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创作是一种燃烧，帕蒂古丽像干将莫邪铸剑一样将自己的灵魂熔冶到创作中，经过灵魂附体般的痛苦，与小说中的几位王族人物灵魂合体，创作了一部反映库洽王200多年风云的《最后的王》。

帕蒂古丽的这种灵魂焚冶式创作，来源于作家生命寻根的文化乡愁：在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聚居的村落生活，每天在维吾尔语、汉语、哈萨克语的包围中转换，在维族父系文化和回族母系文化的拉锯中腾挪。这样的文化成长环境赋予了作家斑驳的文化油彩，带给作家文化身份认同的紧张与焦虑，“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这样亘古的哲学命题在帕蒂古丽这里成为其身份认同、生命确认的现实迫切需要，而实现它的途径就是创作。帕蒂古丽从自我认知开始，描绘了维吾尔族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长卷。

对维吾尔族民族文化的展示与探寻构成一道亮丽风景。库洽王宫的富丽堂皇、节日男女的载歌载舞、王宫婚礼的盛大欢快，从器物层面、风土人情层面到民族性格层面都得到了立体的展示，整部小说充满了独特的民族风情。具有维吾尔语特征的诗化语言，为小说营造了诗意的氛围。帕蒂古丽是一个富有语言天赋的作家，维吾尔语的思维特征与表达习惯的渗入使她的汉语写作更富有个性化特征。“麦王抑制不住得意之色……厚厚的嘴唇像盛满了玫瑰花蜜的小碟子一样，盛满了笑意”，“年轻巴郎子举着长嘴壶，茴香玫瑰花茶像高山上奔泻而下的清泉一样，注入客人们的茶碗里”，这种民族风情，既展示了维吾尔族开朗、乐观、质朴的民族性格，又有一种奇特的诗化的庄严的色彩，这种诗化的庄严的语言既与王的庄严、尊贵相匹配，也使整部小说诗意盎然。

对库洽王族人物命运的绵密细致书写，令人生发出对命运的感喟，构成小说深闳的艺术境界。最后的王族的人生群像，麦王、苏里坦、艾则孜、阿米娜等都栩栩如生，令人印象深刻。小说取名《最后的王》，“最后”耐人寻味，带有历史的悲情余绪，暗含了悲悼的意味，产生苍凉的审美效果。生逢末代王族，这些王族人物都经历了命运的突转与坎坷。顺着人物性格逻辑走，艾则孜本是一个忧郁的富有艺术天分的王子，阿米娜应是一个哀怨、骄纵、享尽荣华富贵的王后，苏里坦是一个有王者气象的王位继承人，但是他们不幸逢到的是“最后”的王族的命运，注定要经受命运的种种拨弄。艾则孜经受牢狱之灾后从一个才华出众的王子变为一个隐姓埋名者，苏里坦在历史与权力意志的翻云覆雨中最终定格为一个仓皇喘息的形象，阿米娜王后一洗铅华，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物，但是一生的浮沉显示的是命运的飘零。“最后”的王族已然成为历史，但个体生命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沉浮却是最打动人心的。

帕蒂古丽呕心沥血的生命寻根之旅，带给我们别样的民族风情，让我们去感受多样的民族文化，感受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与现实，同时也带给我们诗意的审美享受，让我们在绚烂的语言文字中聆听命运的交响。