，不止朝廷也，于诗亦然。当其盛时，高、杨、张、徐，各自成家，毫无门户。一传而为七子；再传而为钟、谭，为公安；又再传而为虞山：率皆攻排诋呵，自树一帜，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随园诗话》卷一）

重视读书，重视学问，是清人对话理念的又一体现。清人这方面的言论比比皆是，如黄宗羲云：“多读书，则诗不期工而自工。”（《诗历题辞》）朱彝尊云：“天下岂有舍学言诗之理。”（《楝亭诗序》）王士禛云：“为诗须博取群书，如十三经、廿一史，次及唐宋小说，皆不可不看。”（《燃灯记闻》）就连性灵诗学的倡导者袁枚也不废读书，主张“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随园诗话》卷三）。

与明代诗学相比，清代的诗学园地呈现出一派更加繁荣的景象，不仅结出了叶燮《原诗》这样的诗学硕果，还有神韵、格调、性灵、肌理诸说，如百花齐放，争奇斗妍，实现了创作与理论的双丰收。如果我们将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与明代前后七子的格调论相比较，将袁枚的性灵说与明代公安、竟陵两派的诗学相比较，就会感到明人的偏狭之处。这既与时代先后有关，也与诗学态度有关。清诗的繁荣，建立在对中国古典诗学全面总结的基础之上，同时也离不开对明代诗学论争的深刻反思。

（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多元视角下的明代诗学论争研究”（14YJC751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