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学者王浩在《中国和西方哲学》中曾将鲁迅和王国维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认为“鲁迅和王国维都在文学上有很好的作品，但在形式上甚至内容上，鲁迅更能创新，更能超越自己私人的生活。应该说鲁迅作了更多更久的思想家的工作，是一个广义的哲学家。”[i]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判断。如果我们放宽视野，以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作为打量对象的话，那么可以发现，史铁生和鲁迅一样也作了不少“思想家的工作”，是思想型作家，是“广义的哲学家”，并且两人工作的意义不尽相同。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曾把个人写作的开端形象地描述为用纸笔“碰撞开一条路”。在对个人及其生命世界展开探寻时，史铁生以“回到事情本身”这一现象学的原则为原则，努力回避时代的总体话语，以每个个体的存在——“我”——作为追问的起点，尤其是以他自身的存在作为追问的起点。史铁生的写作，因此带有鲜明的自我审视的气质，几乎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有个人的存在印记。史铁生的作品整体，因此也可以视为一部个人的精神自传。史铁生通过写作所建立的精神世界和他本人的生活世界是同构的，写作，最终成了他的一种存在方式。

史铁生终其一生的写作，核心是为了建立一种适于自身的生命哲学。史铁生的生命哲学，有一个思想基点，那就是“我”与“世界”的现象学。要理解史铁生这一独特的“我”，则有两大根本秘密，即史铁生所说的，残疾与爱情。史铁生的生命哲学，又是基于对人之为人的三大根本困境的应对：“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就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ii]

史铁生所试图建立的生命哲学，是一种勇于直面苦难的生命哲学。就像对于三大根本困境，史铁生强调，这三者对于人，既可能是折磨，又是获得欢乐的机会。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也强调人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爱的形式。比如爱写作。史铁生说，他之所以爱写作，是因为写作能够帮助他把三种根本性的精神困境变成三种获得欢乐的机会。“我一直相信，残疾与写作是天生有缘的。因为，正是生活或生命的困境，使写作行为诞生。写作，说到底，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对生命困境的思索，也是人们在困境中自励并相互携手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人都不是完美的，而残疾，恰恰是对人的残缺的夸张与强调。”[iii]史铁生甚至觉得，“爱和写作是同宗同源的，都是因为有限的束缚和折磨（残疾是它的强调），而要在无限的敞开和沟通中去寻求解救。”[iv]写作之于史铁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生命的必需；正如爱之于他，之于所有人，是生命的必需。

史铁生还进一步认为，要像尼采所说的，要爱命运本身。不仅仅是爱好的命运，而是说对一切命运，都要持爱的态度。强调要爱命运，并不是教人放弃自由意志，不是说人没有自由意志，而是承认人本身是一种有限之在。人要在承认有限、局限的前提下，也只能在这个前提下，去寻求自我超越的路径，活出生命的意义来。寻求自我超越是必要的，但是自我超越最终会面临限度，这也是事实。比方说，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居于无限的位置，因为那是属于神的位置。人所能做的，只是眺望无限，朝着无限而不断努力地自我超越。

只能眺望无限而不断努力地寻找自我超越，最终又不能完全超越有限，既然如此，是否意味着人生是无意义的？并非如此。对于意义本身，史铁生持一种执著的肯定态度。他认为寻求意义的过程就是有意义的，并且意义更多是维系于过程，而不是维系于目的。这个自我超越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人借助无穷过程中无穷的炼狱来无穷地超越自己，人才不至于像鸡像狗像驴生生世世都以一个规定了的角度看世界看自己，永远与世界处于一种僵死而顽固不化的关系中，结果仅仅活成其他动物的食品和工具——为人有这样的幸运和特权而感谢上苍！”[v]史铁生相信一点：作为有限之在，既不屈从于命运，也不怨恨命运，把冷漠的、充满困险的路途走得充满激情，走得有乐趣，既接受宿命又不囿于宿命，存在的意义也就自然而然地生成了。这种“过程哲学”，在他的《我之舞》《我与地坛》《命若琴弦》等作品中皆有体现。在《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一文中，史铁生在开篇就发问道：“凡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人，都要准备好一份回答：你是怎么弄清楚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你是对照了怎么一个意义样本，而后确定生命中是没有它的？或者，您干脆告诉我们，在那个样本中，意义是被怎样描述的？”[vi]他认为，生命到底有没有意义，是一个无须多问的问题。意义，实际上一经提问，一经寻找，就已经有了。需要追问的只是，意义是否会随着个体生命的结束而变得毫无意义。

史铁生看到了人的局限，看到了人这一有限之在和神这一无限之在之间的永恒距离，也看到了人的存在方式是多样的。科学、宗教、艺术、写作、舞蹈、绘画，等等，它们对于存在的表达，对于意义的建构，各有不同的价值。比如说科学与宗教。史铁生认为，“科学之要在于‘识’，其全部心愿都在弄清楚这个世界，把握它，甚至改造它。信仰之要在于‘信’，即认为世界的神秘是人永难知尽的，一代代行走其间，必要有一份可以信赖的引领 。”[vii]人终归是一种有限之在，并不能完全仰仗科学而认识世界，把握世界。因此，史铁生认为，人在求真意志之外，还得有求善意志和求美意志。“人把握不了‘一个客观、绝对的世界’已然确定，我们永远要在一条不完备的路上行走已然确定，因而注定了我们只可据此背景来构筑我们生命的意义。然而，存在的虚无性、生命的荒诞性、道德的相对性并没有被确定，因为在这条有限的人生路上，一种智慧触到了它的边缘、从而听见了无限的神启：要把一条困苦频仍的人生之真路，转变成一条爱愿常存的人生之善路；要把一条无尽无休、颇具荒诞的人生之实路，转变成雄关漫道、可歌可泣的人生之美路。”[viii]这就是说，存在的价值与生命的意义，最终是由美来确认的。最高意义上的存在，是美的存在。

史铁生的生命哲学，以对生命的根本困境的发问作为开端，是基于自身的经验而引发的，最终也指向自身。这种发问的状态，对他来说是无止境的，持续了一生。在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上，史铁生并不强势，从来不打算将自己的见解装扮成具有普适性的、人人都该奉行的主义。比如说，他对爱的肯定，热烈，却不偏执：“爱，必须首先是一种个体信奉，否则会导致思想的捆绑，精神价值一旦公有，结果难免又是专制。”[ix]甚至对待宗教，史铁生也认为个人宗教的意义要大于制度宗教，信仰首先是作为一种生命实践而不是作为制度、仪式而存在的。

如何看待“我”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信仰，如何写作，如何面对生命的困境，如何活出生命的意义来……诸如此类的重要问题，是史铁生反复思考的，也是他在写作中反复打开的。特别是在《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地坛与往事》等作品中，这种因反复而导致的重复甚至有些过度了。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局限，并且是非常大的局限——艺术是忌讳重复而崇尚独创的。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史铁生的这种处理方式，却有其合理之处，也不乏有意为之的成分。史铁生是执著于追问的，并且明确地指出，为了推进这种追问他宁可在艺术的层面有所牺牲。思想的追问，从来就是曲折的，是迂回的，是艰难的。很多时候，只能在反复中一点一点地推进，逐渐深化。不少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的思考，也正是从一个或几个重要的论题出发，持续展开运思，从而形成他们独特的思想架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过程，对于一个扶轮问路的人来说，史铁生恐怕无法走得这么远。史铁生针对种种问题而提出的看法，以哲学史、思想史为视野来进行打量的话，未必是惟一的，也不是最有深度的。在一些具体的论题上，他也受到他人的启发，或是独立地思考，最终却与他人的思想具有“家族相似”的特点。这并未从根本上损伤史铁生作品的魅力。因为这种“家族相似”只是针对部分的论题而言，就整体而论，史铁生的生命哲学是非常独特的。另外，他的所思所想，大多经过他的生命的亲证，与他的存在息息相关。由此，思想脱离了抽象的形态，具备可感知的形象。这个形象又是如此生动，如此具体，可信可亲。史铁生的文字当中，有他这个人的声音与灵魂。只要打开他的书，我们就能看到他依然就在那里，沉思，独语，或是微笑。他灵魂的光芒并未黯淡，他睿智的声音从未消失。

 

节选自《“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结语部分

[i] 王浩：《中国和西方哲学》，收入张光直、王浩等编：《九洲学刊选编》（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7页。

[ii] 史铁生：《自言自语》，《史铁生作品全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5-46页。

[iii] 史铁生：《在残疾人作家联谊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史铁生作品全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iv] 史铁生：《湘月的写作》，《史铁生作品全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

[v] 史铁生：《周忠陵小说集序》，《史铁生作品全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页。

[vi] 史铁生：《人间智慧必在某处汇合》，《史铁生作品全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vii] 史铁生：《看不见而信》，《史铁生作品全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6页。

[viii] 史铁生：《门外有问》，《史铁生作品全编》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9页。

[ix] 史铁生：《给孙立哲（2）》，《史铁生作品全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